第三节 “别”：作为事物本体的一种哲学方法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认为哲学的阐释学与其说是方法论问题，不如说是本体论问题，因为“理解活动和解释活动本质上是辩证的”。本体作为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通过认识论建立哲学方法。“新范式”的确立，从来不是指简单意义上的理论、主义、观念、视角等的转换或更新，而是一个“本体论”事件，预示着与旧有结构的断裂，并建立一种新的结构。

别现代主义的提出，其意义不仅是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学术名词，更重要的是从这个名词之中，从区分于“元”与“后”的认识开始到建设体系化实在的最终本性。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开创的“解构主义”，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提出的“后现代状况”与“元话语的终结”思考，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仿真的超级现实主义”，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现代主义永不完成论”，德勒兹（Deleuze）和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后俄狄浦斯”，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文艺理论及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关于“全球化和后现代社会的讨论”等一系列思想支撑后现代主义理论相类似，别现代主义也提出了包括“主义建构观”“切割理论”“跨越式停顿”“社会发展四阶段理论”“中西马我格局”“时间空间化哲学”“生命股权”等一系列具体哲学概念作为支撑，使之理论认知逐步体系化，成为构成“别现代主义”的哲学本质。这些概念并非完全形而上学的经验论，而是基于科学判断下的对别现代主义的支撑和建构，比如“时间的空间化”哲学。别现代由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导致时代的空间交错和交织化。在这个空间形式中，现代与前现代的天然对立、现代与后现代的相互矛盾、后现代与前现代的文化隔膜，都被黏合在了一起，因而会在某个历史时期多元并置、和谐共处，但又会在某个历史时期出现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会同时出现和谐共谋与矛盾冲突交织的状态，但最终别现代的混容现象会被自身的变革力量所打破、所超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是一个社会发展概念，不同的时间在同一个空间出现，并非完全抽象的形而上学，这本是现实的镜像。我们生活的可视世界，本质就是一个“时间空间化”的真实存在，我们看到的太阳光来自8分钟以前，我们能在地球上仰望到夜晚的星空，在茫茫宇宙之中，天体之间的距离都是以光年计算的，离我们比较近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到地球也大约有4.3光年，更远的恒星甚至超过几十亿光年，实际上或许早已不复存在，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曾经存在的幻象。因而作为客体对象，视域中的宇宙世界本来就是自然的“时间空间化”状态，只不过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作为人类心理的社会时间存在，与自然界的“时间空间化”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定差异。

就此而言，对“别”的认识也就不妨在“别现代”理论哲学思想创构的同时，加大力度朝着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的方向发展。“别”可以从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二分中获得一定的启发。依鲍曼之见，我们很难以立法者的姿态去垄断性地塑造和控制某一社会的世界观，从而跻身于知识界，倒是有可能以阐释者的身份从事一项“有教养的交谈活动”，既而赢得认可。别现代因此有必要放弃立法者身份而认同阐释者身份。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从现实中，从理论上，从思维方式上，别现代都在做着发现“别”，建构“别”的工作。别是一种思想、一种方式、一种主义，它是由现实的发展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差别不仅是哲学认识论，而且还是哲学价值论。正因为认识到差别的重要性，才要努力寻求差异性和保持差异性，并在差异中确立自己，在差异中保持特色。差异的主体性价值在于，即使是在高度认同的领域，“别”作为认知是求异性思想的产物，是中国本土话语寻求思想市场的建立。在别现代理论体系中，跨越式停顿、时间空间化等所倡导的话语创新理念契合了21世纪本土话语再造所强调的独立性、原创性和主体性原则，唤醒了中国学者对本土话语再造的关注、重视和认同。

因而以“元理论”“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元”与“后”文化，作为西方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体系，不应当受到中国思想领域的拒绝与对立，但是把中国现实完全置于“元”与“后”的西方本体论语境中非此即彼地加以阐释，同样是不得要领的。自古以来，中国信仰价值体系就不是西方一神教的二元对立思维，而是儒释道的并存与融合，三教既是独立的信仰主体，又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国传统文化。学者张汝伦认为，中国近代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有三大弊病，即从外表、边缘、实用方面去研究西方哲学。这三大弊病今天依然存在。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真理之所以是真理，就因为它是有条件的，真理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成为真理，超条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来只是主观的妄想。“别”是和一定的思维方式相联系的，是基于中国社会形态中处境和生存体验相联系来认知的，是这个社会背景中生成的文化产物，因此，我们要避免陷入西方价值和西方立场的预设。正如“价值和价值的具体形态是不一样的，普世价值是一元的，而具体国家的文化价值表现却是多元的。这就显示出对价值立场的具体形态进行细致区分的重要性”。

基于此，别现代主义打开了一个具有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别”认知体系，实现了对事物从认知到本体价值的转换。从“别”的角度来认识客体对象，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事物本质中的“别真相”或“后真相”，“别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别理论”或“后理论”。正如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After Theory, 2003）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使得人们认为在“后理论时代”，理论已经衰落甚至死亡。但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相比于西方理论与主义的滥觞，中国美学界迫切需要适应中国国情的原创理论，一种区别于西方，真正根植于中国实际而产生的“别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别现代主义不仅重要，也开拓了一个基于“别”的，在西方“元”与“后”之间的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