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奉与汤奏文治和武功

和严氏兄弟（严大位、严大育）、王氏兄弟（王德、王仁）一样，汤氏兄弟——汤奉、汤奏也是以儒为业的，但又与二严、二王功名仅止于生员不同，二汤却进而谋得一官半职，汤奉任广东高要县知县，汤奏在贵州镇远府做镇台，成为封建王朝的文官和武将。因此，从他们的言谈活动中，读者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封建政权所谓文治和武功的真相。

汤奉与汤奏是南直隶仪征（今江苏仪征）人。在小说中，他们不同于二严与二王脚跟脚地联台演出，而是汤奉先行上场，隔了几近四十年后汤奏方行出场。

汤奉的故事，见于小说4、5、6、42、44、56诸回。他大约是由“两榜”出身而任知县的。小说中虽然没有明写其为举人、进士，却明白地交代他是范进乡试时的“房师”。一般说来，乡、会试阅卷的房官大都由进士出身的官员充任。而汤奉也正由于是范进的“房师”，又是举人出身、任过知县的张师陆祖父的“门生”，才得以由范、张罗络牵引而在小说中露面。

前此，作者已在“楔子”中写过一个知县时仁，正文中也出现过一个知县张师陆。但二者相距已一百二十余年，而张师陆只是以退职知县身份出现在小说中的，因此，“汤父母”可算得上是《儒林外史》中第一个出台的知县大人了。他的活动，也就反映了作者生活时代的封建衙门的“政绩”。正因为汤奉是在职的“父母”，有职有权，因而一般士子都趋之若鹜，甚至卸职的知县张师陆也要约同新中的范举人不辞舟车之劳，风尘仆仆投奔而来：既借其名，范“太夫人墓志，就要借汤公的官衔名字”；又图其利，“或可秋风一二”。

高要县确实“地方肥美”，钱粮耗羡，各种捐税名目繁多。前任父母潘知县，每年俸外收入“实有万金”。汤奉接任之后则“不过八千金”。对比之下，可见汤知县虽亦贪财，但较之潘知县却远远不及，也就是说在刻剥小民方面，“汤父母”不像“潘父母”那样搜刮净尽。汤知县这样作为是能得到封建朝廷的包容的。康熙皇帝就曾说：“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故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察于细故也。人当作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版，从者数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从来耶？”（《东华录》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汤奉颇懂得个中三昧，因而他虽敛财，但不过甚。起初他之所以回避严贡生，无疑是深知严大位剥削手段过于苛刻，有玷官箴，如一仍其旧，就有可能像“潘父母”那样不为朝廷所容而丢官。此非“汤父母”不爱财，而是为了仕途顺利不得不稍有“节制”。

“汤父母”在解决民事纠纷时，也能不一味偏袒乡绅。这在他处置贡生严大位与乡邻王小二、黄梦统的纠葛中，在判断严府“家务事”中都可以看出，他尚能为小民、为弱者作主，未若小说中后来写到的德清县知县、江都县知县庇护盐典大户、作践小民乃至斯文那么恶劣。

汤奉不仅对把持地方、为霸乡里的严乡绅十分不满，对游走四方、到处秋风的张乡绅也不无厌恶。前者，作者明白写出；后者，也于紧要处点明。而受到“游客”的唆使以至陷于前后失据的尴尬境遇，则是通过叙写一场官事表露出来的，这就是处置送牛肉的回民老师夫一事。

当时朝廷有旨“禁宰耕牛”。但如果“断尽了”，回民老师夫“就没有饭吃”，因而公推出一个老师夫，备了五十斤牛肉送给汤知县，求他“瞒上不瞒下”，“略松宽些”。汤父母在宴席上就与“做过官的”张师陆商量如何处置此事。张师陆则借机显示“才干”，先是冠冕堂皇地说了一番“只知有皇上，那知有教亲”的大道理；后又用“雪夜访普”的故事来恐吓汤奉，再进一步诱之以名利，劝说“就在这事上出个大名”，而出了名“升迁就在指日”。汤奉终于心动，按照他的主意将回民老师夫“重责三十板”，用“一面大枷”枷了老师夫，五十斤牛肉堆在枷上，“将脸和颈子箍的紧紧的”，不过三日就枷死了。这就激起回民公愤，“闹到县前来”。汤奉在张师陆唆使之下，名利欲望遮蔽了他的耳目聪明，乃有此不智之举，终于陷入被动。

当众回民“将县衙门围的水泄不通，口口声声只要揪出张静斋来打死”时，汤奉并未将张师陆推出来做替罪羊，而是设法“先把张世兄弄出去”；事后按察司责问时，也未诿过他人，而是承认“这事是卑职不是”。在尔虞我诈、倾轧陷害的封建官场中，汤奉如此表现也算是难得的了。当然，这只是汤奉对待“同僚”的态度，对待闹事的回民则是另一副面孔。闹事之际，“学师、典史俱出来安民”，当时，“说了许多好话”，“众回子渐渐的散了”，他却“把这情由，细细写了个禀帖，禀知按察司”，尔后又请求按察司将“这几个为头的人”发到县里来由他“发落”，赏他“一个脸面”。按察司居然也允其所请，五个为首者被“问成奸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汤父母“大摇大摆出堂，将回子发落了”。至此，我们方明白，起先他庇护任过一任知县的张师陆，尔后按察司又庇护他，这只不过是封建政权官官相护的表现罢了。

虽然作者对张师陆的厌恶更在对汤奉的不满之上，但张只是退职知县，而汤却是现任“父母”；张出谋划策，付诸实行的却是汤奉，因此汤奉亦非善类。尽管在“牧民”的封建官员中，汤奉不算最为歹毒，但百姓为求生存也要付出沉痛代价。小说写此一“汤父母”，也就写出了天下“父母官”。

汤奏出场时，乃兄汤奉“已是告老在家里”。如果说，汤奉的故事反映了“文治”，那么汤奏的故事就反映了“武功”；如果说汤奉的故事表现了封建官僚的官官相护，那么汤奏的故事则表现了封建官场的相互掣肘。

吴敬梓在刻画汤奏时，迅即将他推向矛盾的漩涡中心，一出场就与镇远府太守雷骥为处置“苗子”一事发生龃龉，开门见山地点出文官武将的意见分歧。此事原有所本，据有关资料可知，汤奉、汤奏故事取材于仪征杨谦、杨凯的事迹，作者与杨凯（号江亭）还颇有往还。杨凯任武职时，确与当地文官铁显祖不和，在雍正六年二人被“俱行解任”（见乾隆《永顺府志》）。可知《儒林外史》中汤奏的故事，确实反映了当时现实。但是，作者并不是简单机械地复述现实，而是通过艺术地反映这一文武不和的事件，进一步对当时的封建政治作了抨击。当时“金狗洞苗子别庄燕”捉去了生员冯君瑞，要五百两银子赎身价。雷太守请汤镇台“议议这件事该怎么一个办法”。汤奏认为此事“关系朝廷体统”，主张“把逆苗尽行剿灭”；雷太守却不主张“兴师动众”。两人因此“说戗了”，乃禀知总督请示如何处置。一开始，长官司田德的禀帖说：“生员冯君瑞被金狗洞苗子别庄燕捉去，不肯放还，若是要他放还，须送他五百两银子，做赎身的身价。”这份禀报，原就含混不清，没有说明事件的原委、性质；太守雷骥本是“老科目”出身，精通公事，收到这样糊涂禀报，并未做深入了解，就请汤镇台“议议”，而汤镇台更是只知“朝廷体统”，不问青红皂白地主张武力进剿。但从此后所叙写的情节来看，别庄燕与冯君瑞只是“翁婿两个”，汤奏率兵进剿时，他们正在“鸣锣击鼓，演唱苗戏”，“饮酒作乐过年”，丝毫没有“起衅”的现象。相反，倒隐约透露出这只不过是汉人与苗民联姻问题。对于此种事件，地方官出面干涉已属多事，更遑论“兴师动众”大动干戈。从长官司田德到太守雷骥不弄清事件性质，显然是颟顸糊涂，而镇台汤奏又固执己见，坚持武力进剿，更是刚愎自用。不过，作者讥讽的矛头并未停止于雷太守和汤镇台，而是讥刺到更在渠辈之上的总督乃至朝廷。汤镇台出兵是总督批准的，要他“带领兵马，剿灭逆苗，以彰法纪”；及至拿到“贼头”，杀了“苗子”，应该说是维护了“法纪”，有助于朝廷，但上谕却说他“率意轻进，靡费钱粮，着降三级调用”，这又暴露了朝廷的昏聩不明。

吴敬梓笔下的汤奏，虽有其忠心王事的一面，但是他在雷太守提出不同处置的办法以后，未能细心推察其中必另有原委，未免暴露了他的心浮气粗、刚愎自用的性格。及至总督同意所请，令他“带领兵马，剿灭逆苗”之后，他又不讲清缘故，把“府里兵房书办”“关在书房里”，拿出五十两银子，请他在行文时将“带领兵马”改动一字写作“多带兵马”。所行所为不免突兀，不类身为武将镇台大人所为。这不仅令书办“吓了一跳”，连读者乍闻之下也感到愕然，而作者讥讽之意也就十分显然。

不过，在他气浮心粗的性格中又同时透露出他的豁达大度。在如何处理别庄燕事件中，雷骥这位进士出身的“老科目”对汤奏已心怀芥蒂，然而汤却对雷骥并无戒心，当雷太守向他询问别庄燕、冯君瑞下落时，他虽然交代不出，却未曾推脱责任，也未曾迁怒于人。卸职以后，角巾私第，又从不言及自己功劳，当余特向他谈起这段经历时，他只淡淡地回答道：“这是事势相逼，不得不耳。至今想来究竟是意气用事，并不曾报效得朝廷，倒惹得同官心中不快活，却也悔之无及。”可见他也显然知道为“老科目”雷骥所算计，但毫无怨愤，心绪十分平和，确实难得。正因为此，他方能在一定程度上去实践礼乐兵农的理想。

作者是在汤奏故事中，借臧岐与汤奏某些行事透露了自己所倡导的礼乐兵农理想的破灭。

臧岐，在前此情节中未曾见其出场，可算是一个小人物。他是由很少为人作荐的杜少卿郑重其事地推荐给汤奏的，并颇多揄扬之词，说“贵州的山僻小路他都认得，其人颇可以供使令”等等。而从臧岐在汤奏进剿“苗酋”别庄燕过程中的表现来看，引路、探敌、出谋，无一不能，颇著功绩，实在是一个懂得军事的人才。他的出场活动，无疑是在表明先前杜少卿等人于南京大祭泰伯祠、倡导礼乐兵农、养育人才、有助政教之举，也并非全无收获，至少也曾成就了一些人才。

但是，尽管有臧岐这样的人才，尽管汤镇台亦能任用这样的人才，然而，诚如第44回回目所显示的“汤总镇成功归故乡”，他们在军事上“成功”了，但仍被投闲置散，无可奈何地回“归故乡”。这表明礼乐兵农的理想，并未得到朝廷的重视和支持而破灭（其实，这一理想本身也迂阔无当，并不切合实际）。汤奏在家居无事之际，也偶而来到南京，“会会诸位高贤”。这几位“高贤”即是倡导礼乐兵农的虞育德、杜少卿、庄绍光等人。而从作品的情节发展来看，汤奏与萧云仙则可说是礼乐兵农的实践者。倡导者与实践者的“会会”，显然是作者的精心安排。至于汤奏最后出场的一幕，则是庄绍光建议举行的登高会，大家又借此会奉饯虞育德远行。主人庄濯江首先说：“各位老先生当今山斗，今日惠顾茅斋，想五百里内贤人聚矣。”此言显有回顾祭祀泰伯祠盛举之意。泰伯建吴，都城苏州。主祭泰伯祠者为苏州府属常熟人虞育德，在座者除萧云仙为四川成都人外，都为“五百里内”之“贤人”。虞育德借座上饮用天都名茶发挥道：“二位老先生当年在军中，想不见此物。”显然是借萧、汤二人平生回溯礼乐之事。言者似为不经意闲谈，却实为作者所刻意经营，从今以后，主祭虞育德离开南京远赴浙江，借用杜少卿的话来说，在座的“高贤”也“从今无所依归矣”，礼乐兵农的倡导者、实践者从此风流云散，人各一方，汤奏的故事虽就此结束，却引发了读者对作者礼乐兵农理想终于破灭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