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上）
在今天，谈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只是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及如何让这种谈论成为可能。在某些方面，今天要容易得多：我们现在再一次可以自由地谈论如此之多的事情——那些与人类存在的意义、价值以及人的尊严有内在联系的事情。然而，在其他方面，我们很难谈论意义、价值和尊严。我们必须问自己：今天还能如此轻易地使用这些词吗？这些词的真正含义难道没有受到质疑吗？近年来，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太多的负面宣传对它们想要表达的或曾经想要表达的一切进行抨击吗？
实际上，最近几年的宣传反对任何意义，反对存在本身的价值，因为存在本身已经受到了质疑！事实上，这些宣传试图证明人的生命是无价值的。
自康德以来，欧洲思想成功且清晰地陈述了人类的真正尊严：康德本人在他的绝对命令[1]的第二条表述中说，万物皆有价值，但人还有尊严——人永远不应该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在近几十年的经济体系中，欧洲的大多数劳动者已经变成一种手段，变为单纯的经济生活工具。工作不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也不再是生活的手段，甚至不再是为了获得食物的手段，而是一个人和他的生命、他的活力以及他“作为人的力量”，工作变成了一种目的。
接着，战争爆发了。在这场战争中，这个人和他的生命甚至成了死亡的手段。然后是纳粹集中营。在集中营里，即使是那些被认为只配得上死罪的人，也被充分利用到了绝对的极限。生命是多么地被贬低，人类是多么地被贬低啊！为了便于我们做出判断，请试着想象一下，一个国家打算以某种方式利用所有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利用他们的劳动力，让他们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许是因为考虑到，这比立即杀死这些囚犯，甚至喂养他们一辈子更明智。在纳粹集中营里，我们不是经常被告知，我们“不配喝汤”吗？这种汤是作为一天中唯一的一餐分发给我们的，而我们必须付出辛勤的劳动换取它。我们甚至还要在不值得被可怜的同时，被迫做出优雅的姿势，接受这个不应得的“礼物”：当汤被分发到每个人的手中时，每个“犯人”必须脱帽致敬。就像我们的生命根本不值一碗汤一样，我们的死也不值一颗子弹，只要一些齐克隆B（Zyklon B）就可以了[2]。
最后，是在精神病院。在这里，很明显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不再具有“生产性”，那么即使只是以最悲惨的方式活着，他也会被宣布为“不配活着”。
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在那时，即使是谬论也在被传播。这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在人们的生活态度中，几乎没有任何相信意义的可能性。我们生活在一个典型的战后时期。虽然我在这里用的是一个新闻术语，但当今普通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被最准确地描述为“精神被轰炸了”。这本身已足够糟糕，更糟糕的是，我们同时在被压倒性地支配着，与此同时，我们会感觉自己依旧生活在战前时期。原子弹的出现加剧了全球范围内对灾难的恐惧，一种世界末日的情绪占据了即将结束的第二个千年。我们已经从历史中知道了这种世界末日的情绪，它存在于第一个千年的开始和结尾。众所周知，20世纪有一种“世纪末日”的感觉，这并不是唯一的失败主义，所有这些情绪的根源在于宿命论。
然而，有了这种宿命论，我们就无法进行精神重构，因此我们必须暂时克服它。但是在这样做时，我们必须牢记一件事：今天，我们不能乐观地把近些年的变化所带来的一切都交给历史。我们变得悲观，变得不再相信进步本身，不再相信人类的高级进化可以自动成功。盲目信仰自动进步已经成为今天那些自鸣得意的自大分子的问题——这种信仰是反动的。今天，我们知道人类能做什么。如果人们在过去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和现在对周围世界的感知之间，存在根本上的心理差异，那么对这种差异的最好解释如下：在过去，激进主义一直与乐观主义相结合；而现在，激进主义需要悲观主义。因为今天，每一次冲动的行为都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产生：没有任何形式的进步是我们可以信赖的。今天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决定了什么是“进步”以及“进步”的程度。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识到，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可能取得内心的进步，而大众的进步最多由技术的进步组成，只有我们生活在技术时代，这种“大众的进步”才会令我们印象深刻。
我们现在的行为只能来自我们的悲观主义，我们仍然只能从怀疑的角度把握生活中的机会，而以前的乐观主义只会使我们陷入自满并引发宿命论，尽管会陷入一种乐观的宿命论。但是，请给我一个清醒的行动主义，而不是玫瑰色的宿命论！
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念应该有多么坚定，才能不被这种怀疑和悲观粉碎。如果这种信念能够接受和承受这种怀疑与悲观，我们又该如何无条件地相信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呢？此时此刻，当我们只能将信念诉诸理想主义或热情时，却发现所有的理想主义都已如此令人失望，所有的热情都已被滥用。最有可能找到理想主义和热情的是年轻一代，但是现在这一代人，今天的年轻人已不再有任何榜样。这一代人不得不经历太多的外部的动荡，而动荡的后果则是内部的崩溃。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我们不能如此理所当然地指望他们保持理想主义和热情。
几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所有的方案、口号和原则都完全丧失了信誉。任何事物都无法生存，因此，当代哲学认为世界是没有实体的，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通过这种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通过“新客观主义”的清醒性，我们发现目标已不再是“新的”，而是变老了，我们必须为新的人性而奋斗。过去这些年的所见所闻无疑使我们不再抱有幻想，但它们也向我们表明，对人类而言，什么仍然有效，它们告诉我们，一切取决于个人。毕竟，一切过后剩下的是人，其他的一切无论是金钱，健康还是社会关系，都已化为虚无！人类不仅在最近的、过去的肮脏中生存了下来，也被留在了纳粹集中营的经历中。（例如，在巴伐利亚的某个地方，一位营长偷偷地用自己口袋里的钱，到附近集镇的梅西街为“他的”俘虏买药；而在同一个集中营里，集中营的长者自己也是一名囚犯，他却用最骇人听闻的方式虐待集中营里的其他囚犯。这一切都取决于个人！）
剩下的只有人——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在那些年里，他几乎失去了一切：金钱、权力、名望；生活、健康、幸福；虚荣、野心、人际关系；等等。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问题。所有不必要的东西都被烧焦了，所有不必要的东西都化为了灰烬。归根到底，人还是他原来的样子：只是群众中的一员，因此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是一个无名氏，是一个无名的东西，这个“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囚犯编号。否则，他就会成为他本质上的自我。所以到最后，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做决定呢？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因为“存在”（人类的赤裸归咎于此），只不过是一种决定。
然而，帮助人类做出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是他人的存在，特别是榜样的存在。这比任何谈话或写作都更有成效。因为存在总是比语言更重要。我们有必要扪心自问，“他人的存在”这一事实是否比写书或做讲座重要得多？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存在行为中实现这些内容，实现的方法也更有效。
当然，那些能够只因存在而起作用的模范人物是极少数的。我们的悲观主义知道这一点，但这正是激进主义与悲观主义同时存在的很重要的原因：这恰恰构成了少数人巨大的责任。一个古老的神话告诉我们，世界的存在只建立在36个人真实存在的基础上。只有36个！虽然是极少数人，但他们确保了整个世界道德规范的存在。这个故事还在继续：一旦这些个体中的一个被识别出来，可以说，在被周围环境和人类同胞注意到之前，他就被“孤立”了，然后马上就“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这样表达，我们就不会存在理解偏差：一旦注意到榜样中有任何教育倾向，我们就会开始感到愤恨，因为人类不喜欢像孩子一样被教导。
这一切证明了什么？过去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两个问题让我们确定了两件事：第一，一切都取决于个人，不管他有多少志同道合的同伴；第二，一切都取决于每个人是否用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语），创造性地使生命的意义在他自己的存在中成为现实。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近代的消极宣传，即反对“无意义”的宣传，我们希望新的宣传方式必须首先是充分表达个人观点的，其次是积极的。只有这样，它带来的整体影响才是积极的。
我们最初的问题是：在哪种意义或精神层面上，一个人现在仍然能够成为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倡导者。但是，当我们谈到存在的意义时，存在的意义便受到了质疑；一旦我们明确地问起它，不知为何，它就已经被怀疑了。对人类存在意义的怀疑很容易导致绝望。在决定自杀时，人们就会产生这种绝望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