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率

很多人认为，机器人和AI时代必然是低通胀甚至通缩（即价格下跌）的时代。我真希望自己有他们这样的信心。实际上，这种看法太过简单。诚然，如果收入分配的转变导致出现总需求低于总供给的趋势，并且上述潜在的补偿因素不够强大，那么结果将会出现人力和资本（包括机器人）双双失业的趋势。这会带来价格下行压力，使得通胀率低于本来应有的水平。因此，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机器人时代将是低通胀甚至通缩的时代。

但这里有三个重要的“如果”：

●如果机器人和AI革命出现，它是否会对收入分配产生显著影响？

●如果确实会，它是否会导致需求不足的趋势出现？

●如果出现这种趋势，包括政策响应在内的补偿因素是否不够充分？

不过应该承认的是，引入机器人和AI的初始效应是降低价格。毕竟，应用机器人和AI的目的是降低成本，主要方法是节省人力，这些人力或者被释放到了劳动力市场，或者一开始就没有被吸纳进来。

这反映了全球化的到来和中国作为生产大国的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这对价格水平施加了下行冲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施加了一系列滚动下行冲击，从而有助于压低通胀率。

但是，就像全球化和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影响一样，这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效应——尽管过渡期相当漫长。另外，正如我在《通胀之死》一书中所论证的，最终，通胀率将是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结果。如果当局不想看到价格持续下跌的局面，甚至不希望看到通胀非常低的状况，并且已准备好采取足够强硬的措施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将不会出现价格下跌或通胀非常低的局面。这对以下两种情况都适用，一是应用机器人和AI所释放出的任何价格通缩趋势，二是全球化和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机器人时代，针对高通胀、低通胀或任何特定的通胀率，货币当局以及他们背后的民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做出更好的选择。

也就是说，随着全球化和中国的崛起，AI革命可能会影响通货膨胀的表现方式，尤其是通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25年中，除了全球化和中国崛起对价格水平的直接影响，数字革命也带来了全新的微观经济现实，理论经济学一直在奋力理解并融入这种经济工作方式的模型。

自远古时代以来，短缺始终是我们生活中持久不变的特征——食物和住所短缺、土地短缺、工具短缺，一切都短缺。事实上，整个经济学就是作为对短缺的回应而成长起来的。作为一种方法，经济学通过研究如何管理和应对各种各样的短缺来获得最佳结果。而且，经济学的概念语言也由持续的短缺压力所主导。以“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这个概念为例，做某事（任何事情）的机会成本就是你放弃的本可以用金钱/时间/注意力参与去做的任何其他事，或者你所选择的投入到选定的事情、服务或时间上的任何事。

然而，信息技术（IT）/数字革命极大地扩展了那些不遵循一般短缺规律的事物（或更常见的非事物）的范围。任何可以数字化的东西（如信息、数据或知识）都不会因更广泛地共享而减少。用于描述这种特性的术语是“非竞争性”（non-rival）。此外，在数字世界中，网络效应无处不在。增加网络成员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但它对网络上的所有其他成员都有益处。

经济学已经发展到分析一个商品由原子构成的世界。但由比特/位（bits）组成的事物呈现出四个明显不同的特征：

●它们可以被完美复制。

●额外的单元可以以（几乎）零边际成本“生产”。

●它们可即时传播。

●它们可以以（几乎）零边际成本传播。

AI革命将拓展并强化经济中表现出这些特征的各个方面。当然，短缺依然存在：土地短缺、与之相关的位置短缺，以及粮食和其他物质商品的短缺。人类仍然受限于时间。但相对于由物质、限制、短缺定义的世界，在规模和范围上，数字化、网络化、丰富充裕的世界将不断扩大。

这将影响成本的整体表现。在由物质组成、由短缺定义的世界中，这些成本将继续上升。但在数字化、网络化的世界里，随着产出上升，平均成本下降，边际成本不会上升，甚至可能会下降。

经济的这两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影响相对收入份额、利润率和宏观经济表现。一种潜在的负面后果是，成本曲线下降往往有利于垄断和/或寡头垄断的发展，并强化“先发优势”。这种影响在信息技术行业体现得最为明显。互联网催生出了大量利润丰厚、影响力巨大的企业，而其雇用的劳动力却少得惊人（我将在第6章探讨这些问题）。

但有一个较为有利的影响——在较高的经济活动率和较低的失业率下，通胀将继续保持稳定［在经济学术语中，这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a flattening of the Phillips Curve），该曲线描绘了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