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变迁对家庭养老的冲击

随着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和婴儿死亡率持续、快速下降，人均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迅速上升，人口老龄化水平快速提高。老年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养老相关的问题也成为关注的热点。有学者指出，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的变化对社会结构有很多影响，包括对家庭、健康和社会服务、长期照料、养老金和退休制度、政治历程、休闲服务、住房等的影响（N.R.霍曼、H.A.基亚克，1988），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也面临新的变化。

1.家庭结构变化

城乡家庭结构发生变化，表现为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从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原始数据来看，三代家庭户是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方式，且随着年龄增大，这一比例倾向于不断提高（杜鹏，1999）。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三代家庭户有所增加，而两代核心家庭户的比例则下降较多（曾毅、王正联，2004）。对比2000年及以前的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到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和代际结构的简单化。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2010年6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达到1.78亿人，全国有1.2亿个家庭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全国家庭户的30.6%，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家庭人口构成的新格局。特别是，在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的家庭中，32.6%的家庭只有一个老年人和一对老年夫妇（张丽萍，2012）。人口结构与家庭结构的剧烈变化给传统的家庭养老和居家养老模式带来挑战。

2.居住方式变化

老年人口居住方式的变化对代际关系、照料方式都会产生很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发现，中国城市老年人愿意让已婚的子女单独住，只有当老年人不能自理时，他们才住到一起（Davis-Friedmann，1991）。从居住方式来看，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住房条件的改善，与以往传统大家庭居住形式不同，目前中国城乡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已经呈现多样化特征，老年人口与子女不同住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在不断缩小。老年人口家庭规模日益缩小，老年空巢家庭比例在城市有大幅提高，农村的独居老人家庭比例也在持续上升（张丽萍，2012）。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老人与子女同住的变动是以子女的发展需求为中心，尽管农村社会受现代观念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劳动力外流使传统观念逐渐淡薄，导致越来越多的老人与子女不同住，从而使老人独居比例增高（王萍、李树茁，2007）。

3.家庭关系变化

养老抚幼作为家庭的基本功能，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家庭是承担养老责任的场所，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传统的伦理文化中子女具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是一种“反哺模式”（费孝通，1983），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口比例日益提高，而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导致越来越多的“四二一”家庭出现，给家庭养老带来极大的挑战。中国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变迁是父母威权的衰落，具体表现在父母控制子女的能力大大降低，但在孝道伦理仍旧获得道德上的认可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中，正是父母与子女两代人在家庭生活中的合作与协调，使得家庭养老制度得以维持（陈皆明，1998）。通过抚养期的亲代抚养、独立期亲子间的双向即时交换、赡养期的子代赡养，独立期亲代与子代的代际交换所构筑的代际关系，取代了抚养期亲代所投入的经济资源，成为当前影响子代赡养行为的关键因素；同时，经济资源对赡养行为的约束作用与日俱增，而社会规范资源对赡养行为的影响力正日渐减小，法律资源对子代赡养行为的约束作用则微乎其微（余梅玲，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