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代际关系和家庭养老之间的关系

现代中国家庭内部的权威结构以及亲子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看起来已经开始向西方家庭模式演变。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老年父母和他们的成年子女的关系仍旧十分密切，如果父母愿意或需要，他们仍旧可以求助于子女以保证晚年的生活安定。而成年子女（包括女儿）也愿意在经济、服务和感情等各个方面帮助自己的父母，使他们有安定的晚年，即使这种帮助并不能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回报。那么，在中国特有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条件下，中国家庭养老的微观基础是什么？

首先，有必要在概念层次上区分养老和代际关系。代际的养老（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表现为一种社会行为，一种社会资源在代际的流动，而且其最终目的是为长辈提供正常的日常生活所需的帮助。由于代际养老主要表现为由成年子女到老年父母的资源转移（包括物质、服务和感情上的呵护），养老行为的实现取决于代际关系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养老和老龄化研究的文献中，养老可以被理解为亲子关系的一项功能性内容（functional content），而反过来亲子关系也可以概念化为养老行动的结构性条件（Antonucci， 1990； House ＆ Kahn， 1985）。

作为社会关系的代际关系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我们应该区分青壮年父母和幼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与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的亲子关系。当子女年幼时，父母扮演着抚养者的角色。当父母年老需要帮助、其子女也已经长大成人时，子女开始扮演抚养者的角色。从亲子关系角度讲，在子女年幼时父母在维持亲子关系中扮演关键角色；而当父母年老时，子女开始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由于亲子关系的长期性，父母年老时与其子女的关系的密切与否往往取决于早期父母扮演抚养者时的投入程度（陈皆明，1998）。换言之，只有当父母在子女年幼时为之做出大量的付出，他们才有可能在年老时继续保持与子女的稳固的联系，从而进一步获得子女的回报。这样，在一个家庭循环中（family cycle），亲子之间的依赖性在不断变化：从子辈对父辈的依赖转为父辈对子辈的依赖。

其次，虽然亲子关系是在家庭单位内部形成的，但是它们可以在子女成年之后存在于父母家庭之外（Hajnal，1982）。无论家庭基本模式是大家庭还是小家庭，子女在建立自己的核心家庭的同时也承认与父母家庭的社会联系。然而，成年子女与父母的社会联系的重要性在各个社会中是不同的（Goode， 1963； Macfarlane， 1986）。如果在一种家庭体系中，家庭的权利和责任仅限于核心家庭内部的成员（见 Simmel， 1922/1955： 140-143），那么子女成年离开父母家庭后，与其父母的关系则没有很强的约束力。反之，在另外一种家庭体系中，如果父辈期待自己在老年时得到子女的帮助，也就是说他们希冀自己在年老时与子女的亲子关系仍旧具有强有力的相互帮助的约束力，那他们必须从一开始就与子女建立一种永久性的附带各种权利和责任的亲子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子女成年后，无论是否离开父母家庭，父母子女双方均会承认其之间关系的永久性。

再者，作为一种感情性社会关系（Emotive relationship）（Weber，1978），父母一方面出于“养儿防老”的考虑希望强化与其子女的关系，另一方面又需要淡化亲子关系中的利益因素以保证其长久性。任何一种亲密人际关系的维持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感性因素（Simmel，1922/1955），作为一种长期性的人际关系，亲子关系的维持需要巨大的感情投入，这就要求父母淡化或掩盖亲子关系中的工具性。换言之，为了亲子关系的稳定和长久，父母必须给亲子关系加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经济利益和感情投入的高度一致性，父母才有可能在子女年幼时为之做出巨大的付出及牺牲。

因此，家庭养老过程中的资源转移，即资源从成年子女到老年父母的转移，不能由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quid pro quo）所解释。在中国社会，养老行为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同时也被视为一种道德行为。老年人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往往也是最缺乏回报能力的时候。在现代中国，许多老年父母在子女成年后继续为其提供帮助的行为可以理解为他们维护与子女关系的持久性的一种努力。虽然从广义上讲，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的互动可以理解为社会交换，但亲子之间在某一时段的资源的交换显然不能用精打细算的市场交换理论来理解。对于绝大部分老年父母来讲，互助以及给子女灌输一种道德责任感是保证亲子关系长期性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