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祸
十二月十九日的夜晚，上床前，我步出屋外，去看看天色判断会不会下雨。高原上的许多农民，我相信，此刻也在仰望苍穹。在幸运的年份，有时圣诞节前后会下一场大雨。这对小咖啡果来说，至关紧要。它们是在十月的小雨季中开花而后结实的。今晚没有下雨的兆头，天空晴朗，繁星灿烂，静谧壮美。
赤道的星空远比北欧丰富多彩，你能见到的星多，夜间你出来得也更勤。在北欧，冬夜太冷，你无从赏心悦目地凝望星空；夏天呢？夜空疏朗，如野紫罗兰那般暗淡，你又很难细细鉴赏繁星。
赤道之夜具有罗马天主教堂与北欧耶稣教堂对比之下的某些特征，使你产生一种忙碌感。这就像在一间大厅里，人们进进出出，种种事务在运转。在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中午的太阳热死人，夜间才是旅行、冒险的好时光。星星在这里命名，多少世纪来，它们一直是人类的向导。一列列长长的队伍在星星的引导下，跨越沙漠，跨越大海，走向世界的东南西北。车辆更适合在夜间行驶，骑着摩托，在星光下疾驰，是何等快活。在高原，你习惯于在月圆之时安排约会，拜访朋友。新月初上，你开始外出行猎，此后，有多少个月光溶溶的夜晚，是属于你的。于是，当你返回欧洲时，你会感到惊异：你那些城市朋友们生活的节奏竟然脱离了月球的运行，几乎对此一无所知。对于哈迪加的骆驼夫来说，新月标志着行动。一旦新月临空，骆驼商队即要登程远行。当他对着月亮仰望，他成了一名哲人，“在宇宙的月光之网中穿梭”。他望月望了多少回？月亮也成了他征服世界的象征。
在庄园里，好多次是我首先见到新月如一弯细长的银弓出现在落日的余晖之中。我因此在土著中间很出名。特别是一连两三年，我都最早发现闭斋节的新月——穆斯林神圣的斋月。
农民们缓慢地环顾天宇：先看东方，有雨的话，则来自东方，在那里，处女座闪着明亮的角宿一星；继而看南方，那南十字星座，大千世界的守门者，深受旅行家爱戴的忠实朋友，在它之上，闪闪烁烁的银河之下，有半人马座的阿尔法星与贝塔星；西南方向，天狼星放出异彩，实为天宇之胜景，还有似在沉思的天蝎星；西方，恩戈山隐隐的轮廓之上，此刻出现三颗星星——天鹰、小马与海豚，犹如未经琢磨的闪光的钻石首饰。最后，转向北方，因为最终我们要回到北方，他们的目光扫视大熊星座，为天宇之浩渺而陷入冷静的思索。大熊星座透示着一种笨拙的幽默感，使来自北欧的移民感到会心的欢悦。
夜间酣睡中入梦的人，深谙某种特异的欢乐——那是白天世界所没有的乐趣，安谧而令人神怡，犹如舌尖上的蜂蜜。做梦的人还知道梦的真正美妙在于无限自由的意境。这不是独裁者的自由——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而是艺术家的自由，他没有意志，超脱了意志。真正的寻梦者的乐趣，不在于梦的内容，而在于梦的一切不受其干预，完全在其控制力之外。梦乡里壮观的风景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层出不穷的斑斓的美景，丰富而神妙的色彩，条条道路，幢幢房屋，所有这些，做梦者甚至从未见过或听说过。梦境中出现一个个陌生的人物，或友善，或敌对，尽管做梦的人从未与之打过交道。梦中还反复出现飞天求索的意念，同样也令人欣喜若狂。人人都对那些美妙、富于情趣的奇遇津津乐道。所有这些，若在白天回忆起来，便会失去光彩、失去神韵。诚哉斯言，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层次，而一旦做梦者在夜间躺下来，意识流又开始接通，梦的精华又出现在他的记忆里。彻底自由的感觉时时盘绕着他的心灵，像空气，像光，在他周身运行，这是人世间寻觅不到的福分。做梦的人是享有特惠的人，他无所事事，可万物皆降于斯人，给之以欢乐、以富有。在梦中，塔尔什的国王们向他顶礼膜拜，他将参与一场伟大的战役或盛大的舞会。他为自己在一切事件中所充当的角色感到茫然。梦给他带来殊荣。当一个人失去了自由的感知，当必需的意念闯入世界，当无论何处都充满急迫与紧张——要复信，要赶火车……当你必须工作，使梦之马疾驰迅跑，或使来复枪四处射击，只有在这些时候，梦开始衰竭，变成梦魇——那在层次上属于最贫乏、最粗俗的梦。
觉醒世界里最接近梦的乃是都市之夜，那里谁也不认识彼此；或是非洲之夜，那里也是无限的自由。正是在那里，事物在运转，命运在你周围演变。四面八方充满生机，而一切与你无关。
在非洲，每当太阳一下山，空中的蝙蝠触目皆是，它们无声无息地巡游，仿佛汽车在沥青路上行驶。夜鹰也飞掠而过，它蹲伏在路旁，双目因车灯的照射透出红光，蓦地在你的车轮前腾空直上。路上的小野兔们蹦着跳着，时而突然蹲下，又忽地蹿起来，宛若微型的袋鼠。高草丛中蟋蟀在不息地吟唱。田野里飘荡着种种气味，天边流星坠落，俨如面颊上挂一串泪珠。你是享有特权的人，你享有这一切。塔尔什的国王们将礼品奉献于你。
在马赛依保护区，几英里之外，斑马正在更换它们的牧场。它们一群群地漫游在灰色的草原上，像一条条飘带在草丛中起伏。野牛也出来了，在长长的山坡上觅食。我庄园的小伙们，三三两两地走来，一个个在草地上投下狭长的影子。他们快步走着，径直走向自己的目标。他们不为我工作，与我没什么关系。他们自己突出了自己的地位，放慢了脚步，因为见到了我丢在屋外地上的还在燃烧的烟蒂。他们边走边打招呼：
“姜博[7]，姆沙布！”
“姜博，莫拉尼[8]，你们去哪里？”
“我们去卡赛古村，今晚那里有恩戈马[9]。再见，姆沙布。”
如果他们的队伍更大，会自带羊皮鼓赴会。你在远远的、远远的地方，便能隐隐听到鼓乐，犹如夜的手指上一根小小的血管在搏动。而突然间，在你的耳朵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传来一阵与其说是声响不如说是空气的强烈振荡——那是远处狮子的短促吼叫。狮子也在漫步，在行猎。事物运行在它所到之处。这一切不是周而复始，而只是扩大了视野。奉献给你的是，绵长的动物粪便，以及一眼泉井。
我正在房前站着，一颗子弹落下来，掉到离我不远的地方。一颗子弹。接着，夜的寂静又一次笼罩四野。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蟋蟀们在草丛中奏起它们单调的小曲儿，仿佛它们刚才停顿下来倾听四下里的动静，而此时又重整旗鼓。
夜间一颗孤零零的子弹，蕴含着某种奇异的、至关紧要的内涵。仿佛有人向你大声疾呼一个词的、不再重复的信息。我久久地伫立在那里，思索着其中的含义。在夜间这个时候，没有人会瞄准什么东西，而要想吓跑什么东西，那应该打两三枪。
也许是碾面厂的印度老木匠波莱·辛格，开枪射击几条溜过院子的鬣狗。它们正在嚼吃挂在那里的羊皮带——下面吊着石头，用来制作马车的缰绳。波莱·辛格并非英雄，但他可能因为这些缰绳将茅屋的门虚掩着，扣动了扳机。他一经尝到了英雄主义的甜头，一定会扳动双管猎枪，也极可能再压上子弹射击。但又怎么会只有一颗子弹，接着是一片沉寂呢？
我等待着第二颗子弹，许久未见动静。我又一次仰望天空，仍然没有来雨的征兆。于是，我上床了，拿起一本书，让灯亮着。在非洲，当你从来自欧洲的海运货物中拣出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时，你会那么认真地阅读，就像一个作者企望自己的书被他人阅读一样。你一边读一边祈祷上帝：愿这本书全像开头这几行一样引人入胜。在崭新的、深深的绿色轨道上，你的心在驰骋，在运输。
两分钟后，一辆摩托车以可怕的速度在道上兜了个圈，停在宅子跟前。有人使劲地敲打我客厅的长窗。我套上裙子，披上大衣，穿上鞋子，拿过防风灯往外走。屋外是庄园碾面厂的经理，在灯光下，他双目圆睁，汗流浃背。他的名字叫贝尔克奈普，是美国人，一个特别能干、极有灵气的机械工，但他的心境总不安宁。对于他来说，事物要么是近乎百年盛业，要么黑暗得一丝希望之光都没有。我刚雇用他时，他对于生活，对于庄园前程及环境的观点变化不定，令我心烦意乱，就好像他将我置于一架庞大的精神秋千之上。后来，我渐渐习以为常了。这些忽上忽下的振荡，对活跃的亟须锻炼的气质而言，不过是一种日常的情绪而已，而极少有实质性的结果。对于精力旺盛的年轻白人，特别是早年生活是在都市度过的人，这是一种普通的现象。但是，他刚从悲剧的手掌中走出来，尚未决定是充分运用自己的才智，以使饥渴的灵魂得以充分满足呢，还是尽少地显露才智，以便逃脱灵魂的冷酷无情？他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显得像一个非常稚嫩的男孩，向着生活迅跑，却又宣告大祸临头。他的语调如此结结巴巴。最终他运用了一小部分才智，因为这才智中并没有可供他戏耍的部分。命运又一次压倒了他。
此刻，法拉赫从他的屋子里出来，与我一起听他叙述。
贝尔克奈普告诉我这一悲剧是怎样平静地、愉快地开始的。他的厨师休假一天，趁其不在，厨房里开了一个招待会，主人是七岁的小伙夫卡贝罗——我的一位老佃农、庄园近邻“老狐狸”卡尼努的儿子。天色渐晚，晚会越发欢腾，卡贝罗把主人的枪拿进来，在他那帮哥儿们面前，充当白人的角色。贝尔克奈普是一个地道的搞养殖副业的农民。他会侍弄阉鸡和肉鸡，在内罗毕展销会上推销纯种鸡。在他的走廊里，挂着一把枪，用于轰赶老鹰及黄鼠狼。以后我们说及此事，他坚持说枪未上弹药，是孩子们找来子弹，自己装上膛的。不过，这里我以为他记错了，孩子们即使想这么干，也很难做到，更大的可能是枪曾经上了弹药，忘记退出来就挂在席子上了。不管子弹怎么上膛的，卡贝罗在炫耀自己百般本领，大出风头时，子弹已压上了枪膛。他对着客人们瞄准，扣动了扳机。“啪啪啪”，一串子弹穿到屋外。三个轻伤的孩子吓得逃出厨房，两个重伤或死亡。贝尔克奈普讲完所发生的事故，又长时间地做了一番非洲大陆式的诅咒。他讲述的时候，我的仆人们轻手轻脚地走出来，然后又进去拿来一盏防风灯。我们取出了纱布、绷带与消毒剂。发动汽车会延误时间，我们便撒腿飞跑，穿过树林，直奔贝尔克奈普的住处。摇曳的防风灯将我们的影子忽而投向小路的这边，忽而投向小路的那边。一路上，我们时时听见短促的、断续的尖叫——那是孩子垂死的尖叫。
厨房的门大开着，仿佛死神一头冲进去之后，又一头冲了出来。屋里留下浩劫之后的惨景，犹如鸡棚里钻进了黄鼠狼。一盏厨灯在桌上点着，烟雾飘缭。小屋里仍弥漫着弹药味。枪横在灯旁。厨房地上血流四处，我脚底下打滑。昏黄的防风灯难以照亮任何细处，但使整个屋子笼了一片亮色。借着防风灯的光亮，我所见到的那一切，便形成了我的记忆。
我认识那些枪伤的孩子，他们曾在庄园的草场上放牧羊群。瓦玛依——乔戈那的儿子，一个活泼的小男孩，一度上过学，此刻却倒在房门与桌子间的地面上。他尚未断气，但快要死去，轻声呻吟着，却失去了知觉。我们将他抬到一边，以便转移。尖声叫喊的是瓦娘盖里，他是厨房夜晚聚会中最小的一个。他坐着，在灯光前倾斜着身子。血从他的脸上——如果还能称为脸的话——涌出，像水从管子里溢出。开枪的时候，他一定站在枪口的正面，整个下巴被打掉了。他的双臂上下舞动，就像水泵的摇臂，又如鸡被宰了脑袋，扇动着双翅扑腾。
当你突然被带到这一灾难的现场，似乎只有一条路——射击场及田野的补救办法，你必须迅速地、不惜任何代价地以牙还牙，大开杀戒。然后你深知不能以杀戮复仇，你的头脑又转向恐惧。我的双手捧住孩子的头，绝望地按着他，仿佛是我害了他。他同时停止了叫喊，直挺挺坐着，双臂垂下，俨然木头人。我这才明白过来，该医治枪伤了。
很难为一个半张脸被打掉的病人包扎。你想法儿止血，又有令他窒息的可能。我得将瓦娘盖里放在法拉赫的膝盖上，让法拉赫为我扶住他的脑袋。他的头向前倾，我就无法包扎；他的头向后仰，血又要流下来，灌满他的喉咙。终于，他总算坐稳了，我将绷带一层层包好。
我们把瓦玛依抬到桌上，举着防风灯仔细观察。他的喉部、前脚都中了弹。他出血不多，只有细细一道血从嘴角流下。这个小羊羔般充满活力的土著小孩，此刻这么安宁，真叫人惊诧不已。我们看着他时，他的脸色有所变化，显露出十分惊异的表情。我叫法拉赫回家把车开来，我们得抓紧时间把孩子们送往医院。
趁等车的工夫，我打听卡贝罗的情况——他开了枪，造成一场血祸。贝尔克奈普对我讲了一个关于卡贝罗的古怪故事。几天前，他从他的主人那里买了一条短裤，准备从他工资里支付一卢比的裤款。枪响时，贝尔克奈普跑到厨房，他正站在屋子中央，手里拿着冒烟的猎枪。他看了贝尔克奈普一眼，然后用左手从新买的短裤——特地为这次聚会穿上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卢比，放在桌上；同时右手把枪也放在上面。交代完这最后的事，他逃离了。他实际上——虽然当时无人得知——是以这样的高姿态从地球表面消失。对土著来说，这是不寻常的举动，因为他们一般很会想办法拖欠债务，特别是欠白人的钱，他们不大放在心上。也许那时对卡贝罗来说，颇似审判之日，他感到自己必须凛然视之。也许他是试图在危急时刻保护朋友。或者，面对这突发的事故、啪啪的枪响以及他朋友们的死亡，这个小男孩小小的意识深受震撼，他凌乱的神经末梢一下都凝聚到他的良知之中。
那时候，我有一辆奥佛莱旧车。我无意描述它的任何缺陷，因为它为我尽心服务多年。但它极少能以两个以上的气缸行驶。它的照明系统也老出故障。我常驾着它去参加姆莎依加俱乐部的舞会，用一盏包着红绸巾的防风灯作为尾灯。发动时，得推着它走几步。在这样的夜晚，可耗费了宝贵的时间。
来庄园的客人抱怨我家的道路太不好走。那天夜里赶路的时候，我体会到他们言之有理。起先，我让法拉赫驾驶，我总以为他是存心往坑里或马车的旧辙里开，于是我索性接过方向盘来自己开。为此，车在池塘边停下，我摸黑在水中洗洗手。那一晚，到内罗毕的路似乎无穷远，我觉得走了那么久，足以从庄园开到丹麦了。
内罗毕医院坐落在进城入口处的山坡上。此刻，夜沉沉，一片安寂。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敲开了大门，总算抓到了一个印度果阿族的老医生或助理医生，他穿一件古怪的长袍，人很胖，性情温和。他的举止挺奇怪，同一个手势，先用一只手打，再用另一只手重复一遍。当我帮着把瓦玛依从汽车里抬出来时，我感到这孩子挣扎了一下，可到了明亮的候诊室，他却断气了。老果阿人对他挥了一下手说：“他死了。”又朝瓦娘盖里挥一下手，“他还活着。”我此后一直没再见到这个老头，因为我再也没在夜间到医院去——也许他值的是夜班。他的举止令人生厌，但后来我感到，在一层层的白色大褂之中，命运本身似乎站立在门槛前，冷酷地支配着生与死。我们把瓦娘盖里送进医院后，他从昏迷中醒来，一阵阵可怕的剧痛开始折磨他。他使劲地抓住我及身旁的其他人，呼天抢地地哭叫着，陷入极度的痛苦。果阿老头给他注射了镇静剂，从眼镜上面瞧着我说：“他活着。”我离开了他们——两副担架上，不同的命运：生与死。
贝尔克奈普骑着摩托车随我们同来，好在路上帮我们推车发动马达——要是汽车抛锚的话。这时，他认为我们该向警察局报告枪祸，于是我们驱车直奔小河街警察局——一路上是内罗毕夜生活的氛围。赶到那里时，白人警官不在，办事员出去找他，我们在外面的车里等着。马路上有一条栽着高大桉树的绿地。桉树是高原老城的街树。夜间，长长的桉树叶散发出芬芳的特异的气味，在路灯的光芒下，桉树显得非同一般。几个土著警察推推搡搡地把一个健壮高大的斯瓦希里妇女带进警察局。她竭尽全力地反抗，抓他们的脸，猪一般地嚷叫。一伙打群架的也被带进来，走在台阶上仍指手画脚地吵吵嚷嚷。一个小偷——我判断——从马路上走来，后面跟着一大帮“夜游神”，有的为小偷说话，有的站在警察一边，为这案子高声争论不休。最后，一位年轻的警官驾到，我一眼看出，他刚从一个欢乐的晚宴那里赶来。他真使贝尔克奈普大失所望。他先是以极浓的兴趣、极快的速度记录枪祸的始末，继而陷入沉思，拿着铅笔在纸上慢慢地移动。末了，他停下来，把铅笔插回口袋里。在夜间的空气里，我感到寒冷。谢天谢地，我们总算能驾车回家了。
翌晨，我还未起床，从屋外出奇的宁静中，我感到有许多人围在那里。我能想见他们是谁：庄园的老人们，蹲在石头上，撮着、嗅着他们的鼻烟，吐着唾沫，交头接耳。我也能推知他们要干什么：准是来告诉我，他们想就昨天的枪祸及孩子的死亡召集一个“基亚马”。
“基亚马”是庄园的元老会议，经政府批准，处理农民间的任何纠纷。“基亚马”成员开会研究某桩刑事案或事故案。他们将为此座谈几个星期，一边吃着羊肉，一边谈论灾祸。我知道，这些元老现在想同我交谈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也想——如果能办到的话——最后让我出席会议，作一裁决。此时我不想参加关于昨夜悲剧的无休止讨论，我起身牵马外出，避开他们。
不出我所料，我一走到屋外，便见到元老们在屋子左侧的仆人住房附近围成一圈。出于他们会议的尊严，他们佯装未见到我；直至发觉我打算出门去，他们这才急不可耐地踉踉跄跄站起来，朝我挥动手臂。我也向他们招手，策马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