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改革开放初期西藏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西藏也步入全新的发展轨道，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1980年和1984年，党中央就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先后召开了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内地改革的初步成效为西藏的开放战略提供了强大支持，在内地改革开放实施近6年后，1984年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座谈会决定对西藏农村进一步实行休养生息的特殊优惠政策，即在农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在牧区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同年，西藏正式宣布实行对内、对外开放的政策。

从改革开放到1987年，由于中央对西藏实行休养生息经济政策，施行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西藏政治经济局势平稳，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1987年以后，国内外的分裂主义分子为实现“西藏独立”，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在拉萨一再掀起骚乱。1987年9月，拉萨街头发生了1959年以来第一次公开的民族分裂活动。1989年3月，拉萨再次出现严重骚乱，破坏了西藏的稳定，中央果断采取措施。人民解放军根据国务院的戒严令在中央军委、成都军区的指挥下，进入拉萨市区执行戒严任务，迅速控制了局势，西藏人民的宁静生活得以恢复。

一 从拨乱反正到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前的西藏工作方针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专门召开了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1980年，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确立了中央对西藏的援助和特殊政策，并形成《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继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之后，实现西藏历史转折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后，西藏开始拨乱反正的历程。同年，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第一次提出“为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而奋斗”的战略目标；发展经济，实行休养生息，在西藏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对农牧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免征一切税收；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

第一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后，西藏经济特别是农牧区经济有了较大的恢复和改观，但与全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1984年，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党中央制定了“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等一系列有利于西藏经济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同时，全国性的援藏工程开始，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四川、广东、山东、福建9省市和水电部，农、牧、渔业部、国家建材局等有关部门帮助西藏建设43个近期迫切需要的中小型工程项目。涉及10个行业，总投资4.8亿元，总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

1994年7月，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全面分析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困难和有利条件，提出了加快西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确定了西藏发展的任务和目标，做出了全国支援西藏的战略决策，中央有关部委和15个省市对口支援西藏，确定援建62个重点建设项目，以支援西藏的经济建设。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内地省市和中央各部委按照“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工作支援西藏，62项工程中，中央有关部门承担30项，各省市承担32项。援建侧重于能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后劲的基础性项目，国家投资重点建设了交通、能源、通信、农牧业、社会事业等一批基础性骨干项目，于1995年陆续开工，2000年年底全部完成。西藏出现了一批前所未有的现代工业和交通设施，发挥出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从拨乱反正到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前，党和国家开启了治藏工作的新篇章，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不断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下大力气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使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

二 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

（一）建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配套组织，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保驾护航

西藏基层条件艰苦，社会发育程度很低，发展难度高。改革开放初期，面临基层组织力量不强、基础工作薄弱、干部基本能力参差不齐等实际情况。一些边远地区村级组织尚不健全，农村妇女党员少。如1978年年底，那曲地区仅有党委40余个，党支部400余个，党员总数仅有3000余名。改革开放后，党的组织体系进一步健全，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和工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西藏地区的人口密度很低，直到1990年全区平均仅为1.8人/平方公里，这给基层治理工作带来了难度。基层党组织所面临的情况复杂，农牧民党员中普遍存在党员信教的现象，宗教意识抬头。改革开放后，基层党建工作主要在于坚持从实际出发，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不断得到强化，为西藏的全面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农牧区党员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在数量上递增，党员队伍年龄、性别、文化等结构得以优化。在质量上，坚持标准、严格手续成为共识，注重吸收素质好、年纪轻、有文化的农牧民群众，落实实施“三培养”：把农牧民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农牧民党员、把农牧民党员中的致富能手培养成村干部。这些致富能力强的党员干部能够带动农牧民致富，形成良性循环。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和党员干部队伍的生机活力进一步增强，为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在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方面，各级党组织努力探索使党员长期受教育的教育机制，坚持把教育培训作为提高基层干部能力和素质的重要途径。各地区以各级党校为主阵地，加大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力度。通过培训，农牧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党性修养得到提高，组织纪律性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显著改观。广大党员干部在维护农牧区基层稳定、发展农牧区社会经济方面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干部的“主心骨”作用，建立了一支政治硬、能力强的农牧区党员干部队伍。

基层配套组织也日益完备，作用得到发挥。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加强团委、妇联、工会等配套组织建设，支持配套组织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充分发挥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调动群众积极参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在全区基层组织中建立起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其他配套组织齐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的基层组织格局。如西藏妇联经过发展，拥有了比较健全的基层组织系统。在自治区政府、拉萨市政府及各地区政府中均设有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1993年，妇女参加换届选举的比例为91.6%，与男子参选比例相同。

（二）提升基层党组织在新形势下的执政能力，逐渐完善村民自治

西藏基层治理的一大特点是始终面对西藏分裂势力的存在和中印边界问题外部的干扰，一定程度地影响着西藏的发展。达赖喇嘛流亡海外，依靠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宗教领袖”的外衣，四处奔走游说，欺骗国际舆论，有组织、有预谋、精心地策划了1987年拉萨骚乱、1989年拉萨骚乱，对西藏的基层治理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坚决抵制达赖渗透上，有一段时期表现软弱。一些寺庙势力妄图恢复昔日“政教合一”的封建特权，公然干预当地基层行政，极大地影响了生产生活秩序。有的地方甚至由于宗教的干预，使当地的基层政权处于瘫痪状态，难以开展工作。1989年，某寺庙召集乡党支部书记、村委会委员开会，公开向群众摊派牛羊，干预基层生产，在有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党员存在公开参加宗教活动的现象，难以负起监督执法的任务。

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是党的整个执政能力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西藏来说，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更是关系到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大局。改革开放后，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发生了变化，更加关心群众需要什么，狠抓班子自身建设，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和村（居）“两委”班子建设得到加强。充实了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坚决跟党走，在群众中威信高、能力强的村（居）“两委”班子成员。这些班子成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群众增收，使农牧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无形中团结了群众，坚定了群众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基层组织逐渐成为农牧区稳定发展的“主心骨”。

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重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提拔、任用工作十分重要。自治区重视培养使用长期在藏工作的进藏干部，充分发挥对口支援干部的重要作用，强调藏汉干部团结，克服了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倾向，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1980年4月，党中央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和总结过去的经验，在《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指出，“要大力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帮助他们把建设西藏的主要责任承担起来”。区党委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在各级党政机关配备了少数民族领导干部。1985年，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也提出培养和造就一批有社会主义觉悟、会经营管理、具有一定文化和技术水平的少数民族专业干部。到1991年，全区有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3.7万余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66.6%以上。基层民族干部的培养尤为迅速，到1998年，在区、地（市）、县（区）三级领导骨干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分别由1981年的63.5%、40%、46.6%上升为78%、67%、62%。

但是，还存在基层群众的公民意识欠缺、政府的管理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等情况。1993年，在山南地区某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该乡在寺庙设的投票点因喇嘛投掷石块干预群众投票而被迫撤去。个别僧尼还散布开山激怒神灵的言论，公然禁止群众开山修渠，严重影响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1993年，《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办法》颁布以后，西藏农村开始推行村民自治制度。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出台，全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99年10月，西藏自治区政府颁布《西藏自治区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实施办法》，村民自治制度逐渐完善，西藏自治区农村已经成功地进行了三届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村民自治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结合，推动西藏农村基层治理的发展，更能用好国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财政投入，使这些资金用到实处，充分发挥这些资金的效益，农民真正受益。实施村民自治制度以后，西藏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出现了一些变化。村级组织更加注重基层服务，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能人受到尊重。按照村民自治的原则，根据农牧民的收入水平、承受能力和具体要求，村委会不搞强迫命令，赢得了农牧民的信任，在村落事务的管理中更加发挥主导作用。

三 宗教管理工作进一步深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西藏重新得到恢复落实，广大信教群众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统战工作对象增多，团结面广泛延伸。西藏统一战线已由过去的民族界、宗教界为主，发展成为党领导下由民族界、宗教界、经济界、知识界和国外藏胞中有识之士组成的政治联盟。

改革开放后，如何逐渐完善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宗教管理体制，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宗教场地修复和建设上，中央、自治区人民政府积极拨款，群众捐资，多方筹资开展了寺院维修活动。作为大多数群众信教的地区，为信教群众提供足够的宗教活动场所，符合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时，西藏陆续恢复了各教派各类型宗教节日40余个。僧俗信教群众每年都组织和参加萨噶达瓦节、雪顿节等宗教传统活动。在寺庙管理上，从1985年开始，十世班禅在扎什伦布寺进行社会主义条件下寺庙管理试点工作。扎什伦布寺创建了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成员由全体僧众民主选举，逐步制定了各项制度，在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下，民主管理委员会各职能小组按照各自的职责范围和权限开展工作。1985年国家拨专款780万元、黄金217.7斤、白银2000斤、紫铜11277斤、水银1330斤，宝石、珍珠以及大量建材，由十世班禅大师主持修复五世、九世班禅遗体合葬灵塔祀殿。该灵塔高11.52米，祀殿高35.17米，总建筑面积1933平方米，于1988年12月竣工。1989年3月拉萨严重骚乱后，宗教自由政策并未改变，藏传佛教特有的活佛转世制度，作为全面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一项内容得以恢复。1992年，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认定藏传佛教噶举派第十七世噶玛巴活佛。1990年，中央再次拨款6620万元、黄金1300多斤，为十世班禅大师修建金质灵塔和祀殿。

1989年3月拉萨严重骚乱暴露出来的宗教治理问题亟须解决。在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片面强调宗教自由，寺庙发展过于迅猛，盲目无序，出现较大规模未经批准私下修建的宗教活动场所。一些寺庙中管理无绪，规章废弛。地方政府对寺庙管理软弱涣散，对寺庙事务不敢管、不愿管，听之任之。对偷运进西藏境内的达赖及其追随者撰写的大量包含政治谣言和蛊惑言论的宣传品，也任由在寺庙中散发传播。这样，当达赖集团分裂分子以少数寺庙作为据点进行活动，造成个别地方局势的不稳定时，基层政权就十分被动。基于基层社会出现的新情况，西藏开始探索有效的寺庙管理模式，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较强的管理措施，逐渐形成既要统战，也要依法管理的思路。如各寺庙私下乱收来源于当地农牧民子女为僧尼，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影响了当地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针对这种现象实行严格的寺庙定员。

20世纪90年代，基层治理中对宗教因素的管理主要是把宗教信仰自由与维护法律、反对分裂、维护统一、造福社会、建设祖国紧密联系起来。在自治区的大多数寺庙中，虽然都建立了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但管理力度不够。个别寺庙甚至已成为达赖分裂集团在境内的基地，制造各种事端。从加强寺庙管理这个角度来看，单纯依靠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制度管理寺庙，很不适应新形势下对寺庙管理的需要，况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寺庙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制度不健全，有的寺庙的管理权并不是掌握在爱国爱教的宗教人员手中，不注重宗教修行，戒律松弛。严重骚乱事件后，自治区各级政府注重建立健全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或民主管理小组，使寺庙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爱国守法的僧尼手中，严禁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干扰生产建设、干预司法教育和行政管理等行为的发生。绝不允许恢复已经废除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对问题严重的寺庙进行整顿。加强对活佛转世的指导，防止达赖集团控制寺庙。

由于旧西藏残存制度的影响，一些僧人自认为高人一等，是享有特权的特殊公民，可以置国家法律于不顾，日常生活也有不符合宗教仪礼之处。在基层治理上，普遍存在如何看待寺庙和地方政府关系的问题。寺庙内部管理与寺庙所在地政府对寺庙的管理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脱节现象，特别是有影响的大寺庙更是如此。这不仅容易被达赖集团利用，而且给西藏的基层治理带了不安定因素。少数不法僧尼利用寺庙管理上的空子，不守教规、寺规和国法，在社会上扰乱生事。在拉萨市各寺庙中，有僧尼参与骚乱游行和张贴反动标语的寺庙29座，涉及僧尼人数500余名，另有300余名僧尼潜逃境外。

1994年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教育引导好藏传佛教进行自我改造，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宗教活动，依法管理宗教，不允许利用宗教煽动群众闹事。从1996年起，自治区各级政府针对部分藏区存在的严重骚乱情况，向寺院派驻了工作组，目的是增强僧众的祖国观念、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使藏传佛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区政府在一些重点寺院设有寺管处，有的地区尝试把寺庙看作一个社会单位进行管理。全区寺庙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增强了广大僧尼的祖国观念、政府观念、法律观念和公民意识。一些重点寺庙中开展的法制宣传教育，也使僧尼们了解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宗教法规政策、集会游行示威法、国家安全法和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四 经济改革和发展

在经济发展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党进一步加大对西藏的支持力度，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做出了全国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以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为标志，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西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确立了崭新的起点。

（一）进一步建设和改善基础建设，进行扶贫攻坚

西藏落后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民生问题。西藏基础设施的完善获得了优惠的政策和规模空前的投资，巨大的改变各族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实惠。

改革开放后，西藏自治区在中央和各省市的支援下，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集中建设和改善。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宣布，中央决定举各省之力，帮助西藏建设43项当前迫切需要的工程项目。198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前夕，北京、天津、上海、山东、福建、四川、浙江、江苏等9个省市援建的各项工程按时完工。这些工程主要包括能源、交通、建材、商业、文教、卫生、旅游、体育、市政公用等方面的基础性设施，其中的20项在拉萨，其余分布在日喀则、山南、那曲、昌都和阿里5个地区。工程总耗资4.77亿元，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

1994年，中央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以中共中央8号文件转发了座谈会纪要，明确提出“抓紧做好进藏铁路建设前期准备工作”，有关部门开始组织进藏铁路的论证等相关工作。在交通设施建设方面，因无铁路和水运，公路运输成为西藏主要的交通运输形式，全区各类等级的公路总长度为2.2万多公里。拉萨贡嘎机场和昌都邦达机场扩建后，西藏加紧实施自治区唯一国际陆路通道中尼公路的改建。区内与区外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便利，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真正“修建一条公路，造福一方百姓”。

在水利建设方面，1978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年楚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任务书》。1982年11月年楚河治理第一期工程基本完成，解决了年楚河沿河两岸群众汛期水患问题。江孜、白朗、日喀则3个县（市）粮食产量从1977年的3000万公斤提高到1985年的4850万公斤。在62项工程中，满拉水利枢纽工程投资最大、建设时间最长，山南沃卡三级水电站、朗久地热电站和一批县级水电站也改造和建成。到1997年时，西藏农业机械总动力达77.45万千瓦，农村用电量1929万千瓦/小时，农田有效灌溉面积156.74千公顷，西藏农牧业和现代工业获得了新的能源。在邮电通信事业方面，设备水平与其他省市（区）基本相同，拉萨至日喀则光缆、拉萨西郊长途电信枢纽等项目建成，完成了电话县县程控化，绝大多数县进入全国长途自动交换网。

西藏是全国唯一的省（区）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也是全国扶贫攻坚的重点地区。西藏自治区实施“八七”扶贫攻坚战期间，国家和自治区先后投入资金12.2亿元，实施459个扶贫开发建设项目，从重物质扶持逐步向扶志、扶智、扶勤上转移，推动了贫困地区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农牧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贫困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上升到77%，乡级卫生院的覆盖率达85%，缺医少药状况得到缓解。同时，注重农牧民技能培训，大力推广农牧业实用技术，先后培训农牧民群众12.8万人次，30%以上的农牧民掌握了一门到两门实用农科技术。2000年，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331元，基本实现了粮、油、肉自给。大多数群众温饱问题得到解决，部分农牧民已开始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迈进阶段。

（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牧业的改革

改革开放开始时，第一产业及农牧区是西藏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容纳着全西藏250万人口中的80%，每年创造的物质财富总量占到西藏工农业总值的70%以上，但存在比重过大、产出效益低、生产经营方式落后、农牧民商品观念落后等问题。党中央对西藏实行休养生息的“宽、优、特”政策，农牧业现代化程度大幅提高。自治区贯彻中央精神，明确“一个解放，两个转变”（即解放思想，从封闭式经济向开放式经济转变，从供给型经济向经营型经济转变）、“两个长期不变”（在坚持土地、森林、草场公有制的前提下，牧区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农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以及免征农牧业税、实行轻税制、金融实行贷款投放不搞规模控制、优惠利率、创汇全归地方等。这些政策符合西藏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西藏农牧民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极大地调动了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80年以后，西藏实行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农牧业生产经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庭经济、个体工商户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农村实现了大变化。国营农业经济也得到了发展。1988年，拉萨市八一农场采用家庭承包的方式实行责任包干到户，彻底改变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现象。同年，八一农场第一次实现扭亏为盈。20世纪90年代中期，八一农场在江苏援藏农垦干部的大力支援下，实行“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社会化服务”的现代化农业理念。绿色食品基地开发项目先后投入600万元，扩建温室400多亩，高效日光温室30多亩。先后创建了“拉萨农垦音乐美食广场”、库容量为600吨的果蔬保鲜库和八一农贸市场。1998年10月实现管理体制上的深层次改革。

现代农业是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西藏现代农业生产机械化装备和技术得到推广。以手扶拖拉机为主的新型农业机械和农用动力普遍代替了传统的牛力、人力。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良种化及精耕细作化水平逐渐提高，给西藏传统农业注入了现代化活力。“靠天种地”的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粮食连年获得丰收。随着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逐步深入，西藏的农业生产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

（三）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西藏工业历程短，基础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过于注重“填补空白”之类形式上的发展，追求指标上的速度，利用行政手段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化，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在工业结构上存在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忽视轻工业；重视现代化技术的引进，轻视传统技术改造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央注重西藏工业的发展。1980年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人民银行根据会议精神及时调整贷款利率政策，对工商贷款实行优惠政策，对民族手工业贷款也实行3年内免息，对农村手工业贷款实行免息。

改革开放后，西藏工业迅速发展并初具规模，初步形成了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并反映出西藏资源优势和需求特征的、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创立了一些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品牌。如珠峰摩托、拉萨啤酒、矿泉水等。1998年，全区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474个，比1965年增加395个；全部工业总产值14.43亿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增长，1998年，水泥37万吨，比1960年增长739倍；铬矿石21.37万吨，比1967年增长10倍；中成药652吨，比1978年增长8倍；食用植物油1278吨，比1961年增长35倍。

西藏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起步较晚，一批国有企业进行了各项改革，关、停、并、转了33个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进一步扩大了国有企业的自主权，企业内部进一步推行和完善了多种形式的层层承包的经济责任制。自治区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鼓励开放和技术升级。1992年，拉萨皮革厂得到德国政府500万马克的无偿援助，使制革、制鞋等技术与工艺达到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先进水平，生产能力成倍增长，产品运往香港等地区和国家市场销售，反响良好。

1981年，以商贸、饮食、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以2.42亿元的增加值超过了第二产业1.68亿元的增加值，1997年，第三产业又以30.85亿元的增加值超过了第一产业29.18亿元的增加值，成为三次产业中规模最大的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了西藏产业整体水平和经济活动的商品化水平，使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四）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共同发展，证券市场开始建立

由于历史和观念原因，西藏劳动者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较差，商品经济不够发达。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自治区党委提出：“应少搞国有经营的工商企业，主要发展个体和集体经济，大力扶持各种专业户，除国家调拨的商品外，西藏本地区的产品可以全部实行市场调节”，乡村集体经济在服务基层群众、发展基层经济工作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为西藏打破封闭、扩大开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85年1月，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提出“从实际出发，抓好增强企业活力”，采取更加放宽的政策、更加灵活多样的措施和经营方式。1992—1999年，个体和集体经济快速成长。党的十四大“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十五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宪法修正案，确立了个体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区党委、政府1994年根据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颁布了《关于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为西藏个体、集体经济的快速成长提供了政策保障。改革开放后，民族手工业得到发展，传统产地的各基层党组织努力做好经纪人，结对共建扶持集体经济，组建了各类经济合作组织和专业合作组织，实现盈利，有力地提升了基层的经济能力。

1993年，西藏自治区证券交易中心在拉萨成立，并与深圳、上海等证券交易市场联网运行，1995年，西藏第一股“西藏明珠”上市。拉萨证券营业部年交易额由1994年的1.6亿元人民币发展到1998年的17.3亿元人民币。证券行业作为一个新兴行业进入西藏，股民分布广泛，有企业界人士、个体经营者、工人、农牧民、教师和退休人员等各类人员。

截至2011年，西藏国民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6.65亿元增加到605.83亿元；三次产业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50.7∶27.7∶21.6上升为12.3∶34.5∶53.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1978年的174元提高到4885元，增长了27倍；全区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也从1985年的80元增长到10566元，增长了131倍；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普通中学、小学的在校人数也分别从1978年的2081人、4640人、17679人、262600人增加到2013年的33562人、17491人、179209人、294800人；医院、卫生院的数量也从1978年的519个增加到2013年的783个，床位则由1978年的4198个增加到2013年的11036个，卫生技术人员则由1978年的5780人增加到2013年的11036人^[2]。

综上所述，在取得上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结构和基层治理也发生了变化。1984年西藏正式宣布实行对内、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民族政策指导下，基层社会治理结构随着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发生调整和变化，由人民公社管理转变为乡镇政府管理。农牧区基层政府的管理职责增加，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社会基层治理目标和职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教育、税收等都成为政府的职能。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行政中心、交通要冲、商贸中心等城镇的发展处于优先地位，党和政府对农牧区基层社会的控制有所弱化。市场的初步发育又与基层政府的过度行政化之间产生矛盾。同时，共产党员信仰的缺失和宗教的回潮，使得原有的基层党、政、经组织松散甚至解体，作用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