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佛教
佛教自西汉末年起开始传入中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汉化了的外来宗教。到了唐朝，佛教的传播已达到了高潮。“在东北地区，自东晋末期开始，佛教传入了高句丽，而靺鞨人中的粟末和白山等部曾经依附过高句丽，因此自然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再加上渤海的建国者大祚荣曾移居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直接接触过佛教，受到了很深的影响。”[58]正因如此，当唐开元元年（713）渤海国正式确立了与唐朝的隶属关系时，大祚荣就立刻派人前往唐朝请求“入寺礼拜”[59]。此后，佛教便逐步在渤海国得到广泛的传播，日趋兴盛，取代了原始宗教——萨满教的地位而成为渤海国最主要的宗教，佛教文化则成为渤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以及今吉林省境内尤其是东部地区，都曾经是渤海国的统治中心地区。据考古发现证明，上述地区出土了许多佛教建筑以及大量的佛教文物，寺庙的分布十分广泛。
渤海国时期佛教建筑的典型代表是长白灵光塔。该塔位于今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县城西北塔山顶上，海拔820米，南临鸭绿江，是一座密檐楼阁式空心方形砖塔，它通高12.86米，由通道、甬道、地宫、塔基、塔身和塔刹6个部分构成。其中塔身平面呈方形，高5层，自下而上逐层内收，塔刹在塔身顶部，呈葫芦形，高约1.98米。[60]该塔原名失传。光绪三十四年（1908），长白府第一任知府张凤台到任后，慨叹此古塔历经数百年而未被毁灭，遂将其与西汉时期的鲁灵光殿（当时山东地区的殿式建筑）相比附，命名为灵光塔，并一直沿用至今。长白灵光塔在渤海国时期隶属于西京鸭渌府神州（今吉林省临江市）管辖，是渤海国时期佛教建筑的典型代表，是古代吉林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修建规模如此宏伟的佛塔，反映出渤海人对佛教的虔诚与重视，也说明了佛教在渤海国的盛行。从长白灵光塔的造型、用料、结构和塔形来看，它与中原内地的唐代同类塔如西安唐代大雁塔等非常相似，属于同一时代建筑，因此它是渤海国的仿唐建筑，是我国东北地区现存的唯一一座唐代渤海国时期的佛塔，是目前已知中国最北端的唐代砖塔，也是我国东北地区现存的优秀古建筑之一，应是渤海国的能工巧匠们学习唐朝建筑技术的结果，对研究唐代渤海国的疆域、设治以及与中原文化的联系等，均具有重要价值。1981年4月20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布灵光塔为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吉林省文化厅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的渤海国历史遗存，于1984年批准对长白灵光塔进行了全面整修。整修后的灵光塔显得更加舒展大方，挺拔壮观，造型优美、端庄、古朴、秀丽和肃穆，古老的艺术瑰宝在新的历史时期放出异彩。1988年，国务院公布长白灵光塔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唐朝时期，佛教大致可以分为三论宗、天台宗、净土宗、密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和禅宗等宗派。有的学者在对渤海佛教遗址及文物的特点进行分析后指出，佛教的各个主要宗派都在渤海国传播流行过，“渤海的佛教，初期曾受了高句丽‘三论宗’的影响，不久吸收中原的佛教宗派，净土宗成为主要宗派，到了晚期禅宗可能成为主要的宗派”[61]。
“随着佛教在渤海国的传播与盛行，越来越多的渤海人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于是在渤海社会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重要阶层——僧侣，有的还成为颇有影响的高僧，参与渤海国的内外活动。例如，僖王朱雀三年（814），释仁贞曾作为王孝廉访日使团的录事出使日本并从事佛事活动，日本嵯峨天皇授予他从五位下的官阶；建兴八年（825），释贞素曾从渤海国出发前往山西五台山，将日本天皇奖给日本僧人灵仙的百两黄金和书信捎给灵仙，同年又出使日本，将灵仙托他转交给日本天皇的一万颗舍利、新经两部及造敕五通等如数转交。”[62]
不过，“尽管渤海文化在当时已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但它对渤海社会的影响从深度和广度上看都是有限的。渤海文化虽然在其统治中心地区（也就是五京地区）已非常普及，但在其社会经济发展还很落后的边远地区则影响甚微，尽管渤海文化在其社会上层已经深入人心，但广大平民百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深受压迫，根本无暇接触和了解渤海文化。所以说渤海文化的社会基础是很薄弱的，就像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楼宇那样，一旦受到外力的破坏，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迅速消亡。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找不到渤海国自身的文化典籍，其文化遗存也面目全非的根源之所在”[63]。
[1] （宋）洪皓：《松漠纪闻》（续），载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2]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8《文征》，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425—426页。
[3]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283页。
[4]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349页。
[5]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574页。
[6]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34页。
[7]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31页。
[8]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456页。
[9]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82页。
[10] 王承礼：《唐代渤海国〈贞孝公主墓志〉研究》（下），《博物馆研究》1985年第1期。
[11]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341页。
[12]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50页。
[13]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38页。
[14]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10页。
[15]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471页。
[16]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589页。
[17]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621页。
[18] 孙乃民主编：《吉林通史》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19]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9《丛考》，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482页。
[20] 以上内容引自杨雨舒《唐代渤海国文化刍议》，《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1] （清）杨宾：《柳边纪略》卷1，见金毓黻主编《辽海丛书》第1册，辽沈书社1984年版，第243页。
[22] 杨雨舒：《唐代渤海国文化刍议》，《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3]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8《文征》，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408页。
[24] （宋）洪皓：《松漠纪闻》续，见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25]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471《翰林制诏·渤海书》，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406页。
[26] 杨雨舒：《唐代渤海国文化刍议》，《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7]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8《文征》，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428页。
[28]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8《文征》，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429页。
[29] （唐）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本国》，见《全唐诗》卷583，中华书局1960年标点本，第17册，第6756页。
[30]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0《诸臣列传》，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227页。
[31]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0《诸臣列传》，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228页。
[32]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8《文征》，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440页。
[33] （唐）刘禹锡：《酬杨司业巨源见寄》，见《全唐诗》卷361，中华书局1960年标点本，第11册，第4076页。
[34] （唐）李白：《子夜吴歌·秋歌》，见《全唐诗》卷165，中华书局1960年标点本，第5册，第1711页。
[35] （唐）张九龄：《望月怀远》，见《全唐诗》卷48，中华书局1960年标点本，第2册，第591页。
[36] 孙乃民主编：《吉林通史》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232页。
[37] 孙乃民主编：《吉林通史》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235页。
[38]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58页。
[39] 魏国忠等：《谜中王国探秘——渤海国考古散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40]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通化市文物志》，1986年内部出版，第49页。
[41]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珲春县文物志》，1984年内部出版，第87页。
[42]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浑江市文物志》，1987年内部出版，第134页。
[43] （宋）叶隆礼撰：《契丹国志》卷24《王沂公行程录》，中华书局2014年点校本，第258页。
[44] 承德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滦平辽代渤海冶铁遗址调查》，《北方文物》1989年第4期。
[45] 贾敬颜：《王曾上契丹事疏证稿》，《北方文物》1987年第1期。
[46] 杨雨舒：《渤海国时期吉林的铁器述论》，《北方文物》2005年第3期。
[47]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永吉县文物志》，1985年内部出版，第76页。
[48]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和龙县文物志》，1984年内部出版，第85页。
[49]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417页。
[50]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38《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69页。
[51]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补遗》，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552页。
[52] 冯德培等主编：《简明生物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3页。
[53]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20《余录》，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532页。
[54] （宋）叶隆礼撰：《契丹国志》卷24《王沂公行程录》，中华书局2014年点校本，第258页。
[55] 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56] 由于这种钢是用生铁和熟铁团结起来炼成的，故此法又称“团钢”法（见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
[57] 贾敬颜：《王曾上契丹事疏证稿》，《北方文物》1987年第1期。
[58] 杨雨舒：《唐代渤海国文化刍议》，《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59] （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405页。
[60]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文物志》，1988年内部出版，第70—72页。
[61] 许英子：《试论渤海的佛教宗派及其特点》，《博物馆研究》1999年第2期。
[62] 杨雨舒：《唐代渤海国文化刍议》，《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63] 孙乃民主编：《吉林通史》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