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语言、文字与文学
语言 渤海建国后，在语言和文字等方面，受到了唐朝的较大影响。同时，在语言上也明显保留着本民族的特点。
关于渤海人的语言，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属于通古斯语系。然而由于我国史书中并没有留下直接的记载，渤海人又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所以我们无法进一步弄清渤海人语言的归属及发展变化情况。尽管如此，中外史籍中现存的那些零散的记载还是有助于我们找到一些线索。
从中外史籍里的记载来看，渤海人的人名、称谓、族名、官名以及地名中的大多数已经仿效中原内地实现了汉化，但也仍然保存了相当数量的用字怪异、令人难解其意的名称。例如，人名中有乌借芝蒙、木智蒙、已阏弃蒙、已珍蒙、慕施蒙、史都蒙、味勃计、菸夫须计、聿弃计、乌那达利、失阿利、乞乞仲象、乞四比羽、味勃价、大都利行、葱忽雅、舍那娄、取珍、多蒙固、阿密古、冒豆干、多罗、陀失、所乙史、首乙分、正奇叱火、挞不野、亏音若己、斡答剌、乙塞补、迪乌等；称谓有可毒夫等；族名有粟末、号室、拂涅、安车骨、伯咄、虞娄、越喜、库说、莫曳皆等；地名有忽汗、奥娄、湄沱、涑沫、泊汋、若忽、回跋、鄚颉、布多、奥喜、渤恪等。
上述这众多的名称单从其使用的汉字本身是无法弄清其含义的，因此，它们理应是渤海语言的汉语音译。这也是渤海文化发展过程中为数不多的明显保留着本民族特点的地方之一。再从上述人名来分析，其中有很多是以“蒙”字结尾的，对于其原因，笔者赞同已故东北史学大师金毓黻先生的观点，即“渤海诸臣多以蒙字为名……愚疑蒙字为靺鞨语之语尾，如满洲人名之用阿字也”[19]。“还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人名绝大多数为渤海建国至康王大嵩璘时期的人名，并且与高仁义、高齐德、杨承庆、杨泰师、王新福、张仙寿、李元泰等汉化了的人名并存，而自定王大元瑜时起，用渤海语言的汉语音译作人名的现象已很少出现了。这一变化，反映出渤海国中期以后，随着中原内地封建文化传入渤海地区，渤海本民族的语言已逐步为汉语所取代。”[20]
文字 《旧唐书·北狄·渤海靺鞨传》中指出，“渤海人颇有文字及书记”；《新唐书·北狄传·渤海传》中也称渤海人“颇知书契”。这就是说，渤海人确实是用文字来记事和表达思想的。那么，渤海人使用的到底是哪种文字呢？从已出土的渤海遗物看，清代在上京龙泉府发现的“国学碑”上刻有“深契、圣、儒生盛于东观、下瞰阙庭”13个字，[21]均为汉字；1960年在上京龙泉府发现的一枚铜印上刻有“天门军之印”5个字，亦为汉字；1949年在敦化发现的渤海国第三代王（文王大钦茂）之二女儿贞惠公主墓志碑文、1980年在和龙发现的大钦茂之四女儿贞孝公主墓志碑文、2004—2005年在和龙发现的大钦茂王后（孝懿皇后）以及渤海国第九代王（简王大明忠）王后（顺穆皇后）的墓志碑文仍是汉字；“多年以来，陆续在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和东京龙原府遗址内发现的砖、瓦及陶器上所刻的文字、符号等有250多个，其中除少部分特殊的异体字外，大部分文字还是汉字（正楷体）。再从《松漠纪闻》《日本逸史》《日本后记》《续日本记》《日本三代实录》等中外古籍中所保存下来的所有渤海文献、诗歌等文学作品来看，无一不是应用汉字撰写的。上述史实明确告诉我们，渤海人也像唐代以前我国东北各少数民族一样，没有本民族自创的文字，而是通用汉字”[22]。
文学 渤海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但促进了儒家文化在渤海人中的广泛传播和普及，而且也较好地提升了渤海人的文学素养，在文学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迄今为止，保存在中外史籍里的各种渤海文学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文献类，包括渤海王给唐朝所上的贺正表1篇，渤海王致日本天皇的国书16篇、别状1篇，渤海国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7篇，渤海使臣致日本天皇笺1篇，谢状1篇。下面仅列举渤海国不同时期文献中的代表作2篇，同时亦列出唐朝皇帝敕渤海王书1篇，以便对其体裁形式及发展变化进行比较。
武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
（唐开元十五年，渤海仁安九年，727）
武艺启：山河异域，国土不同。延听风猷，但增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开基。奕叶重光，本枝百世。武艺忝当列国，监总诸藩，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汉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绝问。亲仁结援，庶叶前经；通使聘邻，始于今日。谨遣宁远将军郎将高仁，义游将军果毅都尉德周，别将舍那娄等二十四人赉状，并附貂皮三百张奉送。土宜虽贱，用表献芹之诚；皮币非珍，还惭掩口之诮。主理有限，披膳未期，时嗣徽音，永敦邻好。[23]
贺正表（年代不详）
三阳应律，载肇于岁华；万寿称觞，欣逢于元会。恭惟受天之祜，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顺夏时而谨始；卜年方永，迈周历以垂休。臣幸际明昌，良深卞颂。远驰信币，用申祝圣之诚；养冀清躬，茂集履端之庆。[24]
文宗敕渤海王大彝震书
（唐开成三年，渤海咸和八年，838）
敕渤海王大彝震：王子大昌辉等自省表陈贺并进奉事，具悉。卿代袭忠贞，器资仁厚，遵礼仪而封部和乐，持法度而渤海晏宁。远慕华风，聿修诚节。梯航万里，任土之贡献俱来；夙夜一心，朝天之礼仪克备。龙庭必会，鯷域何遥，言念嘉猷，岂忘寤歎！勉弘教义，常奉恩荣。今因王子大昌辉等回国，赐卿官诰及信物，至宜领之。妃及副王、长史、平章事各有赐物，具如别录。[25]
“通过上述3篇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所运用的体裁都是唐朝时期颇为流行的文体，也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四六句近体文。这种文体的特点是：以偶句（双句）为主，讲究对仗工整及音律和谐，用词力求简洁精练。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唐代文学对渤海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就前2篇作品而言，武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属渤海国早期的作品，是已知渤海国最早的文献。该文不但层次分明地把通报本国情况、表达‘亲仁结援’的友好愿望、介绍使臣身份及聘礼等多项内容在一封国书中完整地叙述出来，而且语言生动，文采飞扬，堪称佳作，具有较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至于《贺正表》，史书中虽未确指其年代，但从其内容及风格来看，它显然应是渤海国后期的作品。在这篇作品中，作者用词十分考究，显示出很高的汉文学修养，因此，该文同样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不过，该文也受到了形式主义的影响，过分追求辞藻，显得华而不实。”[26]
二是诗歌类。包括杨泰师诗2首、王孝廉诗5首、释仁贞诗1首以及释贞素诗1首。尽管史籍中完整保存下来的渤海人诗歌作品只有区区9篇，但却篇篇都是佳作。
例如，杨泰师的《夜听捣衣》诗云：
霜天月照夜河明，客子思归别有情。厌坐长宵愁欲死，忽闻邻女捣衣声。
声来断续因风至，夜久星低无暂止。自从别国不相闻，今在他乡听相似。
不知彩杵重将轻，不悉青砧平不平。遥怜体弱多香汗，预识更深劳玉腕。
为当欲救客衣单，为复先愁闺阁寒。虽忘容仪难可问，不知遥意怨无端。
寄异土兮无新识，想同心兮长叹息。此时独自闺中闻，此夜谁知明眸缩。
忆忆兮心已悬，重闻兮不可穿。即将因梦寻声去，只为愁多不得眠。[27]
这首诗是杨泰师出使日本期间，居住于驿馆中，在月明之夜忽然听到邻家女子捣衣之声后，勾起思乡之情而创作的。作者诗中的“不知彩杵重将轻，不悉青砧平不平。遥怜体弱多香汗，预识更深劳玉腕”等诗句，既表达了对异国妇女日夜辛勤劳作的深深同情关切之意，又暗示了对远在家乡的亲人的思恋怀念之情。该诗主题鲜明突出，情感真挚细腻，语言朴实无华，格调凄婉苍凉，诗文通俗流畅，读来朗朗上口。杨泰师是大祚荣时期的一位武将，官拜归德将军。他身为武将，竟能写出如此上乘的佳作，足见其文学功底之深厚。
又如，王孝廉在他的《和坂领客对月思乡之作》诗中写道：
寂寂朱明夜，团团白月轮。几山明影彻，万象水天新。
弃妾看生怅，羁情对动神。谁云千里隔，能照两乡人。[28]
这首诗是王孝廉在日本期间，与日本诗人的唱和之作。该诗的前四句描写了异国他乡的月夜景色，后四句则抒发了诗人虽身处异国他乡，但却倍加思念家乡亲人的强烈情感。该诗不仅用词恰如其分，而且情感深沉自然，令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尽管王孝廉在返回渤海国的途中不幸病故，但其渊博的学识和飞扬的文采却得到了日本各界的高度评价。
渤海国时期的诗人不仅仅有上述几人，像大氏王子（佚名）、王文矩、杨成规、裴颋、裴璆等也都是著名的诗人。尽管许多渤海诗人并未给后人留下任何诗篇，但他们却仍得到了与他们同时代的唐朝及日本人的高度赞扬。例如，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曾作《送渤海王子归本国》诗：“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29]称赞唐朝与渤海国是车同轨书同文的一个国家，大氏王子（佚名）文学水平很高，可谓是“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又如，渤海国后期的诗人裴颋因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而被日本诗人菅原道真誉为像三国时期曹植那样的“七步之才”[30]；裴颋之子裴璆则是“亦擅文藻如其父”[31]，所以日本诗人才称赞他的作品是“词露莹珠先点草，笔锋淬剑本藏松”[32]。
需要指出的是，唐朝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据统计，仅《全唐诗》中收录的诗作就达48900余篇，这些诗篇出自2200余人之手，其中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刘禹锡、张九龄、温庭筠等一大批著名诗人。这种局面自然会对与唐朝保持密切隶属关系的渤海人产生较大的影响。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33]的诗句就是这种影响的真实写照。若把渤海人的诗篇与唐朝内地诗人的诗作加以对比的话那就更能看出这种影响了。例如，杨泰师《夜听捣衣》诗的写法明显受到盛唐著名大诗人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34]诗句以及《捣衣篇》创作风格的影响。而王孝廉《和坂领客对月思乡之作》诗中“寂寂朱明夜，团团白月轮……谁云千里隔，能照两乡人。”的意境则与初唐著名诗人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35]诗句的意境十分相似。
“如果说现存的渤海文学作品大都来自日本古籍，取舍与否尚带有当时日本统治者之好恶的话，那么，贞惠、贞孝两公主墓志则是渤海文学深受唐朝影响的最直接、最确凿的实物证据。上述两篇墓志也是标准的四六句近体文，除个别词句外，绝大部分在格式、用词上完全相同，应是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两篇墓志全篇结构严谨，叙事清楚，层次分明，文字简练，用词华丽，对仗工整，引典贴切，比喻得体，是现存所有渤海文献中最优美的作品之一，充分展示出渤海人高超的文学造诣，从其内容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渤海文学所取得的成就。”[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