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个案例及启示

案例一：董珊珊因遭受家庭暴力致死案[3]

董珊珊，26岁，北京人，2009年10月19日因家庭暴力死亡，尸检报告显示死因为“被他人打伤后继发感染，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

2008年12月，董珊珊与丈夫王光宇结婚，婚后经常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起初，董姗姗因怕父母为自己担心，受暴事实一直对父母隐瞒，后无法忍受外逃，其夫报警，称董珊珊失踪。2009年4月4日，董姗姗逃至父母家，诉说想离婚，王不同意，并经常电话恐吓，董姗姗被诊断患有抑郁症。4月11日，董姗姗被其夫等人“劫持”回家，此时董珊珊已怀孕。5月，董姗姗流产后被送回娘家，为逃避其夫殴打，减轻父母负担，另租房单住，后再次遭夫“劫持”，受到更严重的、连续的家庭暴力。8月11日，董姗姗逃至其奶奶家，此时已面目全非，浑身是伤。8月14日，董姗姗住院治疗，10月19日死亡。在此期间，董珊珊母亲或董珊珊先后8次报警。事发后，公安部门以“故意伤害罪”拘留王光宇，而检察院却以“虐待罪”起诉，法院最终以虐待罪判刑6年6个月，上诉维持原判，其母尚在申请再审中。

案例二：知诗拉姆因“以暴制暴”被判死缓案[4]

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中甸县）尼史村村民知诗拉姆（女，1945年出生）长期遭受来自其丈夫的家庭暴力。1984年，当其儿子正遭受威胁他生命的暴力时，为保护儿子，知诗拉姆以暴制暴，与儿子一起反抗，将丈夫杀死。1984年12月，知诗拉姆与其儿子杨张均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之后，知诗拉姆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在昆明服刑6年后，被迁至河北省女子监狱继续服刑14年。其子先行释放。2004年，河北省妇联在监狱“帮教活动”中了解到女子监狱里有诸多类似个案，占全部女性服刑人员的10%以上，但由于没有考虑到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犯罪背景，她们多被判处较重的徒刑。在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的推动下，河北省妇联权益部与省监狱管理局、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有关部门进行了减刑假释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调研，一致认为：对因“以暴制暴”犯下徒刑的女犯人予以减刑假释符合法律规定，“于法有据，利于改造，利于社会”。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符合法定减刑假释条件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一条的规定，裁定予以减刑或假释。2014年3月8日，知诗拉姆获得减刑，3月11日出狱，时年已69岁。

知诗拉姆在监狱服刑20年，现回到原籍生活。知诗拉姆回到家乡时，其房子土地已被征用，寄居在小儿子家，基本不能回归社会和家庭，与村民和家人均产生了严重的隔阂，曾说想回到“国家”（即监狱）去。与她同案的大儿子回家后因回归社会困难，现已经失踪。2014年，当相关干部和专家再次看望知诗拉姆时，她与村民和家人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并已获得土地补偿款、养老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还能从事放牛羊、养猪等劳动，但她已是70高龄的老妪了。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无论在何种民族、种族中，都会有家庭暴力。如案例所示，施暴者不仅伤害受害人，甚至连自己的子女也不放过，董珊珊怀孕时仍被打以致流产；长期受虐的知诗拉姆则是为保护被其夫施暴的儿子而杀死了丈夫。家庭暴力践踏受害人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破坏家庭和谐和社会安定。因此，必须对家庭暴力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第二，家庭暴力表现的形式不同，有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以及经济控制等。不论何种形式的家庭暴力行为，都是对受害人基本权利的侵犯。因此，要反对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女性是各种暴力行为的主要受害者，反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特别是基于性别的家庭暴力是反家庭暴力法的重要原则。

第三，家庭暴力受害人应该受到充分保护、救助，而且这种救助应以受害人的需求为标准，充分尊重受害人的意愿。如董珊珊案，受害人先后报警8次，都得不到保护，待到警察出警做笔录时，董珊珊已生命垂危，无法说话。这个案例充分说明反家庭暴力法必须坚决实施受害人本位的原则，及时、有效地保护、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

第四，反对家庭暴力，首先是政府的责任。采取政府主导，多机构合作模式，是有效干预家庭暴力，保护受害人的最重要的措施，也是反家庭暴力法的重要原则和内容。

第五，做好社区反家庭暴力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及时、有效发现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的发生。在反家庭暴力法中，应对社区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做出更为明确和具体的规定。社区是受害人包括施暴者生活的地方，能够及时识别和发现家庭暴力行为。家庭暴力发生后，受害人，包括“以暴制暴”受害人，施暴者，包括刑满释放的施暴者，以及接受矫治的施暴者回归社会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是反家庭暴力工作中需要十分关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和公众共同参与，变空洞的预防模式为预防为主，早期干预的反家庭暴力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