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亚洲外交战略的出笼

2009年8月31日日本实现了政权更迭，实现执政的日本民主党鸠山政权高举变革的大旗对日本的内政外交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与自民党执政时期相比，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有着较大的变化。

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自执政以来，一再强调要以“友爱”为基本理念重新梳理日本外交，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要创建“东亚共同体”，并把它定位为日本的国家目标之一。实现东亚地区经济贸易、货币以及安全保障一体化，以欧盟为模式，合力构建“东亚共同体”。鸠山主张“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位于亚洲的国家。我们必须将充满活力、联系日益紧密的东亚地区作为我国生存下去的基本空间，不断地为在这一地区创建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安全保障的框架而努力”。自然，鸠山在倡导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强调“日美安保体制今后仍将继续是日本外交的基准”^[1]。不言而喻，日本是想继美国、欧盟之后，建立世界经济的“第三极”，将东亚变成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车头，以“东亚共同体”领导世界，从而使日本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鸠山新内阁上台后，在外交领域实行一系列“新政”，力图改变原有自民党执政时期的日本外交战略，既要加强同美国紧密而对等的同盟关系，同时又重视亚洲外交，积极发展同中国、韩国以及东盟等东亚国家的友好与合作关系。日本东亚外交战略的新变化究竟会给亚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外交有什么样的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对日本民主党政府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以及新亚洲外交战略进行评估和研究，不仅对于中国正确认识和处理日本外交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制定对日本外交的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中国把握东亚地区安全形势，制定建立和参与东亚和平与发展战略，积极推进东亚地区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日本民主党政权上台后，尽管其总体外交与安全战略尚未明确，但在具体的外交政策方面已经显示出积极一面。

第一，积极提倡构建“东亚共同体”构想，树立重视亚洲的外交新战略。2009年在出席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时，日本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晤时首次公开提出“东亚共同体”设想。鸠山新外交的战略定位与政策选择，“在外交上，鸠山内阁提出自主、‘对等’的对美关系；加强对东亚国家和对中国的友好关系；建立‘东亚共同体’，促进东亚经济合作；强调‘专守防卫’和‘无核三原则’；促进世界无核化；积极应对世界环境等一系列新外交政策，反映了在外交方面做出重大调整的决心”。^[2]鸠山在其发表于2009年大选期间的《VOICE》上的《我的政治哲学》一文中也强调了日本作为亚洲国家，要强化日本亚洲外交的地位的新外交理念。^[3]

第二，加快调整和构筑同美国的全球伙伴关系，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去争取全球对日本的承认”。^[4]“9·11”事件发生之后，在美国的默许与支持下，日本积极介入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及战后重建等国际事务，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

2005年2月19日，美日发表了《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联合声明》，其中声明第13条提到：“为更有效的应对各种威胁，美日双方均认为，应继续对日本自卫队及美国军队的角色、任务及能力进行审查。这种审查将包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如日本为应付突发事件所制定新防卫指针及相关法律、双方后勤支援及导弹防御系统合作等。双方还强调了美日两国军队加强协同作战的重要性。”^[5]这事实上就是要重新定位日本自卫队的角色，为日本自卫队配合美国的全球军事行动寻找依据。

第三，扩充和突出经济外交和环境外交等的政治色彩，扩大日本的国际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对外经济关系已改变原先单纯的经济目的，而是纳入了日本政治大国的战略轨道。利用对外经济关系来表明日本鲜明的政治态度，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外政策的一大特点。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进程中，日本不断强化着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力度。目前，日本的ODA已连续数年居世界第一，在世界ODA的总额中其比重也超过了20%。1994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提出一项面向亚洲邻国，从1995年开始实施为期十年，总额为1000亿日元的“和平友好计划”，该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9年后才提出，绝不能简单地视为日本为了反省过去的侵略战争，实现和平友好、共同繁荣的单纯外交目的，该计划也包含了非常明显的实现政治大国化的政治目的。

在国际交往中，日本处处以“大国身份”出现，既承诺分担大国应负的责任，又声明享受大国应享的权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关于全球气候问题上，日本抓住时机，积极开展“环境外交”，以此巩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增强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鸠山由纪夫在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讲话表明：日本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是以1990年为标准而不是美国所执行的2005年，这变相地说明日本比美国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同时日本承诺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50亿美元的援助。^[6]显然，日本民主党在环境外交领域还是沿袭了自民党的大体政策方针，其目的还是基于本国国家利益的判断，既考虑到国家的长期发展，又注重本国在环境保护、环保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优势。通过积极开展环境外交、文化外交等多种形式，发挥日本外交的软实力，消除亚洲邻国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和戒心，拓展日本的影响力。

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国内对日本的对外政策研究着重介绍、分析、评价鸠山由纪夫的外交政策，但对日本民主党本身的外交政策还关注不多。而对于日本新亚洲外交构想从国家外交战略层面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则更是比较少见，对于日本新外交战略对中国的影响也还没有充分地开展研究和跟踪分析。^[7]

由于日本民主党的对外政策“政出多源”，包括鸠山在内的内部各个派系意见不一致，因而在冲绳美军基地调整和搬迁问题上的举棋不定后，导致了日美关系出现紧张状态。而最近鸠山内阁的民意支持率不断下滑，更使得鸠山在决策上举棋不定。应该说，民主党内的各个派别对鸠山内阁的外交政策是有所制约的。而对于这类制约因素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同时，国内外的研究中，对日美关系在日本整体战略中的基石作用给予相当的关注，但对于美日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制约鸠山内阁的关注并不明晰。日本一直努力要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对等协商的外交地位，但如何在构建“平等的”美日同盟中平衡美日利益关系还是一个未知数。可以说，日本民主党政权内部在如何处理日美同盟关系的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一个明晰的结论。

在民主党新政权的新亚洲外交战略和“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具体内核尚未完全明晰的形势下，日本在实施对华关系上沿用了以往历届政府的做法，特别是利用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良好的党际关系这一有利优势，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但同时，民主党政权在具体的亚洲外交政策上并没有对中国有更多的“示好”，例如，在围绕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上，日本民主党政权的外交姿态丝毫不比自民党政权软弱^[8]。民主党内的亲台势力，关照藏独、疆独的势力依然是中日关系中极具破坏性的“暗礁”。特别是日本的新亚洲外交战略，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我国周边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也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新课题。上述问题极易受到东亚共同体构想等热点研究的冲击和掩盖而被忽视，导致我们无法全面客观地把握日本民主党新政权的外交战略取向和东亚外交政策。

在中日关系的层面，以往对于日本外交战略的总体把握多数从如何巩固与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和分析，对于中日间存在的各种问题则加以淡化处理，进行所谓原则论和个案论的解释。但是，对变化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的现状进行动态把握和战略分析的研究还很薄弱，尤其是把中日关系放在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中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缺乏对中日两国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进行综合性的分析。

在国际政治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21世纪，有必要站在东亚乃至全球的高度，把日本政治与外交战略的现状与未来走向放在东亚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角度，从理论的高度和现实国家利益的视角对日本政治动向和新亚洲外交战略进行整理分析，在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对日本的外交动向与未来趋势做出及时与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