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
日本外交战略转型是涉及外交、安保等政策的综合性变化的复杂动态过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启之后，日本的外交战略转型仍未完全实现，依然处在“漂流”之中。对日本外交战略转型轨迹的多重审读，尤其是对于日本外交战略转型的“漂流”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是分析21世纪日本外交战略的关键所在。
当2013年作为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推进其“积极的和平主义”外交主张时，当安倍晋三积极主张推进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倍主义”所主导的日本外交公关时，当安倍晋三于2013年9月25日在美国发表赫尔曼·卡恩获奖感言提及日本的经济规模仍大于德国和英国的总和时，这些都在反复地向世人说明，在21世纪国际关系多维互动的现实中，日本外交仍是国际外交舞台上难以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21世纪的日本外交即使到了第二个十年仍处于转型的攻坚时期，日本外交战略转型的“漂流”仍将长期持续。在国际关系的残酷斗争中，无论是东亚地区的外交战略博弈还是地区安全事务的波诡云谲，日本作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变量之一，其所发挥的作用是难以忽视的。
对日本外交战略转型的关注不仅在政策上是必要的，而且在战略上是必须的。
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的日本外交转型中，日本正试图彻底破除与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确立的国际秩序，而这将成为21世纪整个亚太地区最令人担忧的隐患。对这种隐患置之不理或有意忽视，将可能对人类历史、法律与道德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日本外交的战略转型正处于“漂流”之中。而“漂流”中的日本外交战略所包含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乃至危险性，不仅需要日本周边国家给予关注与警惕，而且需要进行积极应对。对于日本的外交战略的变化趋势，应该进行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与日本外交紧密联动的日本防卫战略也在经历着重大的战略转型。例如，2003年6月6日，日本国会参议院正式通过了“有事三法案”，日本国内外各方面都认为，这标志着日本的国家防卫战略发生了根本转折。连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也认为这些是“划时代的大事”。“有事法制”的通过，其意义远远超过了1960年日美安保体制的建立。但是，“有事法制”仅仅是日本国家防卫战略的一部分，而且相对于日本的国家外交战略来说，“有事法制”具有何种地位和影响，尚需要认真研究。
与“冷战”时期侧重于由政治理念决定对外战略不同，“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决定一国对外战略的要素也变得复杂多样。在论及日本外交战略的场合，不管是涉及“冷战”后时期还是专门针对21世纪日本外交战略的转变，都不应该割裂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余年来的日本政治尤其是日本外交的联系，同时也不能孤立地就日本的国内政治状况讨论其对外战略。
本书作为日本外交战略的基础性研究，主要就日本外交战略变化的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对促使日本外交战略持续“漂移”的各种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本书将从四个视角对日本的“外交漂流”进行分析：①东亚中的日本外交战略的课题与困境；②日本外交战略的国际认知与自我定位；③由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所显示的日本外交的盲动性和对华外交的矛盾性；④以“安倍主义”为代表的日本外交的新指向及其悖论。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发展变化过程，不难看出，60余年前，由于日本战败和美国对日本的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方针）在两个基础之上得以重建。一个是《日本国宪法》所规定的日本国家发展的基本原则，即和平主义、民主主义和国民主权原则；另一个则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对外关系的建立。这两个基础是相辅相成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日本国内经济政治状况和国际政治环境的相互作用，日本的对外战略没有脱离上述的基本框架。其间，经过朝鲜战争时期日本对美军的后方支援和1960年日美安保体制的确立，日本对外战略的大方向被组合在美国的世界（东亚）战略中。直到今日这种状况也没有根本改变。
但是，世界是在变化的，不仅是国际关系在发生变化，而且日本国内也在发生变化。日本外交战略的基本框架得以建立的支柱（原则）出现变化的征兆是与“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国际政治构图发生变化同步产生的。相对于“冷战”的终结所带来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影响，海湾战争的结果对日本外交战略产生的冲击程度更为强烈。如何树立和确保与日本国力相称的国际地位成为促使日本国内上下重新思考外交战略定位的基本出发点。
实际上，日本的国家对外方针和政策已经在不断地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进而同国家外交战略的基本框架和原则日益产生矛盾冲突，日本国家外交战略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尽管如此，这是一个事关国家对外基本战略方向的重大问题，相关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并非能轻易地得出结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二十年，不是日本“丧失的二十年”，而是日本国家战略方向重新定位的二十年。从1991年日本国会强行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法（PKO法案）》，到 1996年《日美安保条约》的重新确认和1997年制定《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9年通过《周边事态法》，2001年通过《反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再到2003年“有事三法案”的顺利通过，这中间经过了十余年的时间。这些法案大多数都是同日本的防卫战略相关的。与此同时，日本还根据国内外的形势变化，对政府开发援助事业进行了调整，1992年公布了《ODA大纲》，2002年又进一步进行了修改。日本对外战略中的经济援助成分和比重逐渐减小，而防卫战略和军事合作及海外派兵军事贡献的比重则有飞跃性的增加。这实际上表明了日本在对外战略上的基本取向。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日本的对外姿态逐渐地从和平主义的固定框架束缚下走出来，日本的外交目的从寄希望于国际和平、经济合作和国际援助，通过实施对外经济援助扩大日本的影响，向强化日美同盟，积极参与世界和地区争端解决，发挥与日本国力（经济、军事及政治）相应的国际贡献，争取国际政治发言权的方向进行修正，而且这一修正幅度正在日益增大。同时，日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在部分领域里从日美同盟的框架内走出来，要发挥独自的国际作用和影响。争当政治大国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逆转，防卫战略的调整只不过是整体外交战略调整的一部分和手段。日本外交的基本理念日益鲜明地提出了“作为先进的民主主义国家的主要成员，要积极地参与反恐问题等国际性课题的解决，特别是对于给国际社会带来较大影响的地区形势的稳定问题的解决”，同时，“进一步强化日美关系，并以此为基轴，促进同其他主要国家的合作关系”（见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2002年版，第3页）。日本不仅要做出“看得见”的国际贡献，而且力图要做有“国际责任”的大国。《阿富汗复兴援助法案》《伊拉克复兴援助法案》及其他支援地区性纷争解决的法案不断出笼，以及积极主办国际性会议（如环境问题的京都国际会议）等也标志着日本正日益摆脱过去“只出钱，不出力”的形象，进而树立和巩固在地区性国际事务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朝鲜核危机中日本的表现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各种国内外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要素与时俱进、相互作用的结果。目前这个过程仍在进行之中。为了了解日本的外交战略调整的本质和趋势，有必要充分考察日本外交战略的国际国内环境因素，分析其中的相互关系。
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方面，世界形势，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安全局势对日本的战略环境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趋势在经历了亚太金融危机之后更加显示出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形势并没有多大的改观，相反，国际恐怖主义的抬头，以及美国的世界战略的变化所带来的新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对立，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秩序混乱、地区安全架构面临重建组合的局面。
由于大国的利益关系在这个地区保持着相对的战略平衡，故而地区小国的地位和作用反而凸显出来。原来相对超然于东亚地区，自认为西方富人俱乐部一员的日本就不得不面对周边国家的压力。在日本看来，受到的威胁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各种“威胁论”并非空穴来风。经济上——“雁阵经济”早已一去不复返，经济增长、区域合作方面有了强劲的对手——中国。政治上——加入WTO后的中国在加强同美国关系改善的同时，依然是日本在联合国和地区国际政治上发挥作用的巨大障碍。安全问题上——朝鲜核危机以及“绑架日本人”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日本人的神经。而美国东亚政策的摇摆不定也使得日本不断地变换方位，以适应美国的战略需求。
此外，国际政治思潮的变化也给日本的外交带来了新的思维。标榜自由与民主的“新自由主义”传入日本后，很快就与原有的民族主义思潮结合起来，不仅通过对历史的翻案来鼓动重振日本民族狭隘的扩张主义思潮，而且站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文明”的阵营，积极参与和支持美国的世界战略。特别是在美国布什政府内弥漫的“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下，日本国内的右翼保守势力（不同于右翼团体）声势大增。政府内、国会内的所谓“防卫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日益占了上风。
这些因素使得原本就缺乏柔软性的日本外交更加丧失回旋的余地，日益加强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辅助美国世界战略的基轴。
在国内环境方面，长期的经济不景气不仅使整个日本社会经济疲惫，而且也在政治上、社会思想上营造了适宜新民族主义思潮滋生的环境土壤。被称为“丧失的十年”的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治上的最大动乱。如同“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一样，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治“五五年体制”的崩溃，结局只是促成了在野党消亡时代的开始。自民党梅开二度，重执日本政治的主导权。但是，新的自民党执政的时代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环境发生了变化，自民党本身也正在经历着新老交替的时期。有别于传统政治家的“团块世代”政治理念正在崛起，新生代的政治家对于是否维护《日本国宪法》的原则框架没有多少顾虑。号称依赖国民支持的小泉纯一郎首相在自民党内拥有稳固的支持基础。他公开地宣称要打破旧的自民党政治，修改宪法，为自卫队的军队正名，参拜靖国神社，不顾及邻国的抗议，强化同美国的军事联盟。
与此相对，在野党则成为一群乌合之众，原来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自掘坟墓后，现在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在政策主张上则更多地体现了原来自民党及社会党右派的血统影响，而且在对待安保战略、宪法修改等问题上，民主党等在野党的立场甚至要比自民党走得更远。所以，执政党对于国家外交战略的修正，在走向《战争法案》的路上所受到的抵抗就越来越只具有形式上的象征性的意义，而丧失了实际上的意义。从强行通过《PKO法案》，到朝野两大政党联手通过“有事三法案”，时间仅仅相隔十余年，却确实给人以时代变迁的感觉。日本政治这列火车正在日益丧失制动机能，最终会驶向何方实难预料。
再说国民意识的变化。在政府和主流媒体有意识的舆论操作下，国民每天面对的都是“绑架”“间谍船”和导弹，甚至核武器的“威胁”，如果不出现向政府呼吁强化应付“有事”体制的呼声，反到让人觉得不正常了。可是，这种舆论的呼声和国民意识的变化一旦同政府的改宪论和外交战略调整相结合，就会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其影响绝不可低估。比较一下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现在的国民的政治倾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总体右倾化”“总体执政党化”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多数国民支持政府对朝鲜施加压力的举动，更不难理解“有事三法案”能顺利通过、小泉等右倾保守政客支持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了。一般的日本人认为强硬的对外舆论只是一部分人的举动，不会影响全局；对政府的做法也认为是为了照顾舆论而做出的应付之举。但是，一旦上下结合，目前，已经在逐步结合，就会出现巨大的修改宪法和对外强硬路线的舆论。
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过程仍未结束，这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向左向右的问题，修改和平主义宪法更不是最终目的。这是涉及日本国家在未来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将处于什么地位的根本问题。日本的夙愿是摆脱战败国的阴影，做一个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有影响力的领袖国家，而绝非所谓的“普通国家”。
如果要给未来的日本国家画像的话，必须要参照历史上的和现在的日本的样子。依照目前日本的前进方向来说，很难做出它会发生急转弯的预测。日本的长远目标是承担建设世界新秩序的一角，进而掌握东亚地区的主导权，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大国。如同历史上的大国一样，没有军事上的发言权和威慑力，国际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是要大打折扣的。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在未来国际政治格局中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大国化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中国认可日本的政治大国化，但是，是有条件的。中国需要的政治大国日本是应该“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的日本。中国的外交战略需要对此有长远的考虑。
[1] 前言中部分内容引自沈海涛《日本安保战略转变的国内外因素分析》（《丽水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12～16、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