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争取“入常”的历程
以1969年日本爱知揆一外相在联合国的演讲为标志，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掀起了谋求“入常”的第一次高潮。1969年9月19日，爱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中提出了“为和平而斗争”的主题，突出谈论了如何改进联合国的问题。而在其演说之前的两次记者招待会上都曾表示：“日本也希望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删除敌国条款。”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报道：“爱知演说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希望竞选常任理事国的意愿。”然而，在爱知外相演说发表结束后，曾经担任日本驻联合国大使的斋藤镇男写道：“对于日本申请常任理事国，联合国虽然没有出现反对的声音，但没有任何人谈论这一问题，几近忽视。”
在这次谋求常任理事国的活动失败后，时任日本联合国政治处长的天羽民雄总结道：“大刀阔斧地往前冲不是达到目的的高招，必须小心翼翼，用大量时间不间断地观察时代的变化。在此期间，最重要的是需要树立日本在联合国的形象，例如，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开展积极的联合国外交，逐渐积累我国在联合国的成绩。不应忘记，我们还需要创造内部环境以适应外部形势。总之，修改宪章这一任务，无论国内国外，绝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我们绝对不可以盲目急躁，急躁只能导致失败。”
比照历史，日本此次在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会上为何如此积极？又为何显得如此的志在必得？我们可以从国内外背景形势的变化和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的转变这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就国内背景来说，国内舆论和民意基础以及精英集团都发生了转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谋求常任理事国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外务省的局部行为，不管首相如何更替，外务省总是一贯地执行自身制定的扩大自身在联合国的影响，争取早日成为安理会常任的既定政策（因为这些外务省官员，认定联合国是日本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谋求常任理事国能够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同时也能提高外务省在日本政府中的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末，民生大国似乎还是日本民众的主导诉求，他们对于外务省的举动或者是不了解，或者是不支持，而且，即使在政治家这样的精英群体中，也存在很多反对呼声，他们表现为“慎重派”和“反对派”。
为了克服国内舆论反对或不关心的这一困难，外务省采取的对策是利用外压，千方百计地努力争取其他国家支持日本争当常任理事国。外务省希望国际上支持的声音可以左右国内的反对意见，以便形成共识。外务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虽然，国内的“慎重派”和“反对派”的声音仍不弱小，但是，国内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却倾向于支持外务省的举动，而且，日本民众在政治大国诉求的影响下，也开始积极支持政府谋求常任理事国的举动。与此同时，政治家中的情况也有了重大变化，最为典型的就是小泉纯一郎。1994年8月，联合执政的三党议员成立了“担任常任理事国研究会”，由自民党小泉纯一郎担任会长，他在成立大会上宣称该会要制止外务省自行其是，并对联合国大会上外相的演说内容发挥影响。9月2日，这个组织向首相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外相在联合国大会上声明日本不参与行使武力，列出了日本能做和不能做的事项等。而如今，这位日本首相，却不再是“慎重派”，他已经转化为“积极派”，在推动日本谋求常任理事国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在1995年以后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民意支持率都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见表2-1），这对日本政府积极推进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联合国外交起到了推动作用。
表2-1 日本应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吗？（根据日本首相府调查结果）
所以，日本国内舆论、民意基础和精英集团的这些变化为日本政府谋求常任理事国在一定程度上扫平了国内的障碍。
从国际背景方面看，国际力量格局发生了巨大转变。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仍旧处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剧烈对抗时期，而日本当时是美国的忠实盟友，为美国马首是瞻，所以，在这样一种两极对立的力量对比状况下，日本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只能是空想，它必然会遭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反对。
而随着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整个世界的力量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极化与单极化之间的斗争还在进行，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一系列对外动武，一方面，让人们意识到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公正方面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让人们看到了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方面的脆弱性，所以，希望通过改革增强安理会的作用，加强联合国对国际和平的贡献。
此外，对立阵营的削弱，美国对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棋子——日本的有力扶持（明确表态支持日本争取“入常”），加上日本长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投资，使得日本在联合国投票时的力量对比上似乎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同时，国际舆论风向有了明显转变。20世纪60年代末，虽然也有许多国家主张要改革联合国，指出了联合国效率低下、权力配置不合理、安理会决策程序不透明等一系列弊病。但是，当时的联合国事实上是美苏对峙的政治舞台，双方都以联合国为工具来实现自身的利益，所以，在它们的主导下，国际民主化程度并不高，要求改革联合国的国际舆论与不愿看到自己既得利益受损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声音相比较，事实上是相当微弱的。
随着第三世界力量在联合国中的崛起和“冷战”结束所打破的力量平衡，更加上之前一系列的舆论准备，在适逢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要求联合国改革的呼声已经逐渐达到顶点，而且，世界上的主要大国，或出于形势所迫，或出于自身意愿，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了对联合国改革的支持（虽然对如何改革仍存在激烈分歧）。所以，2005年，联合国改革注定会成为第60届联大不可或缺，而且是重中之重的议题。
日本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的道路并不平坦。一方面，联合国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日本的愿望实现要经过许多政治上和技术程序上的关口；另一方面，日本是否具备作为常任理事国应该具有的资格和责任，尤其是是否具有代表本地区各国利益的公众形象、得到邻国的信任和支持是尤为重要的考验因素。
具体来讲，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日本“入常”与联合国改革的理念是否冲突。
此次联合国改革是希望加强发展中国家地位，因为，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却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虽然它们都是联合国内的平等成员，但很大程度上却只能成为联合国决议的被动接受者，作为世界政治讲坛的联合国中很难听到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所以，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发展中国家要求在国际社会中扩大发言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此次的联合国改革如果没有第三世界的极力呼吁，也是不可能造成如此之大的国际舆论压力的。
然而，日本是发达国家，居于西方七国集团之列，在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强势地位中，已经是既得利益者，它要求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的与第三世界要求扩大发言权的利益需求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在这个时刻争取“入常”能否和此次联合国改革的理念契合？这个问题必然会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考虑。
其次，日本的现实表现难以获得信任。日本对自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作所为的历史认识态度暧昧，无法同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邻国取得共识，其承担维护世界和平责任的诚意难以被信任。即使是在日本极力争取“入常”的关键时刻，日本政府还是不断美化历史：日本文部科学省2005年4月5日下午正式公布对日本8家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公民等教科书的审定结果，其中，由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炮制的、扶桑出版社出版的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教科书，经过124处并非伤筋动骨的“小修小补”之后，再度被审定为“合格”而过关。日本这种不顾亚洲邻国民族感情，恣意妄行的态度不能不让人们对其保持警惕的心理。
日本的这种行为方式，使人们担心它是否能够承担大国的责任？是否能够在国际社会中起到表率作用？所以，很多舆论分析认为，日本要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先必须对历史问题有一个清晰深刻的认识，否则，自身问题将会成为日本“入常”的最大障碍。
正因为如此，没有能够认真反省过去侵略历史，而又在近来的国际事务中强化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把台湾问题作为日美的共同战略目标，把中国作为战略威胁，在处理同周边邻国的国际事务中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的日本要争当常任理事国，自然就成为众矢之的。
近来日本在侵华历史问题上不断做出否认事实、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举动，在钓鱼岛主权争端、台湾问题等事关中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以及日韩之间的独岛主权等领土问题上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极大地激发了邻国人民的激愤和批判。日本对待周边国家的态度，以及在反省侵略历史方面与德国的天壤之别，都成了日本在东亚地区得不到信任和很高支持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