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时下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与毛泽东时期极不相同的社会环境，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自从以“小岗村”模式为象征的“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泛化后，中国的农业迎来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伴随着这种过程的，是对于毛泽东合作化思想的批评乃至否定之声不绝于耳。然而，历史常常就像不停变脸的“五月的天”，以“小岗村模式”为象征的农业生产方式变化，并非一味给中国尤其是农民呈现出玫瑰色的绚丽。
在经历过几年的顺利发展后，1984年以后，其实是城市的改革有了实质性的启动之后，中国农业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和市场优势开始式微，农业生产资料持续涨价，农副产品则由于产量的增加而贱卖。后来，随着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终止，农民被更加直接地推向了市场。这种态势的持续发展，直接产生了个体小农如何与越来越复杂和庞大的大市场接轨的障碍。于是，农业生产开始波动，农民比较收益下降，而各种费税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加重，农民开始迫于生活而向城市流动，并不断汇成一股堪称世界奇观的农民工大潮。尽管人们对于这一流动有过玫瑰色的赞誉，在这一过程中也确实成就了不少农民的致富梦想，但是，这一过程也实实在在地留下了相当复杂的效应。
对于城市来说，虽然工商业的发展获得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毛泽东当年担心农民盲目流向城市可能造成的社会乱象，已然成为我们所面对着的严酷现实。混乱不堪的城市管理，城市犯罪率居高不下，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间歇性的“严打”行动，警察、城管、保安队伍的持续扩大，除了直接加重社会管理成本外，还陡增了社会的紧张和对于政府形象与公信力的消极影响。尤其年复一年的以巨额人口大搬移为主要内容的春运，更是把政府、警察和交通部门置于高危境地。
而在农村，却出现了另一种消极景象。首先是农耕由于大批青壮劳动力流入城市而变得粗放。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土地缺失劳动力而失养，许多水利设施疏于护养而淤塞、破损甚至废弃，许多水田变旱地，水利条件的恶化，带来的是种植难度加大和效益的下降，于是乎就有不少土地被弃耕、撂荒。时下，大家呼吁政府重视食品安全，但是当土壤被污染，甚至被重度污染后，食品安全的重要基础也就失去了。土地的污染，其实也是农耕方式发生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你只要到农村的田头，看看那些老人和妇女是如何种田的，看看那些开着小货车送货上门的小商贩是如何销售化肥与农药的，大概就会明了我们的农田是何以发生污染的。
其次，随着一家一户成为一个生产单位状况的泛化和国家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取消，农民理论上与市场接上了轨。但是现实并非理论。缺乏一定组织化网络手段的小农，根本就无法直接去与市场接轨。就以时下许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农超对接”而言，最多只能是市场与大农业生产单位的对接。因为谁会去与一个个产量不高、品种繁多、产品品质难以控制的家庭小农生产单位对接呢！至少交易成本和效率就会令市场难以承受甚至风险巨大。这些年许多农村的农产品收购市场之所以屡屡出现被黑恶势力所控制，因为实在也找不到其他有效的办法去解决一家一户的小农产品进入市场的途径。这种状况的出现，我想一定是出乎把“小岗村模式”泛化的政策制定者们意料的。甚至可以说，就“经与权”的维度看，“小岗村模式”只能属于解一时之困的“权宜之计”，而不可能让它在没有其他组织化配套条件下，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再次，随着农民经济活动的原子化和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导致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许多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生活的非正常化。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5月27日发布，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显示，农民工总数达26261万人。因此，现在许多农村常住的人口被戏称为“996138”部队。这些地方农业生产大多虽然能够基本维持，但其他事业几乎无法发展。此外，还留下大量的“候鸟家庭”“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新华网北京2013年3月7日报道，“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农村已婚男性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收入，放弃正常的家庭生活，选择到城市务工，这也使越来越多农民工夫妇被迫成为‘候鸟家庭’，妻子留在农村独自承担养育子女、照顾老人、务农等重任”。并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留守妇女这一群体已达约5000万人。”因此，有人说，我国农村有一亿体制性鳏夫和寡妇。由此衍生出来的生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是不难想象的。2013年2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称，截至2012年底，我国空巢老人达0.99亿人，以农村占六成计，农村的留守老人也近0.6亿人。2013年5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6102.55万人，还有农村流动儿童2877万人。两者相加达近亿人口。尽管社会各界不断发起关爱活动，但都无法替代家庭、父母在其成长期间应该给予的情感慰藉，这对于孩子的健康人格的养成不得不说是非常不利的。前些日子媒体报道多宗女孩被性侵案件，令国人群情激愤。这些案件主要都发生在农村的留守儿童的群体里，究其实是留守儿童问题的一种社会表达形式。
当然，随着农村问题的日益凸显，我国政府一直都在积极致力于治理。一连串的“一号文件”，伴随着一系列惠农政策与措施，包括各种涉农补贴，如种粮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良种补贴等。社会各界也以不同方式，扶贫支农，投放了大量资金和人力。但人们看到多数农村状况依然如故。究其原因是我国“小岗村模式”的泛化，多数农村回归于传统那种一盘散沙的局面，加上大批青壮劳动力流向城市，已经基本失去发展农村事业的社会组织条件和能力。麻烦的是，我们的许多人往往不愿意正视其中的问题，有的则把解决问题的出路寄托在借助城里资本的引进上。包括在明星人物沈浩治理下的“小岗村”，也曾经努力地寻找外来资本去对于那被分得七零八落的“西瓜田”进行连片开发。这种思路究竟能给中国，尤其是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带来什么，自然有待观察。但它至少表明了“小岗村模式”已经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当然，中国也存在着另外的典型。它们在小岗村模式泛化的过程中，坚持拒绝“分田到户”，继续集体经济体制，积极走农工商多种经营的发展道路。不仅没有让农民自发流向城市，使乡村破败凋零，而且使集体经济走上蓬勃发展之路，农民安居乐业。这批典型，共同的特点是长期坚持发展多种经营，进而发展集体工业企业，成功地走上“在地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路子。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构想在新的条件下的成功实践。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化地以少数成功典型，去说明历史的发展，无限制地夸大这些典型的普遍意义。但是，这也至少提醒人们，对待毛泽东这样具有战略性眼光的政治家的构想，尤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构想，人们是不能采取轻率的态度的。
随着中国农村重蹈困难境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不断思考和反思，形成新的认识和思路。
李先念是长期掌管共和国经济工作的政治家。早在“小岗村模式”泛化之初，他就提出过疑虑：“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吗！”[37]自从20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面对着全国粮食产量的徘徊局面和农村发展的某种颓势苗头，他开始反思。针对农业连续几年徘徊不前的局面，他反复强调，“农业搞不上去，别的什么都不好办，什么四个现代化，一个现代化也没有”。农业必须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现在不进口粮食就是一个伟大胜利，……十亿人口的大国粮食靠进口是不行的”[38]。同时强调各地要“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反复宣扬毛泽东倡导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说“这个话的精神没有错，只是以前在理解和执行上出现偏差”[39]。对于农业耕作，他说“毛主席的八字方针（指“农业八字宪法”——引者注）是不可少的，不管你怎么说，都离不开他那个八字方针”[40]。他告诫湖北省，“要保证农业增产，应该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搞好水利建设和改良土壤”[41]。针对中央高层出现的某些否定冬春农田基本建设行动的偏颇观点，他针锋相对地指出“搞农业任何时候都不能偷懒，……冬天也不能叫老百姓光晒太阳，要组织起来搞农田基本建设，搞劳动积累”，“只种地不养地，不建设稳产高产田，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不会有后劲的”[42]。尤其对于部分地方出现农村大批劳动力涌向城市的苗头，他明确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劳动力，大批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只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实现。过早人为地片面指导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对农业生产是一种破坏。尤其是山区在基本上没有摆脱贫困，甚至不少地方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使大批精壮劳动力转移出去，不是脱贫致富的好办法，而是对脱贫致富的‘釜底抽薪’。……决不能让大批精壮劳动力离开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岗位，造成老、弱、妇、残务农的局面。改变这种状况，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是不行的，靠国家和当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也是不现实的，提倡什么‘借钱发财为我所用’的口号更是不妥的。只能依靠当地政府和各级领导，根据当地资源，通盘规划，精心组织，引进科学技术，发展多种经营，把山区劳动力吸引到发展粮食、果林、畜牧、山货和各种土特产品上来，以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投入”[43]。虽然，他的反对并没能阻止农村精壮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但农村在这一过程中的破败和凋零的不幸事实，却也说明他的担忧具有很强的先见性。而对于他向来持有保留态度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模式，李先念当时的看法是：要“发展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各种合作与联合形式，逐步从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从传统耕作转变为科学种田，否则就不可能适应社会主义大工业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人民生活迅速发展的需要”[44]。这实际是他呼吁走出一家一户一个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模式的表达。李先念更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举措，是1989年4月7日他来到与“小岗村模式”完全不同的七里营刘庄，在看到这个借助集体经济而实现农工商全面发展，农民生活幸福，农村社会欣欣向荣的典型后，他挥笔题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说，中国千千万万人几十年流血牺牲打天下，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嘛！[45]
彭真是这一时期认真反思既有农村经济模式的另一位党和国家的高层领袖。他与李先念一样，对于农业在经历了几年发展后，重新陷入徘徊不前的状况，深感不安。因此，当他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后，就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去调查研究。他的基本认识集中体现在1988年6月3日在顺义的一段谈话中。他说：“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怎么搞还没有成功的经验。分田到户解决了八亿农民的吃饭问题，但还不是根本出路，根本出路还得走集体化道路。发展乡镇企业，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这些年群众创造的形式，它可能是我们开始找到了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规模经营和乡镇企业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各地经验看来，不搞乡镇企业，劳动力不能转移出来，也搞不了农业的规模经营。”[46]1994年4月8日，他再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农业总是要走集体化的道路，几千年单干并没有解决问题。”[47]这样的认识，看似与李先念在“小岗村模式”泛化之初提出“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吗！”的疑虑，偶然巧合，实则是毛泽东的农治思想影响的体现。
我们从李先念和彭真的年谱中，还看到了两位老政治家除了不断发表对于问题的率直看法之外，还不时与邓小平谈农业发展问题。[48]从20世纪90年代起，邓小平两次表达了关于农业发展与改革“两个飞跃”看法，对于农业集体化道路有了新的判断。第一次是在1990年3月3日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49]。第二次是在1992年7月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他指出，“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北京郊区搞适度规模经营，就是集体化集约化。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现在公有制在农村第一产业方面也占优势，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会提出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我最早提出两个飞跃思想的时候，李先念同志说他都赞成，说这是一个大思想。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50]。这两个论述的内容，可以看出邓小平对于在时下，甚至相当长的未来，在全国继续“小岗村模式”的坚持。这一点与李先念和彭真对于突破“小岗村模式”的率直诉求是有所不同的。但都肯定了中国农业最终还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的思想。虽然能否看成这是对于李先念和彭真等同志的看法的一种回应，尚待研究，但也可以看出新中国的前30年的农治历史给予这些政治家所留下的深刻印记。
（本文原载《东岳论丛》2013年第9期）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931页。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78页。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8页。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0～1431页。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1433页。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
[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351页。
[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350、374页。
[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375页。
[10] 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第181～182页。
[11] 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第183页。
[1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373页。
[1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191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29页。
[15] 该文献于1955年经毛泽东两次主持编撰，收录了176篇材料，达90多万字。在编辑过程中，毛泽东不仅亲自选择入选篇目，做了大量修改工作，还为许多材料改写篇名，亲自撰写大量按语，并两易其序。足以体现毛泽东的心力与用意。
[16]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第206页。
[17]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第548页。
[18]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73页。
[19]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73～186页。
[20]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65页。
[21]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第1007页。
[22]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第1006页。
[23]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56页。
[24]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78页。
[25]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674～675页。
[26]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1998，第197页。
[27]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第118页。
[2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98页。
[29] 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第181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6～437页。
[31]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第118～119页。
[32]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1页。
[33]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1页。
[34]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9页。
[35]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2页。
[36]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2～433页。
[37]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第107页。
[38] 《李先念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443页。
[39] 《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301页。
[40] 《李先念传》（1949～1992），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1340页。
[41] 《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4册，第292页。
[42] 《李先念传》（1949～1992），第1338～1339页。
[43] 《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4册，第304页。
[44] 《李先念传》（1949～1992），第1341页。
[45] 《李先念年谱》第6卷，第476页。
[46] 《彭真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第428页。
[47] 《彭真年谱》第5卷，第491页。
[48] 据《彭真年谱》第5卷记载，1988年9月30日，“同邓小平交谈，重点谈加强农业生产问题”。
[4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55页。
[50]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349～1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