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结论
如何应对老龄化挑战对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至关重要，而科学地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前提之一是科学地认识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压力及其调控途径。通过人口模拟和运用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数（AECI指数）进行分析，我们对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强度、趋势和调控进行了一系列的定量分析和国际比较，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基于这些发现，本文有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型。从20世纪80年代直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老龄化都一直超前于经济发展，长期对经济发展形成压力。
第二，和世界各国相比，特别是和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相近或比中国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非常明显，但不是最大的。
第三，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特别高速的老龄化尚未到来，大体在2010—2025年中国有可能出现15年左右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相对较低的时期。按中方案预测，这一时期的压力（AECI指数均值为1.8）不仅低于之前1980—2010年的压力（AECI指数均值为2.5），更显著低于之后2025—2045年的压力（AECI指数均值为4.6）。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时期，为应对随后到来的老龄化严峻挑战做准备。
第四，随着人口老龄化提速和经济增长相对放慢，未来中国将面临巨大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按中方案预测，2015年前后开始直至2040年前后压力长期持续加大，20年代中到30年代末将是压力升高最快的时期，2036—2045年将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最大的时期。压力的高峰将出现在2040年前后，高峰时中国的老龄化经济压力将可能达到2010年压力的4倍，压力之大有可能超过所有发达国家迄今为止在相同经济发展水平时出现过的压力，甚至有可能直到那时与世界各国以往相同发展水平时相比都是少见的。
第五，巨大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对中国的发展十分不利，应对不当有可能将显著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崛起的后劲，尽可能地减缓这一压力非常必要、意义重大。
第六，经济增长对未来老龄化经济压力强度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生育政策的影响。未来老龄化经济压力能否缓解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主要取决于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其次才是生育政策放宽的程度。这一特征从另一方面构成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压力，即要求经济要长期较快地增长。与这一特征相适应，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和适当调整经济行为（如建立健全老年社会保障、适时适当推迟退休年龄、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等）是缓解和化解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缓解和化解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必须以经济手段为主、人口手段为辅，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第七，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应当也能够运用生育政策杠杆加以调控。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将导致难以承受的巨大的老龄化经济压力。尽管通过放宽生育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很大的态势，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缓解这一压力。同时，适当放宽生育政策有助于防范如下风险：经济增长慢于预期导致老龄化经济压力重上加重。
第八，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在评估不同生育政策调整方案的优劣性和可行性时，定量测度和比较了实施这些方案将承受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而不是仅仅比较其人口老龄化速度和水平，前者更具实质意义。结果表明，从2013年起小幅度放宽现行生育政策（即本文的低方案）只能轻微地减缓未来的老龄化经济压力，而大幅度放宽现行生育政策（即本文的高方案）虽然能较大幅度地减缓未来的老龄化经济压力，但因将导致人口规模过大而不可取。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前提下，从2013年起中等幅度逐步放宽现行生育政策（即本文的中方案），既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又可以同时将人口规模压力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有助于实现关乎21世纪上半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人口规模压力和老龄化压力的战略平衡，是调控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合理路径。[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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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9日稿，2012年12月修改）
[1] 本文发表在《人口研究》2011年第6期，发表时有改动。
[2] 除个别国家因缺乏数据未被列入外，这103个国家（地区）包括了其余全部人口超过500万人的国家（地区）。去掉人口不足500万人的国家（地区）是为了避免人口规模小的国家人口、经济现象的偶然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3] 在全部人口在500万人以上并有相关数据的国家（地区）中计算，1980—2007年每年的相关系数都保持在+0.787—+0.884之间（莫龙，2009）；2008—2010年各年的相关系数依次为+0.841、+0.841和+0.822。
[4]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产生影响的机制十分复杂。从AECI指数的构造可以知道，本文所指的（即AECI指数测定的）老龄化经济压力是指某个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形成的宏观上的经济压力。同时，该指标具有相对性，反映的是某个国家与世界各国比较而言，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相对大小。需要注意的是，AECI指数直接测度的是某个国家所承受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而不是这个压力对该国经济造成影响的实际后果，尽管通常两者之间有高度的相关关系。两者的这种关系有如“人承受的大气压力”和“大气压力对人的实际影响后果”之间的关系。关于AECI指数的计算公式以及AECI指数法的原理、适用性、可靠性及局限，参见莫龙（2009）。
[5] 这些机构没有直接给出人均GDP预测。我们采用这些机构关于2005—2050年（或2010—2050年）中国GDP增长速度的预测，以及世界银行（2010）关于2005年（或2010年）中国GDP的数据，推算出2010—2050年各有关年份中国的GDP总量。然后根据联合国（2009）关于这些年份中国人口总量的预测，推算出各有关年份中国的人均GDP作为上述机构的预测结果。
[6] 33个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的界定见图3，参见本文3.3相关脚注。
[7] 以2010年为基准年计算，下同。
[8] 我们关于2011—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预测是建立在对期内人均GDP和老龄化变动所做的预测基础上的。如果说对老龄化的中长期预测相对较准确，那么对人均GDP的中长期预测就相当困难，通常其结果只在反映趋势方面是有价值的。因此，我们关于2011—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预测只能反映趋势（特别是反映不同的人均GDP走势下老龄化经济压力的趋势），而不能解读为具体的预报。
[9] 除另有说明，人均GDP和人口老龄化预测均采用中方案。
[10] 这里是按人均GDP中方案预测的结果。本文下面还将表明，无论按人均GDP高方案还是低方案预测，这一高峰都将出现在2040年前后。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只要生育政策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如本文表1的高方案或更大幅度地放宽生育政策），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高峰将出现在2040年前后。
[11] 定义见图3。之所以选择最发达经济体和中国比较是考虑到我们的研究目的。在这里，我们的研究目的是，比较当204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达到高峰时，中国的AECI指数和其他国家在达到与中国2040年前后相同或相近经济发展（人均GDP）水平时的AECI指数。由于预计所选择的最发达经济体2030年的人均GDP将超过中国，而这些国家1980—2030年的人均GDP和AECI指数数据均可获得，因此可以对这些最发达经济体和中国做上述比较（图3）。一般来说，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人口老龄化，这些最发达经济体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因而将中国与之比较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12] 经济手段还包括调整经济行为，如建立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与老龄社会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医疗、就业和住房等基本经济制度。
[13] 理论上，人口手段还包括人口迁移政策。对中国而言，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的国际人口迁入缓解老龄化，但有可能通过地区间的人口迁移流动对某些地区的老龄化进行调节。
[14] 均指在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上未有、少见。
[15] 本文使用“放宽生育政策”这一表述，不仅指政策本身放宽，而且指生育率相应提高。例如，下文中出现的“中等幅度放宽生育政策”，即指使生育率中等幅度提高的生育政策调整。
[16] 本文还模拟了放宽生育政策的次高方案（较大幅度放宽，生育水平见表1），模拟结果见表2、图5。“2016年起城乡普遍允许生育2孩、杜绝3孩及以上”可能是该方案对应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这样的调整接近不少学者的建议。然而，和中方案相比，次高方案虽然在缓解老龄化经济压力方面效果略好（AECI峰值降低45.8%），但因峰值人口（2045年达15.4亿人）依然显著超过15亿的“警戒线”，所以该方案可能并不是人口规模压力和老龄化压力较好的平衡点。
[17] 参见本书前言“三、关于数据的一个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