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维护和巩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建议
针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认真及时解决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前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疑虑，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特别是在现实中出现的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影响到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现实中出现的贫富严重分化，使人们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但是我国贫富差距之大，严重遮蔽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009年我国百万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数已达67万户，居世界第三；资产超十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仅次于美国，名列全球第二。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2009年已达0.47，如果加上漏计的高收入、灰色收入、隐形收入，估计现在已大大超过0.5，远远超出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财富的集中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引起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对共产党的信任呢？
解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首要措施，就是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始终注意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广大民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果实。当前要在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基础上，把共同富裕摆上日程，加大民生建设，缩小贫富差距，让广大百姓从实际生活中真切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定要能够真正指导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才能真正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只有主流意识形态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才会有真正的意识形态安全。课题组在北京多所高校调查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情况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致反映，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现实问题使得许多学生不相信老师在课堂上的“说教”。北京一所高校理学院的党委书记说，从事党务工作近二十年，感到现实中的问题让学生对党的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效果大打折扣。苏联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国内现实之间的严重脱节。
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因此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上，让人民生活富足和幸福，才能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和支持，进而增强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同感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二）加强党员信仰教育和中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状况决定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当前，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影响了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也为境内外各种反动势力提供了攻击、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口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能仅是一种口号，更要成为全党的责任和党的领导干部的首要之事。党都不管党，谁来管党呢？当然，提高“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水平，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当前从巩固党的意识形态安全考虑，要抓紧做好以下两件事情。
第一，加强共产党员的信仰教育。
信仰坚定是中国共产党优于古今中外一切政党而独具的优良品格，是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战无不胜的精神武器。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这是他们经受一切考验的根本保证。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就义前慷慨赋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马克思在谈到工人政党对待信仰的态度时，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马克思首次提出“信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即德国的社会主义”。列宁则使用了“共产主义信仰”这个概念。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坚定党的信仰。毛泽东曾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邓小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号召广大共产党员、各级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毋庸讳言，全党普遍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缺乏信仰或信仰不坚定的问题。为此，要重视对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观教育，正确阐明信仰概念的科学含义及信仰与理想、信念的关系，在党员入口方面一定要把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挡住，对党员要理直气壮地号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对党内的变质分子要及时地清除出党，并消除导致党员信仰动摇的各种消极因素。
第二，抓好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根本保证。我们党是有着8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大党，党的中高级干部分布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身居要职，肩负重任，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直接参与者。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政治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决定着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提高。他们又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在本地区、本部门贯彻的组织者和实施者。邓小平同志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群众眼里，党的中高级干部就是党的代表和化身。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由党的中高级干部的言行决定的。邓小平同志说过“中国共产党出问题，还是出在内部”。从一定程度上说，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威胁就是一些党的中高级干部不真学、真信、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不少中高级干部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很大，认为“马克思主义离他们太远”。一些人在大的是非面前缺乏政治鉴别力和不清醒，对党的未来缺乏应有的信心。党的中高级干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看法。提高党的中高级干部政治水平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抓好党的中高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习近平同志2010年9月27日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宝。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是合格的成熟的领导干部”；“要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学习教育”。
（三）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的科学化
鉴于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搞乱一个政权、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意识形态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他还告诫全党：“严峻的事实告诉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全党同志一刻都不能放松政治这根弦，始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增强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工作抓好，始终坚持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此，要增强党驾驭和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能力。
第一，加强意识形态基本理论创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力和解释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批判地吸收借鉴一些新思想、新观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使它更有时代感，更有感召力，更有指导力和解释力。在关键问题上要争夺意识形态制高点，创立新民主观、新人权观、新发展观；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各阶层的底线“共识”，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凝聚人心。
第二，建立与市场化、信息化和社会利益多元化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软管理机制”。“软管理机制”就是尽量避免生硬的、外在的封卡压式的管理，使政府适当地“隐身”。国家相关部门不是直接裁定思想，而是在学者间、学派间、思潮间进行思想争鸣时，通过相应的资助机制，资助一定的个人和文化团体，参与思想争鸣，并通过争鸣获得主导地位。在尊重学术规律、保持文化活力的前提下，既可以批判其他思潮的错误，也可以吸收其合理成分，将其融会到主流意识形态之中。
第三，加强积极的思想理论斗争，批判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敌对分子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进行坚决斗争，对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和不同风格的文学艺术作品则允许存在和发表，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学者党员，要进行党纪处分；制定《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法》，对在传媒中、互联网中恶意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及时处理，做到有法可依。其实，西方国家向来就是这样做的。《美国法典》第18篇第2385条规定：“任何蓄意鼓吹、煽动、劝说或讲授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的行为，包括因此而印刷、出版、发表、传递、出售、分发或公开展出任何书写品或印刷品，都要处20年徒刑或2万美元罚款，或者两者并罚。”美国共产党党纲上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其领导人就为此而身陷大牢。
第四，遵循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优化各个环节评价指标。从传播环节来说，意识形态可以分为意识形态研究、学校思想教育和社会传播三个环节。在意识形态研究环节，要遵循学术研究规律，建立质—量兼顾的评价指标，考察、评价周期要适当延长。在学校思想教育环节，尤其在高等院校，建立教学型和研究型两类教师岗位。教学型主要考察思想教育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研究型则主要考察学术成果。保证两种岗位收入差距不大。在社会传播环节，在国家掌握的主流媒体上，在黄金时段要保持一定比例的思想教育栏目，并把利用现代传媒有效地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重要考核标准。通过优化机制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队伍。
第五，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改进对外宣传手段，提高对外宣传水平。总体来看，我国对外宣传力度还有待加强，特别是“文化”、“学术”、“理念”等软实力走出去还远远不够。我国在外宣硬件方面投入很大，但是在软件方面投入不够。在海外建立了众多的孔子学院，主要承担语言教学，文化方面还非常缺少，主流思想更无法有效传播。在传播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中，应更多发挥学者、学术机构等公共外交渠道的作用，因为这种途径更容易被西方一般民众所接受。在传播方式方面，要善于用西方民众所接受的方式。法国外交官魏柳南提醒我们：很多中国人“在与西方人交流过程中，习惯直接用自己的母语方式表达思想，而没有考虑到用适合西方人的方式来表达”。
（四）加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主线，贯穿到意识形态建设的各个方面，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力量、达成共识。要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充分发挥各种传媒的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渗透到精神文化产品中，融入日常工作生活中，通过各种形式传播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不断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归属感。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按照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要求，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更好地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正确引导文化产品的创造生产，形成崇尚主旋律、鼓励多样化的良好氛围。
（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扎实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第一，要把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位置。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原因导致我们对信仰问题的忽视。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很少研究信仰问题。信仰的缺失是当前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宗教热反映了我们信仰教育的严重不足。信仰是我们党整个思想教育工作的出发点、目的和评价标准。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所有受教育者都能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并在此基础上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成为自觉地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能否树立正确的信仰，是考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现在不少单位把编了多少教材、发表了多少论文和专著、举办多少学术活动，作为考核和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绩的根本标准。这样做，等于把手段当做了目的，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新人”。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信仰，又缺乏研究，又怎么可能去培养学生呢？所以，必须把是否能真正培养有科学信仰的人作为考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评价标准。同时，要分清信仰问题上的理论是非，不能把理想、信念等同于信仰，更不能把对宗教的信仰与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混为一谈。现在一些人认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跟信仰宗教一样，还有人鼓吹既可以信仰宗教，也可以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上的理论混乱严重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依靠群众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大力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简明、准确、易记；创新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做到感性化、学术化、生活化，渗透到社会生活，成为社会的“黏合剂”和“混凝土”；加强对工人、农民、农民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教育；采取具体措施，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素养教育，改进哲学社会科学研修班培训。建立相应的引导机制，把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有机结合，探索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商业化运作模式，即由国家相关部门出资，由相应的文化公司提供产品和市场运作，以符合大众文化口味的方式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应该建立相应的引导机制，提升文化产品的品位。在高校开设大众文化鉴赏课程，逐步提升观众鉴赏水平，推动大众文化摆脱低俗趣味。
（六）加强互联网管理，制定互联网长远发展战略
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和舆论格局的深刻变化，已成为影响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重要因素。互联网为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畅通的渠道，但也为有害信息和错误观点提供了巨大的传播空间，更成为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重要工具。互联网战略一直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巴马政府对信息安全、网络空间政策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继2010年1月发表题为《互联网自由与全球言论自由的未来》的演讲，2011年2月，又发表题为《互联网的是与非：网络世界的选择与挑战》的演讲。此后，2011年5月和7月，美国政府相继出台《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两个互联网政策文件。这两个演讲和两个文件全面而详尽地阐述美国“互联网自由”政策，将互联网自由纳入美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保护的人权与自由之一，视为21世纪美国外交战略的优先目标之一。与此同时，美国还进一步强化监管互联网的专门机构，成立了网络安全执行办公室，美国网络司令部也于2011年10月全面运行。最近，美国又计划投资开发新技术，明确提出要突破中国等国家对互联网的监管。
必须充分认识互联网领域面临的严峻形势，充分考虑我国网民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的实际情况，以巩固和维护国家安全为目的，积极应对美国互联网新战略，研究制定我们自己的互联网长远发展战略。要坚持“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方针，利用现代化手段满足人民群众的新型文化需求，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发展网络影视、网络图书、手机电视、手机报等现代文化服务业，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促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要加强对网络传播的研究，提高网络舆论阵地建设和管理水平。一方面要加强网络传媒技术研发，充分吸收和利用国际上最新的互联网技术，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和技术支撑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网络传播方式的研究，提高传播的针对性、有效性，增强技术防范能力。要高度重视并且善于运用互联网来引导舆论，关注舆情动态，及时进行引导。要加强互联网的管理，建立起以互联网行业管理部门为主体、专项内容管理部门密切配合，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企业依法运营相统一的管理体制。
（七）正确处理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文化事业的任务是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必须坚持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把政府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充分发挥出来。文化产业的根本任务是繁荣文化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科学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做到“两手抓，两加强”。经营性文化产业要坚持市场导向，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牢牢把握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着力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转变文化发展方式。按照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的要求，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不断提升我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把文化产业做强做大。公益性文化事业，包括关系政治方向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媒体和舆论阵地，要以政府扶持为主，不宜采取推向市场的办法。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公益性文化事业要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不搞产业化。经营性文化产业既要讲社会效益，也要讲经济效益，当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发生冲突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
（八）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队伍
加大投入，努力改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工作、生活条件，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吸引力。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马克思主义青年理论研究队伍建设；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学术和教学水平；培养、建立具有较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和高度文化自觉意识的传媒人，建立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媒体——网络评论队伍，通过对各种事件进行及时的、高水平的分析和评论，引导传媒和网络中的舆论。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些媒体评论不是简单地为政府具体措施辩护，说好话，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准，对社会事件有分析、有批判、有赞扬，使人们在认同这些评论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主流价值体系。
[1] 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研究员；龚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建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梁孝，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政治与国际战略研究室助理研究员；赵培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