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开启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落幕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周平王东迁是中国上古史的一件大事。对于周王朝而言，东迁区分了西周与东周，表明西周的灭亡以及东周的启程。西周时期，周天子是天下宗主，能够约束诸侯的行为，保持天下太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东周时期，周天子逐步丧失了宗主地位，王室衰弱，无力控制诸侯的力量；天下无道，社会进入动乱纷争的年代。孔子为此感慨：“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对于中国历史而言，“东迁”意味着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经济上是贵族制向地主制过渡：西周时期，实行宗子世袭不得买卖的宗族土地所有制；东周时期，逐步演变为个人私有可以买卖的家族土地所有制。政治上是分封制向郡县制过渡：西周时期，天子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巩固周王朝的统治，“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东周时期，分封制逐渐瓦解，废除了“世卿世禄”，演变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地方官僚选贤任能，不必再由贵族担任。

春秋战国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关于区分的界线，一般认为是公元前476年，即周敬王四十四年，“冬，叔青如京师，敬王崩故也”（《左传》哀公十九年）。有人认为是“三家分晋”，即公元前403年，还有人认为是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即公元前453年。无论哪一条分界线，都认为此前为春秋时期，此后为战国时期。春秋之名源于鲁国史官的记录，后来孔子整理修订为《春秋》。《春秋》记录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之间的大事，大体与春秋的年代相当，学界就把史书之名“春秋”作为一个时代的名称。春秋时期，是“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年代。周王室虽然衰弱，但尚能在形式上维持宗主地位，诸侯已经坐大，纷纷割据称霸，不再朝见周王，实际上是与周王室共主天下。春秋是以霸主的形式治理天下，先后形成了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庄王五位霸主。会盟是诸侯称霸的主要方式，也是与周王室共主天下的基本做法。所谓会盟，是指诸侯间会面和结盟的仪式。比较著名的会盟有公元前656年，齐桓公带领8个诸侯国军队，以优势兵力迫使楚国称臣，订立了召陵之盟，进而建立霸主会盟制度，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另一次是弭兵会盟，公元前579年和前546年先后两次由宋大夫倡导，以承认晋、楚两大国的利益为前提，在宋国订立休兵和平盟约。弭兵会盟有着重要意义，给春秋社会带来了相对长时间的和平，为诸侯国发展生产、安定百姓生活以及诸侯之间、族群之间的往来融合创造了条件。

战国名称原指当时连年参加战争的强国，“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史记·匈奴列传》）。作为一个时代的名称，则源于刘向编辑的《战国策》，“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战国时期，是周王室灭亡、诸侯争雄的年代。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而位列诸侯，形成了秦、魏赵、韩、齐、楚、燕战国七雄的局面，周王室共主地位已经丧失。顾炎武指出：“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日知录·周末风俗》）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制王朝。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时期，“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具体表现在战争频仍，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有大小战争480多次，其中36位君王被臣下或敌国杀死，52个诸侯国被消灭；战国时期有大小战争230多次，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双方动辄出动几万甚至几十万人，长平之战秦军斩首坑杀赵军达45万人。战争是社会政治经济的集中展示，实质上反映了社会政治结构的剧烈变动。在社会结构方面，西周建立的血缘宗法制度，主要是分封制和立嫡之制。根据宗法制度，周天子依据血缘区分大宗、小宗和远近亲疏，对各级贵族分封统治地区，授予世袭官职，从而建立各级政权和血缘大家族。“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春秋战国时期，血缘宗法制逐步解体，地缘社会结构应运而生。地缘社会缘于编户齐民制度，形成一家一户的小家庭，既削弱了血缘社会的根基，又奠定了地缘社会的基础。“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国语·齐语》）商鞅变法时，“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

伴随地缘社会的形成，政治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高权力由原来的君王、贵族等级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官吏选拔由原来的世卿世禄制转变为以荐举、军功为特色的选贤任能制，产生了依靠食禄而不是依靠分封土地的官僚阶层，“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地方政制则由贵族分封制转变为郡县制。最早推行郡县制的是秦国，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史记·秦本纪》）。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动荡，诸侯连年征战，固然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痛苦，却也给思想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统治者忙于军事，放松了对思想文化的管控，而诸侯争霸，战国并立，也给读书人和思想者带来了…机遇。

春秋战国是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策·赵策三》）。首先表现在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铁器的广泛使用。如果说青铜器是商周王朝科技发展的标志，那么，铁器则是春秋战国时期科技发展的标志。《诗经·秦风·驷》中有“驷孔阜”之语，“驷”亦作“驷铁”，形容马色如铁，说明在春秋初期已经有了铁器。《国语·齐语》记载了青铜与铁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功用，青铜用于制造兵器，铁用于制造农业和手工业的工具，“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壤土”。意思是，青铜用来铸造剑戟，然后用狗马来试验，看它是否锋利；铁用来铸造农具，然后用土壤来试验，看它是否合用。铁器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与农业生产相结合，产生了铁犁牛耕的生产方式，这是农业生产领域的一场重大革命。由于铁器的使用，加大了开垦荒地的力度，扩大了耕地面积。铁器还推动了农业生产从粗放经营向精耕细作方式的转变，提高了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能够养活更多的人，“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万章下》）。

同时还表现为经济制度的变革，原先的井田制被破坏，公田变为私田，土地由贵族所有制转变为地主私有制。西周时期，土地为国家所有，不得转让和买卖，“天子在上，诸侯不得以地相与也”（《穀梁传》桓公元年）。春秋战国时期，诸侯、贵族与周天子争夺公田，进而把公田转为私田。公元前645年，“晋于是乎作爰田”（《左传》僖公十五年）。唐孔颖达注疏：“爰，易也，赏众以田，易其疆畔。”杨伯峻认为：“晋惠既以大量田土分赏众人自必变更旧日田土所有制。”^[2]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必然带来税收制度和国家管理方式的改变。管仲相齐时，实行“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就是土地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田地数量或亩产多少分等纳税。鲁国则实行“初税亩”，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按田亩收税，“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土地私有制是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领域的巨大进步，改变了农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积极性。土地私有制，与铁器一起共同促进了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分工，尤其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春秋战国是一个文化大繁荣时期，百家争鸣，星光灿烂。文化繁荣集中表现在士人的出现，为文化学术的发展夯实了基础。没有士人阶层的形成和成熟，就不可能出现诸子百家，也不可能形成中国的轴心时代。西周时期，士属于贵族的一部分，处于贵族的最底层，受到较多约束，不得有僭越之举。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地位下降，被称为士人，已经成为老百姓的一部分，“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士由贵族变成百姓，意味着社会结构中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不仅使学术研究、思想创造和文化发展由潜在的可能变成了生动的实践，而且成为统治者手中的一张王牌，谁重视人才，谁就能治平天下。诸侯王普遍重视士人的作用，养士成为风气。齐桓公争霸，养游士80人，给予车马衣裘财币，号召天下贤士来齐国。战国“四公子”礼贤下士，广招宾客，演绎了毛遂自荐、鸡鸣狗盗、窃符救赵等历史典故。最为典型的是齐国的稷下学宫，始建于齐威王时，容纳了当时所有的思想学派，兴盛时汇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士人阶层的出现，为创办私学提供了条件。孔子是中国创办私学第一人，坚持有教无类，“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私学的出现，既普及了教育，为平民子弟争取了受教育的权利，又促进了文化繁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稷下学宫实质上也是学校，取得了丰硕的思想学术成果，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学科知识。郭沫若认为，稷下学宫“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3]。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的产生，为百家争鸣提供了人才支撑，那么，私学的出现，则为百家争鸣提供了社会基础。如果说春秋战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必要条件，那么，文化的繁荣发展，则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充分条件。风云际会，中国的轴心时代呼之欲出，赫然呈现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