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之制订

对无之问题的制订必定把我们带入一种境况中，由此境况而来，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才是可能的，或者，答案之不可能性才得以彰明。无被承认了。科学则以一种高傲的对无漠不关心的态度，把无当作“没有”（es nicht gibt）的东西而摒弃掉了。

然而，我们却要尝试来追问无。什么是无呢？迈向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就已经显示出某种非同寻常的东西。在这种追问中，我们自始就把无设定为某种如此这般“存在”（ist）的东西，即某个存在者。但无恰恰是与存在者绝对不同的。 ^[7] 追问无，问无是什么以及如何是，就把问之所问颠倒为它的反面了。这个问题本身就剥夺了它自己的对象。

与此相应，任何对此问题的回答根本也就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回答必然采取这样的形式：无“是”（ist）这个、那个。着眼于无，问题和回答同样地都是自身背谬的。

因此，无根本就不需要科学来拒斥它。一般通用的基本思维规则，即要求须避免矛盾的定律，亦即普通的“逻辑”，就废除了这个问题。因为思维本质上总是关于某物的思维；若作为无之思维，它就必定要违背它自己的本质了。

由于我们始终不能把无搞成对象，我们就对我们关于无的追问无计可施了——假如在此问题中“逻辑” ^[8] 是最高的法庭，而且要以理智为手段，以思维为途径，源始地把捉到无并且对它的可能揭示作出裁定，则事情就是这样的。

然而，“逻辑”的统治地位可以触犯吗？在这个关于无的问题中，难道理智不是确实在起着支配作用吗？其实说到底，我们只有借助于理智才能够规定无，并且把无设定为一个问题，尽管是一个仅仅自己折磨自己的问题。因为无乃是对存在者之全体的否定，是绝对不存在者（das schlechthin Nicht-Seiende）。而在这里，我们其实是把无置于不性的东西（das Nichthafte）——从而就是被否定的东西——的更高规定之下。可是，按照居统治地位而且从未被触犯过的“逻辑”学说，否定乃是一种特殊的理智行动。那么，在关于无的问题中，甚至在无之可追问性的问题中，我们如何能够想要罢免理智呢？我们在此所假定的东西竟是如此可靠吗？这个不（das Nicht）、这个否定性、从而这个否定，就是对作为一种特殊的被否定者的无的更高规定吗？仅仅是因为有这个不，亦即否定，才有无吗？或者是恰恰相反的情形？仅仅是因为有无，才有否定和不吗？这是没有确定的，甚至还没有被提升为明确的问题。我们主张：无比不和否定更为源始。 ^[9]

如若上面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作为理智行动的否定的可能性以及理智本身，就以某种方式依赖于无。那么，理智如何能够企图决定无呢？说到底，莫非有关无的问题和回答的表面上的背谬性，只不过是以游荡不定的理智的一种盲目的固执 ^[10] 为依据的么？

可是，如果我们不为关于无的问题的形式上的不可能性所迷惑，并且面对这种不可能性仍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至少就必须满足于那个始终作为任何一个问题之可能实行的基本要求而持存的东西。如果无本身无论如何要得到究问，那么，它就必须事先已经被给予。我们必须能够与无相照面。

我们在何处寻求无呢？我们如何找到无？为了找到某种东西，难道我们不是必须已经知道它在此存在这样一回事情么？确实如此!首先而且多半地，只有当人预先确认了所寻求的东西的现成存在（Vorhandensein）时，他才能够寻求。但眼下，无是所寻求的东西。说到底，有一种不带上述预先确认的寻求，一种只包含纯粹寻找的寻求么？

无论何种情况，我们都是在认识无，即便仅仅把它当作我们日常喋喋不休地谈论的东西。这个无，这个通常的、在不言自明的东西的整个苍白色调中黯然失色的无、这个如此不惹人注意地在我们的闲谈中游荡的无，我们甚至可以干脆把它安顿在一个“定义”中：

无乃是对存在者之全体的完全否定。说到底，难道对无的这个特性刻画没有指示出我们唯独由之而来才能与无照面的那个方向吗？

存在者之全体必须事先已经被给予，以便能够作为这样一个全体而得到彻底否定，而无本身这时候就会在这种否定中呈示出来。

不过，即使我们撇开否定与无的关系的可疑性不谈，我们作为有限的生物应该如何把在其全体中的存在者整体搞成自在的（an sich），同时使之能为我们所了解呢？无论如何，我们总能够在“理念”（Idee）中设想存在者整体，并且在思想中对如此这般想象出来的东西加以否定，对之作否定的“思考”。以此途径，我们固然赢获了关于想象出来的无的形式概念，但绝没有赢获无本身。然则无乃是一无所有，而且，只要无是完全的无区别状态的话，那么在想象的无与“真正的”无之间就不能有一种区别。可是，所谓“真正的”无本身——这难道不又是那个关于某种存在着的无（ein seiendes Nichts）的隐蔽着的、但却荒谬的概念么？现在，理智的诘难最后一次阻止了我们的寻求，我们的寻求只有通过一种关于无的基本经验才能证明其合法性。

我们肯定从未绝对地把握到自在的存在者整体，但我们确凿无疑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以某种方式被揭示出来的存在者中间。说到底，对自在的存在者整体的把握，与发现自己处身于存在者整体中间，这两者之间是有某种本质区别的。前者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后者则不断地在我们的此在中发生。当然，看起来，仿佛我们恰恰在日常活动中向来只是依附于这个或那个存在者，仿佛我们已经失落于这个或那个存在者区域中了。不论日常生活显得多么琐碎，它始终还把存在者——尽管朦胧地——保持在“整体”之统一性中。甚至当我们并没有专门地忙碌于事物和我们自身时，而且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存在者“在整体中”向我们袭来，例如，在真正的无聊中。当我们仅仅对这本书或者那出戏，这项活动或者那种消遣感到无聊时，离真正的无聊还很远。而当“某人莫名地无聊”时，真正的无聊便开始了。 ^[11] 这种深刻的无聊犹如寂然无声的雾弥漫在此在的深渊中，把万物、人以及与之共在的某人本身共同移入一种奇特的冷漠状态中。这种无聊启示出存在者整体。

这种启示（Offenbarung）的另一种可能性包含在那种欢乐中，即在对某个被爱之人的此在——而非单纯的人格——的当前现身的欢乐中。

某人于其中如此这般“存在”（ist）的这样一种情绪状态（Gestimmtsein），使我们——为这种情绪状态所贯通——处身于存在者整体中。情绪的处身性（Befindlichkeit der Stimmung）不仅每每按其方式揭示出存在者整体，而且此种揭示同时就是我们的此一在（Da-sein）的基本发生（Grundgeschehen），而绝非一个单纯的事件。

我们如此这般称之为“感受”的那个东西，既不是我们的思想和意志行为的一个稍纵即逝的附带现象，也不是这些行为的一个单纯动因，也不是我们这样或那样地与之顺应的一个仅仅现存的状态。

然而，恰恰当诸种情绪如此这般地把我们引到存在者整体面前时，它们向我们遮蔽了我们所寻求的无。我们现在更不会以为，是那种对能够以情绪方式敞开出来的存在者整体的否定把我们摆到无面前。相应地，这样的情况或许只能源始地在一种情绪中发生，而按其最本己的揭示意义来看，这种情绪启示出无。

人在一种情绪中被带到无本身面前。这样一种情绪状态在人之此在中发生吗？

唯有对在畏（Angst）之基本情绪中的若干瞬间来说，这种发生才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尽管十分罕见。以这种畏，我们并不是指屡见不鲜的恐惧（Ängstlichkeit），后者根本上属于只是太过容易出现的惧怕（Furchtsamkeit）。畏根本不同于怕。 ^[12] 我们总是怕这个或那个确定的存在者，这个或那个确定的存在者在这个或那个确定的方面威胁着我们。对……的怕（Furcht vor...）总是也为某种确定的东西而怕。因为怕有其怕什么以及为何而怕这种限制，所以怕者和懦怯者被他所处身于其中的那个东西抓住了。他在努力躲避这种确定的东西时，对其他东西也惶惶不安，亦即说，整个地变得“不知所措”了。

畏不再让这样一种迷乱出现。远不如说，畏弥漫着一种独特的宁静。虽然畏总是对……的畏（Angst，vor...），但它并不畏这个或那个。对……的畏始终就是为……而畏（Angst um...），但不是为这个或那个而畏。我们所畏和为之而畏的东西的不确定性却并不是缺乏确定性，而是根本不可能有确定性。这种不可能性在一种众所周知的解释中显露出来了。

我们说，在畏中，“某人惶惶不安”。这里的“它”和“某人”是什么意思呢？ ^[13] 我们不能说某人对什么惶惶不安。某人整个地就感到惶惶不安。万物和我们本身都沦于一种冷漠状态之中。 ^[14] 但这不是在一种单纯的消失意义上讲的，不如说，它们在移开的同时就朝向我们。存在者整体的这种移开在畏中簇拥着我们，趋迫着我们。没有留下任何支持。只留下这个“没有”（kein），而且当存在者脱落之际，唯此一“没有”向我们压来。

畏启示无。 ^[15]

我们“飘浮”在畏中。更明确地讲，畏使我们飘浮，因为畏使存在者整体脱落了。这也意味着，我们本身——这些存在着的人 ^[16] ——在存在者中间一道脱落了。因此，根本上不是“你”和“我”惶惶不安，而是“某人”惶惶不安。在这种飘浮的震荡中，唯在其中不能持有什么的纯粹的此一在 ^[17] 还在此。

畏使我们无言。因为存在者整体脱落，从而恰恰无涌逼而来，故面对无，任何“存在”之道说（“Ist”-Sagen）都沉默了。在畏之惶惶不安状态中，我们往往寻求通过一种不加选择的言谈来打破空洞的寂静，这种情形只不过是无之当前的证据。当畏已退却，人本身直接就证实这样一回事情：畏揭示无。在新鲜的回忆所包含的明亮目光中，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所曾畏与为之而畏的那个东西，“本来”就一无所有。事实是：无本身作为这种无曾经在此。 ^[18]

凭着畏之基本情绪，我们就达到了此在之发生。在此在之发生中，无可得敞开，而且必须从此在之发生而来被追问。

无之情形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