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祛魅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艺术，环绕艺术的光环就会黯然失色。与美学力图发掘艺术固有的特性不同，社会学无情地解构这些特性。正如英格利斯（David Inglis）指出的那样：“社会学对于理解艺术问题有所助益的关键思想之一，就是我们不应该从外表来看待‘艺术’一词并且不加批判地接受它。”[47]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王羲之的书法、李白的诗歌、曹雪芹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梵高的绘画、贝多芬的音乐、罗丹的雕塑视为艺术，而且认为这些艺术有明显的艺术性或者本质，其他的东西则没有艺术性而被排除在艺术之外。借用本雅明（WalterBenjamin，1892—1940）的术语，艺术作品似乎有一种灵光（aura），并因此显得不同寻常。但是，大多数社会学家都力图解除这种灵光的魅惑，否认被公认为艺术作品的东西具有内在的、永恒的艺术性。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艺术”只是一个标签，被某人贴在他喜欢的东西上。今天我们使用的“艺术”一词，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体说来，是18世纪欧洲人的发明，随着西方现代性的扩张，而传播到其他文化之中。[48]某物被贴上艺术的标签，完全是偶然的，是统治阶层的偏爱的结果。社会学家更喜欢考察艺术的标签是如何加在某物之上的，对于该物的本质、对于艺术标签的内涵，则没有多大的兴趣。大多数社会学家倾向于认为，艺术标签的授予，不完全是艺术的分内之事，而是社会权力斗争的结果。统治阶级授予自己偏爱的事物以艺术的标签，而将其他阶级喜爱的事物贬低为低级趣味，排除在艺术之外。因此，艺术作品只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没有内在的价值和本质。由此，萦绕在艺术作品上的神圣光环，在社会学的视野里就不再生效。
与艺术作品类似，艺术家也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特别是发生在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将艺术家捧上了神坛，在诸神退隐的时代扮演神灵的角色。艺术家的才能、癖好、任性都被神化为上天的恩赐，处于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处。但是，社会学家喜欢解构浪漫主义给艺术家编造的神话。在社会学家看来，艺术作品从来就不是由某个天才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而是团队合作的结果。艺术家的才能，只能解决某个环节的问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他环节的问题，需要拥有其他才能的人来解决。尽管解决的问题不同，但不能以此来证明艺术家的才能高人一等。如果我们放开眼光，就会发现具有同样才能的人，在某个历史阶段、某种文化中被奉为艺术家，在另一个历史阶段、另一种文化中被贬为手艺人。[49]总之，社会学家喜欢在分类意义上使用艺术一词，尽量避免赋予它某种内在的、固有的价值。为了尽量保持中立，有些社会学家宁愿用文化产品和文化生产者，而不愿用被神化了的艺术品和艺术家之类的概念。让艺术现出原形，是艺术社会学家的乐趣所在。今天的艺术社会学家已经不再像豪泽尔那样，看重艺术家个体经验的重要性。豪泽尔和邓哈特给艺术社会学确立的核心问题，与其说得到了解决，不如说被简单地回避了。
[1] Theodor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translated by C. Lenhardt, London, Boston ＆ Melbourne: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p. 122.
[2] 滕守尧：《艺术社会学描述》（修订本），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3] 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4] Kendall L. Walton, “Categories of Art,” Philosophical Review (1970), pp. 334-367.
[5] Hanna Deinhard, Meaning and Expression: Toward a Sociology of Art,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3,p.1.
[6] Ibid., p.3.
[7] 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26页。
[8] 同上书，第26—27页。
[9] 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编，第34页。
[10] 同上书，第2—3页。
[11] 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编，第1页。
[12] 滕守尧：《艺术社会学描述》，第24页。
[13] 同上。
[14] 同上。
[15] 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章浩、沈杨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7页。
[16] 同上书，第7—8页。
[17]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第37页。
[18] 同上书，第38页。
[19] 同上书，第39页。
[20]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第41页。
[21] 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章浩、沈杨译，第9—10页。
[22] 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章浩、沈杨译，第10页。
[23] 同上书，第11页。
[24] 同上书，第12页。
[25] 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第89页。
[26] Kendall Walton, “Categories of Art,”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79, No. 3 (July 1970), pp. 334-367.
[27] 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章浩、沈杨译，第13页。
[28] 有关论述，见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彭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章。参考第7章对通俗艺术的辩护。
[29] 详细论述，见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edited by Randal John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30] 有关论述，见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54。
[31] Hans-Georg Möeller, “Before and After Representation,” Semiotica,Volume 2003, Issue 143, pp. 69-77.
[32] 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章浩、沈杨译，第15页。
[33] 同上书，第69页。
[34] 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章浩、沈杨译，第70页。
[35] 同上书，第71页。
[36] George Dickie, Art and the Aesthetic: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4.
[37] George Dickie, The Art Circle, New York: Haven Publications, 1984, pp. 80-82.
[38] 关于迪基定义中的循环论证的概述，见Robert Stecker, “Definition of Art,”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esthetics,edited by Jerrold Levinson, pp.147-148; Nëol Carrol, Beyond Aesthetics: Philosophical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81。
[39] 有关批评，见Richard Wollheim, Painting as an Art,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4-15。
[40] George Dickie, “Defining Art: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in The Blackwell Guide to Aesthetics, edited by Peter Kivy,Oxford: Blackwell, 2004, p. 55.
[41] Arthur Danto, “The Artworld,”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61, No.19 (1964), pp.571-584.在丹托那里，“艺术界”是由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构成的“理论氛围”(atmosphere of theory)，它还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是一个艺术学概念。迪基把它转变成了一个社会学概念，“艺术界”是艺术家、艺术公众、艺术体制如美术馆等等构成的，一句话，是由人、物和制度等社会学因素构成的实体，而不是像“理论氛围”之类的虚体。
[42] 贝克关于艺术界的集中论述，见Howard Becker, Art Worl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43] 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章浩、沈杨译，第84—85页。
[44] 详细论述，见Harrison White and Cynthia White, Canvases and Career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French Painting World, New York: Wiley, 1965。
[45] 详细论述，见Paul DiMaggio,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The Crea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Base for High Culture in America,” i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Richard Collins and others, London:Sage, 1986。
[46] 关于这两个案例的评述，见David Inglis, “Thinking ‘Art’ Sociologically,” in The Sociology of Art: Ways of Seeing,edited by David Inglis and John Hugh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24-26。
[47] Ibid., p.11.
[48] Paul Oskar Kristeller, “The Modern System of the Arts,” in Renaissance Thought and the Arts, pp. 163-227.
[49] David Inglis, “Thinking ‘Art’ Sociologically,” in The Sociology of Art: Ways of Seeing, edited by David Inglis and John Hughson, pp.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