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谢尔巴托夫和卡拉姆津的思想

18世纪是俄国专制制度最终确立时期，也是俄国保守主义思潮在贵族阶层中酝酿和初成时期。

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马拉西诺娃（Е.Н.Марасинова）在《18世纪中后期俄国贵族的上流社会心理》中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了当时45位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和贵族思想家之间的往来信件，揭示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初俄国社会急剧变化时期贵族阶层心理的变化趋向、贵族对立情绪发展倾向和行为方式、贵族革命家形成的社会心理前提。她认为彼得一世对待贵族的政策导致贵族阶层的心理和行为的分裂，导致专制制度和沙皇独裁统治的日益强化，诱发了贵族阶层的政治信仰危机和与沙皇统治的政治背离，使得一部分贵族告老还乡，退隐田园，离群索居，醉心于宗教、文学和艺术的精神境界，因此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另一部分贵族则不甘堕落，他们或是出国考察学习，或是大量阅读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因此，“俄国社会转型时期贵族等级上层心理基本上处于一种复杂的、矛盾的和内心恐惧的状态。因为忠君爱国的传统观念不容许贵族追求地位、财富，而这种观念与当时俄国现实不相符合，导致了贵族对官方学说的背叛。18世纪俄国贵族的意识基本上沿着官方爱国主义和个人供职仕途诱惑相互交织、自我毁灭的矛盾方向发展，尤其是在俄国贵族知识阶层中缺乏一种现代民主进取精神，所以他们对俄国面临的社会危机无能为力，只能成为一批古怪的、讥讽人士。”^[1]

在叶卡捷林娜二世时代，俄国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就已经初露端倪。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卡拉姆津和被赫尔岑称为“前斯拉夫主义者”的谢尔巴托夫（М.М.Щербатов）公爵。

谢尔巴托夫家族源自古老的留里克（Рюриквичи）王族，他本人在童年就被授予了彼得一世亲自创立的谢苗诺夫近卫军团的准尉军职。1767年被选为雅罗斯拉夫尔省立法委员会的贵族代表。1778年，他担任秘密委员会（Камерколлегии）主席和顾问，1779年担任枢密官。他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荣誉院士。1788年，谢尔巴托夫宣布退休，专门从事历史学研究和写作。

谢尔巴托夫生活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时代，他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他宣布拥护君主制，但反对君主专制，因为“后者只是听凭自己一人的愿望”，而“破坏一切法律”，专制君主可以“毫无顾忌地……在一切方面扰乱每一公民的生活和安宁。只要碰上这一肮脏的东西，便会中毒，便会成为社会危害。君主独裁制甚至不能称为政体，因为它是一种折磨，除了独裁君主的愚笨的刚愎自用之外，别无任何法律和规章。在专横的政体里，人民是为了君主而创造的。”^[2]他在《致国家的达官显贵统治者书》中对实际掌握国家大权的人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践踏人民”，“把法律变成具文”，“公民的自由徒具虚名，甚至受害者也不敢提出申诉。”^[3]谢尔巴托夫在对君主专制提出较为尖锐的批判的同时，还没有忘记提醒当政者要注意人民群众的反抗，“船仍在行驶，但止不住暴风的狂吼，不知道哪儿是浅滩，哪儿有暗礁，也不知道飘流的地点。”^[4]他主张应该使农民长期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因为“要是卑劣的人受了教育，安知他们不会对赋税满腹牢骚，最后安知他们不起来造反。”^[5]

谢尔巴托夫的理想政体是等级代表君主制和贵族制，理由是在贵族政体下，国家事务不再由君主一人专断，而是以国家最有聪明才智的人的建议和决策为根据。他认为俄国古老的贵族等级制度是政权和国家的支柱，他极力主张贵族直接参政，以便贵族能够决定国家大政并制约君主的言行，这样的政体即是伊凡四世时代之前的等级代表君主制。因此，他对叶卡捷琳娜二世1785年颁布的《御赐高尚贵族权利、特权和特惠诏书》提出了批评，认为贵族所享有的政治权力与贵族的身份远不相称。而在《俄罗斯帝国城市权利和利益诏书》中给予商人的权利又过多过泛，他认为商人无权进入国家管理行列，因为这是贵族的专利。他创作了乌托邦式长篇小说《奥菲尔国游记》（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землюОфирскую），在其中描绘了自己的理想社会：在奥菲尔国里不仅官吏，连国王也受法律的限制，法律阻止国王滥用权力。在这个中世纪乌托邦里实现财产奖励原则，国家向每个官员按照等级规定“他如何生活，穿什么样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有多少奴仆，以及餐桌上有多少佳肴。” 奥菲尔国的最高政府是纯粹的贵族政体，最高政府拥有立法权，而国王仅被赋予执行权，商人代表只允许参加工商部，但工商部的最高决策者仍然由贵族担任。该社会的经济是建立对财产和国家干涉进行自我限制基础之上，“在这个社会里，官员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人民喜欢劳动和拥有美德。

谢尔巴托夫在《论俄国世风之日下》中，尖锐地批判了当时政府的政策及宫廷风气的败坏，文中对国家体制、权力体系、宗教信仰和法律、改革和传统等各种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论述，表达了保守主义的立场。1858年，赫尔岑在伦敦出版了谢尔巴托夫的这部作品，并将它与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相比，称两者分别从“右边”和“左边”对俄国社会提出了批判。普列汉诺夫评价：“谢尔巴托夫公爵在社会方面是一个大的保守派。但是他对‘君主独裁制’的憎恨，却显然是在法国著作的强烈影响下产生的。”^[6]

卡拉姆津（1766—1826）出身于辛比尔斯克省的地主贵族家庭，后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大学毕业后到著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军团服役。卡拉姆津是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初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俄国感伤主义（сентиментализм）文学流派的奠基者。卡拉姆津曾游历奥地利、瑞典、法国和英国，曾与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文学家歌德会面。他在法国亲眼目睹了法国大革命，并把这段经历和感想写入《俄国旅行者书简》（Письма рус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а）之中，于1791—1892年发表在他主编的《莫斯科杂志》（Московский журнал）上。

卡拉姆津对彼得一世改革持批判态度。他在1819年俄罗斯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强调：“彼得大帝以自己有力的手腕改造了祖国，将我们变成与欧洲人相类似的人，抱怨是无益的。古代俄罗斯人和近代俄罗斯智慧之间的联系永远地断裂了。”^[7]1802年卡拉姆津发表《对祖国和民族自豪感的爱》，批评了自彼得一世时期开始的欧化习俗，他表示：“无论是人，还是民族，开始时永远是模仿，但应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为自我，以便说，我合乎理性地存在着。现在我们在生活中已经有足够的知识，知道怎样生活，不需要问在巴黎和伦敦是怎样生活的：那里穿什么？坐什么车？怎样布置房间？……我不敢说，在俄国有多少爱国者。但是我感到，我们在民族尊严方面过于谦逊，而谦逊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毫无疑问，谁不自我尊重，别人也不会尊重他。我不是说，对于祖国的爱应当是盲目的，相信我们一切都好，但俄罗斯人至少应该知道自己的价值。”^[8]

尽管卡拉姆津对彼得一世改革持批评态度，但是他对专制制度却持坚定的拥护态度。1811年3月，卡拉姆津在大公夫人叶卡捷林娜·帕甫洛夫娜（Екатерина Павловна）的授意下写成《论政治和公民关系中古代和近代的俄罗斯札记》（ЗапискаодревнейиновойРоссииве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мигражданскомотношениях），呈送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文章中，卡拉姆津认为专制制度完全是神圣之物，是俄国繁荣昌盛的保障。他甚至断言：“野蛮的民族喜欢独立，聪明的民族喜欢秩序，而没有专制制度就没有秩序。”^[9]他与谢尔巴托夫一样鼓吹恢复贵族政体，由贵族对沙皇形成限制。他反对非贵族出身的人靠军功或文才进入贵族等级，认为这是对贵族的侮辱。他的政治理想中包含了强烈的保守主义内容。

[1] МарасиноваЕ.Н.ПсихологияэлитыроссийскогодворянствапоследнейтретиⅩⅧвека.Москва,1999.c.238.

[2] 普列汉诺夫： 《俄国社会思想史》，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90版，第3卷，第216页。

[3] 同上书，第219页。

[4] 同上书，第216页。

[5] 莫基切夫主编： 《政治学说史》，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上卷，第282页。

[6] 普列汉诺夫： 《俄国社会思想史》，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90版，第3卷，第237页。

[7] 利哈乔夫： 《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2页。

[8]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СПБ.1994.c.21.

[9] 莫基切夫主编： 《政治学说史》，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上卷，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