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权市场“童话”
（代序）

研究产权市场，不仅有一个洞察对象运行机理的难题摆在面前，而且还有个人职业生涯中人生哲理性事件凝结的立场因素在里边，这是我在这本书成行抚卷时内心遭遇震撼的地方。也许，分享关于产权市场的理解并交代研究者的心路历程，对产权市场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对国家资本市场的有序高效发展，是一个合适的诉求。我打算用上下两篇文字来完成叙述并代序。

上篇：中国产权市场“童话”

产权市场是个晦涩的东西，记者马力对我的一次采访文字，能为这种晦涩添加一些童话式的佐料：

北京大学蔚秀园南畔，曹和平教授的办公室，燕园美景即入窗帘。博雅塔、未名湖再加上图书馆三角式的复合景色——“一塔湖图”让人不禁进入“未名湖畔修身性，大师近旁好读书”的意境。曹和平教授匆匆赶来，一见面，他就送给记者一本《产权市场蓝皮书》，并开门见山说道：“昨晚刚从盐城飞回北京，正忙着为盐业（产权）交易所做方案。”

“盐还有产权吗？”记者有些吃惊地问。“产权是对任何标的资产的控制权和未来收入流的索取权。”看见记者一脸疑惑，曹教授加上了一句话，“我下午要飞重庆，涉讼资产的交易也要进产权交易所了。”这下记者明白了：只要是“产”就有“权”；只要有权就有对应交易。曹和平接着说：“恐怕我们用整个一上午时间才能把产权市场的来龙去脉说清楚。”

产权市场到底是什么？曹和平尽可能形象地解释：“产权市场在经济学上，首先是一个市场，但又不是一个我们日常碰到的百货市场，或者是杂货市场。硬要给一个字面的解释，那产权市场就是交易产权的一个平台。”看见记者有所疑惑，他打了一个比喻：“如果用北京机场来比喻的话，我们能够获得一点关于产权市场的实感。”

曹教授打起手势说：“你看，在北京机场，每天有1 700—1 800架飞机降落，乘客走出去，腾出了空座位，然后新乘客再走进去，把腾出的空座位填满。飞机再飞走。”他接着说：“在建模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北京机场抽象成一个买卖空座位的平台。”

看着我脸上又出现了疑惑，曹老师说：“如果你把这些空座位看作一个个标准的仓储物流单元，那飞机场不就是如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物流产业园吗？”

“那又能怎么样？”记者疑惑不解。“如果你再把这些空座位想象成一份份额度相等的产权百分单元，那它不就是中国现在的500家产权交易所吗？”原来这样抽象，记者有些释然。“如果你把这些百分比单元再行细分，变成一份份标价单元——股权，那它岂不是今天各地存在的股权交易和托管中心所做的事情？”记者在抽象的疑惑空间中刚看到了一丝理性的透光。

这时候，曹教授呈现出课堂上的旁若无人，“当你把单元化后的股权单元逼近于货币单元时，那它就是上市的股票了。”简直当头棒喝，原来概念上的逻辑递进如此地“动人”。曹教授看着记者洞喜的样子，淡淡说道：“你还没有醍醐灌顶呢。”看着一脸茫然的记者，他说：“商业票据的单元也逼近于货币单元，为什么还不能上市交易呢？”“那是为什么？”记者怕有逻辑陷阱。“因为没有内置确定价值的信用机制的票据，和1948年国民党的金圆券一样！”记者张大了嘴巴。

“话说回来，既然北京机场是个买卖飞机空座位的平台，它卖机票吗？机场不卖机票。”曹教授又回到了机场的比拟上。

“那机场干什么呢？”曹教授说，“北京机场把它建设好的3号航站楼隔成一个个的隔断，南航租一块，东航租一块，意大利航空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各租一块，等等。”

“那航空公司卖机票吗？”曹教授自问自答道，“航空公司也不卖机票。你发现，99%的机票是网上票务中介、旅行社和大的酒店商业单位卖的。”

记者着急地问：“那航空公司是干什么的？”摆了摆手，曹教授说：“我们来看看航空公司到底做些什么。”他启发道：“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若我下个星期一一早要到南京去，坐南航的飞机。”

曹教授更加专注于讲解：“当我乘坐出租车，请记住我坐了出租车这个事实，赶到北京机场的时候，由于是早上第一班，为了节约时间，我直接奔向问讯处，请记住，我问了问讯处，得知南航检票口在37号检票口。奔到37号检票口，出示了我的身份证、纸质或者电子版的飞机票后，检票员在电脑上核对信息无误后，按下了电脑按键，生成了一个登机牌。”

丝毫不觉得冗余，甚至还带着一份发现了某种重大价值似的骄傲，曹教授说：“这就是交割单。”面对记者重现惊讶，他说道：“既然你拿到了交割单，那你把自己的一百多斤交割到飞机的空座位上不就得了吗？”他又继续道：“那不行，你是5 500卡的钢煤，还是3 500卡的燃煤，抑或是恐怖分子呢？”他比划着手势说：“机场的安检部门把你浑身上下搜了个遍，这个时候在你的登机牌上盖了个章。”曹教授俨然一个实验室里的演示师，果断地向虚拟的牌压了下去。

“请再注意，当在交割单上盖上了认证章记以后，交割单据和认证票据在物理意义上合二为一，但实际上，在流程意义上，交割票据为先，认证票据在后，二者却是实实在在的两个票据的分离。票据的复合和分离，不仅仅在这里出现，事实上，商业银行资金结算部的几乎所有业务，都是票据的复合和分离或者多次复合啊！”看着记者再次惊讶的面孔，曹教授再次启发说：“票据的复合和分离部门如果独立出来，变成相应的服务业务，那就是非银行类和非银行系金融机构了。”记者当然不能洞明这句话的深层含义。

没等记者再行咀嚼，曹教授说：“拿上你的登机牌，当你走到37号登机口（如果是37号的话）的时候，该去交割你这100多斤了吧？”一个身体形成的长长的问号，“不行，等机构的服务员将你的登机牌撕成两半，小的一半交到了你的手上，那叫发货准运单；大的一半留在了乘务员的手上，那叫对账清算单。”“哈哈哈哈……”记者一阵大笑。虽然不明就里，但却是在笑自己，坐了那么多趟飞机，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过程，有如此复杂的流程内涵呢！

带着些许发现的得意，曹教授没有停止，“然后你坐上了飞机，航空公司的航班把你运走了。”“是啊，那又能怎么样呢？”记者不屑一顾。似乎看透了记者的心理，曹教授反问，“那你说说，航空公司在飞机场是干什么的？”这一将军，非常尴尬，“它不就是你说的刚才那么多事吗？”“是做的那么些事不错，但是，航空公司做的事是让场内的交易头寸活跃的做市主体——做市商（market dealer，dealing the market business and let it to be thick）。”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震撼。做市商不仅上证所里和纽交所里有，飞机场也有，这恐怕是证券交易所里的秀才们没有想到的。

曹教授总结道：“在北京飞机场里，航空公司的功用相当于是在永不停歇地建构着一个动态交易交割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个‘内市场’，和经济学课堂上的一般均衡市场——那个一个‘点’式的‘外部市场’——完全不同。当内市场形成的时候，事实上是第三方市场在起作用的时候。这时候，交易不再是最初的卖票人和最终的乘坐人之间面对面的货价两清式的瞬时买卖，而是一个第三方——做市商在承运和组织的过程。”他如释重负地说：“产权市场就是一个第三方市场。这个市场，要有一个做市商活动的物理平台，但物理部分可不是市场的核心部分了。”

看着我明白的样子，他接着说：“事情还没有完呢。航空公司是做市商，是让场内交易头寸活跃的做市主体，那么网上的票务公司、旅行中介和大型酒店里买票的商务部门是什么呢？”他自己回答说：“那是成市商（market maker）。他们是将场外的业务导入到场内来的做事主体（making the business possible）。”在记者惊讶之余，他说：“事实上，还有一种类型的做市主体，比如信息披露中介、认证中介、头等舱服务中介、驻场银行、会计公司、物流公司和保险销售公司等等，他们都是价格收敛商（price-convergent agents）。投机商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在第三方市场里，价格收敛商的数量最大，类型最多。”

“这就是我的第三方市场平台的做市三商理论。”曹教授说，一个由做市三商数量形成第三方市场平台，才是产权市场的骨骼性秘密。绕了这么大个弯子，才给我解释了产权市场的概念。当然，没有十年以上的研究，这样清晰地说出来产权市场这个绊倒很多转型国家国有企业资产处置的缺失平台，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不断进步之中的制度设计方式，恐怕是难以完成的任务。记者心里默默地想着。

下篇：中国产权市场“追隐”

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绝大多数舆论和国内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资源。这种观点似乎判定了社会主义和市场高效结合的不可能。这种理论上的武断恐怕不符合科学知识进步的千年历史痕迹。在新历史制度经济学出来之前，谁能想到中世纪的科技进步的步伐一点不比文艺复兴后期的步子要小？即使布鲁诺之后很多年哥白尼也不敢直白日心之说呀！

但是，这种观点在我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实践中在某些领域里依然根深蒂固。比如在资本市场领域，尽管我们有近500家左右的产权市场和交易所，但仍然在金融主管部门的资本市场归类中“妾身不明”。究其原因，西方发达资本市场中没有这样的资本市场形式啊！

我国近500家产权交易所的创世、萌发和成长过程，谈不上是一个茁壮成长的历史（这当然和主管金融部门的抑制性制度管制有关）。但是，这一制度不仅保障了我国国有企业的产值在流转过程中没有流失，而且在近二十多年间，尤其是2003年国务院三号令颁布后翻了几番。反观俄罗斯，他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将国有产权分拆均分给老百姓，实际上把共（国）有资产拆细后，在资本市场不存在的条件下，手持零碎意义上的资产价值近乎为零。这就好像我国在1953年土改完成将土地均分给农户后，地租均分为零的逻辑机理一样：当把地租均分为零后，作为稳定的农产品剩余可以集合成池变为工业投资资本的积累也消融掉了（后来的统购统销制度通过农产品购销市场补偿了投资制度遗漏，但又带来了农产品市场的扭曲）。俄罗斯均分国有资产走向了极端：当两万多亿份国有产权分给全国居民后，在一级有效动员和二级有效流转市场绝对缺失条件下，居民手持国有企业产权的价值在机会成本上近乎为零。一部分人开始在民间以极低价收购股票，短期成为巨富。加上哈佛大学的几个顶层设计者成名并贪污不菲后，俄罗斯的国有资产价值不是翻番，而是像北极的冰山在赤道上的夏日高温下消融掉了。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实践。中国的实践者没有打碎产权，这在当时受到了极大的批评和批判。但执行下来的结果是，产权交易按其内在逻辑，非拆细交易，让最有资格的人运营，最终的效果反而比俄罗斯好。

但国内外的理论界是不承认这种丰功伟业的。这种不承认，有着时代意义上的认知根源。我个人的一次讨论会遭遇能够给出较好的说明。2003年，我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老师组成了一个共同小组，参加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一个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讨论会。我当时还在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副院长，担任中国小组的组长。记得在东亚研究所的下午讨论会上，该大学一位教授作了中国改革方面的研究报告。其核心观点认为，中国改革开放25年取得的成绩，最主体的部分是中国仿照了——更准确说是照搬了——西方发展模式的结果，中国出问题的地方，都是没有学习西方的结果。该教授不仅使用了统计图表，还使用了苏东转型后所谓的明星经济体——匈牙利和波兰等——的改革作参照，批评中国如果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适时（语气上是越快越好）启动类似于苏东式的政治快变甚或极端做法，中国将会消耗掉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成果。

我吃惊的并不是这位教授的观点，而是与会者认同他的观点的人数占比。在整个下午的互动讨论中，就我的记忆，没有一个人对该教授的观点表示不同的意见。反而是来自北京小组中的发言，都从不同程度强化了这个教授的观点。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位同行就抛出了一个观点，说中国十几个人（具体我忘了，大概是11—16中的某个数字）养活一个政府官员。这让我措手不及，这不是在铁板上钉钉子式地佐证这位教授的命题吗？他这个观点有爆炸性内涵，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造，官员就会吃掉改革的午餐。

我是组长，又不好抢着发言。在总结时，我委婉地对我们小组那个教授关于人口/官员的比例数字作了统计口径的修正。大意是说在我们的统计中，公、教、医、文、宣等事业岗位都算在政府支出内，这一数字和西方口径不同。没想到一下子捅了马蜂窝，整个会议变成了围攻式的唇枪舌剑。这次会议模糊了我在美国念书十年的感受，即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演进逻辑，如果要想让国土之外的人相信，必须要有西方人和喝西方墨水长大的人听得懂的语言逻辑来系统地证明。这一次在新加坡的经验告诉我，我自己国内的同行，包括我自己见到的部分所谓最聪明的同胞，也有一部分已经不相信自己民族的制度之根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了。

这种简单比较发达经济就得出最终结论，任何相信中国非发达经济路径意义上的创新都是“土”的或者不入流的思想，恐怕给任何以中国产权为对象的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行们认同你吗？

经过数年的准备，我在2006年和美国伯克利大学的布兰·怀特教授一起对中国产权市场做调研，当时参访了深圳、广州、武汉、西安、天津、北京等六家交易所，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但其中的艰辛也自难言说。随后的近十年间，走访、调研了全国大部分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和许多地市的产权交易机构，思考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自2006年起开始编辑、出版产权市场蓝皮书，起到了前沿热点研究、年度绩效评估、存在问题反映、典型案例分析以及行业发展预测的作用。在理论上，不断廓清产权市场的概念、功能和作用；实践中，参与咨询和规划并创建了若干产权交易所、大宗商品交易所和特种商品交易所，成为中国产权交易理论体系的一支重要研究团队。结集在本书中的文章，是近年来关于产权研究的一些思考，盼能成为攻玉的几块石头。

曹和平
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