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分工锁定与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机理分析

（一）参与国际分工的分工锁定与分工升级

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有助于扩大市场和提高效率，是推动世界经济和国别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扩大贸易、融入全球分工，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就业矛盾，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出口结构也有了较大的改变。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现象与理论不相符合。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贸易理论，通过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可以实现在海外市场获取更高的价格和利益。但我国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反而是出口价格和出口企业效益越来越低，工人收入长期增长缓慢，能源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

从国际上来看，国别差异也很大。既有很多欠发达国家长期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也有少数国家实现了“蛙跳”和成功起飞。如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是固化比较优势还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绩效差异。1975～2005年期间，在低收入国家中，有20个国家实现了经济较快增长，人均GDP年均增长1.9%，但也有20个国家经济增长基本停滞；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有29个国家保持了人均GDP年均1.5%以上的增长，但也有31个国家人均GDP年均增长仅为0.3%（见表1-1）。上述经济增长绩效差异很大的原因，主要是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地位是否得到改善所导致（见图1-1），对于慢速增长组别，基本上坚守单一的比较优势部门和固化在技术的低端，而无论是低收入组别还是中等收入组别的快速增长国家，都实现了以贸易结构的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复杂化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比较优势部门和技术水平都得到了提升（UNIDO，2009）。

日本、韩国作为成功的后发国家，正是根据比较优势变化和培育动态比较优势而成功地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虽然发挥比较优势成为日本、韩国促进出口的重要依据，但是，日本、韩国产业政策支持重点并不是当前比较优势部门，而是能够提升国际地位的主导部门。如日本1955年机械工业占总出口比重只有12.4%，1975年上升为53.8%，出口竞争力不断加强，成为具有显著优势的行业。其实，日本机械工业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了比较优势，作为产业政策也不是在比较优势形成以后再加以重点支持，而是在优势形成之前加以培育。1956年日本出台的“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1960年代又出台了第二次、第三次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1971年制定了《振兴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大力扶持国产电子信息业的制造企业。这一时期，日本的数控机床、柔性加工中心、机器人等机械电子复合产业得到了巨大发展，在石油危机之后顺利地实现了由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结构转换，制造业进入了深加工和高附加值化的阶段。韩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也经历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不断减少，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不断增加的过程，其产业政策的重心也是着力培育新的主导产业，而不是强化现有比较优势行业。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韩国的比较优势部门集中在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但在1970年代，韩国着手对石油化工、钢铁、金属制品、造船、机械和汽车等重化工行业进行支持，通过设立国家投资基金、投资税信贷、加速折旧，以及相关设备、技术进口支持等方面政策，到1980年代形成了国际竞争能力，成为新的比较优势部门。1977～1981年间，韩国出口行业中5个增长最快的是钢筋、集装箱、家用电器、钢材和汽车（世界银行，1992）。

上述分析表明，在全球分工中，既存在分工锁定的情况，也存在摆脱原有比较优势、提升国际分工的可能。在理论上，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效率。虽然，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雷丁等人从战略性贸易角度分析了保护幼稚产业的福利效应（李向阳，2009），但总体而言，贸易理论中对于贸易的福利理论分析很少，实证分析则更少。不少人认为，既然参与了分工和贸易，必定是有利益，否则交易不会发生。但是，现实中存在着发挥了比较优势，生产率（分工效率）也得到了提高，但并不一定能够分享到足够的分工利益（贸易效益）的情况，甚至出现分工锁定，进而影响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的提高。而成功实现起飞、由欠发达国家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韩国，并不是固守既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分工，而是着力培育未来具有竞争力的潜在比较优势部门。这是与恪守静态比较优势，还是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密切相关的，两者各自有其发生发展的条件和内在机制。下面对恪守静态比较优势之下的分工锁定机制和培育动态比较优势的原理进行展开分析。

与动态比较优势相关的几个重要概念

梳理关于比较优势的争论和发展，我们发现其中涉及比较优势原理、比较优势因素条件、比较优势产业、静态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多种概念。而一般人们表述比较优势时，通常是指比较优势部门或比较优势因素（比较优势条件）。对于比较优势虽然有多种理解，但梳理以后我们得出以下认识：

比较优势是指分工中拥有的相对有利条件（比较优势因素）和因此而形成的分工结果（比较优势产业或部门）。比较优势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概念就是指要素禀赋差异及因此而形成的产业分工。随着经济活动的演变和全球竞争重心由价格竞争转向非价格竞争，比较优势的内涵也应从以要素禀赋和生产率为中心转向以价值创造为中心。因此，广义的比较优势概念除了要素禀赋之外，还应包括把要素组合成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和实现价值的能力，如技术、管理、营销、投资、生产网络等方面的能力、制度优势及基础设施条件等。本报告采用广义概念。比较优势原理是指即使是没有绝对优势，也可以通过“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寻找机会成本比较低的部门进行分工，由分工促进生产效率提高，进而产生分工利益。静态比较优势是某一时点上呈现出的相对有利条件。动态比较优势是指随着时间的变化，由于要素与经验积累、生产条件改善和技术进步而引起比较优势因素和比较优势部门的变化，导致要素质量提高和新的更高级要素产生，由此使得比较优势部门升级或比较优势分工环节提升，分工地位提高。其动态性表现在与自身比较和与他国比较，比较优势因素和比较优势产业或环节的变化。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理论，竞争优势是指企业（或地区）相对于竞争对手能够为其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它源自企业或地区相较于竞争对手拥有的优势因素（如优势资源、先进的运作模式、更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形成优于对手的核心竞争力。他还认为竞争优势理论是对固化在外生要素禀赋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扬弃，主要关注生产率差异及其成因。但从波特竞争优势内涵和其提出的三大竞争战略（成本领先、差异化和细分市场）可以看出，竞争优势论实际上与比较优势论并不矛盾。

我们认为，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是形成竞争优势、实现分工的基础或必要条件，而竞争优势是保证分工实现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实现了分工，就必然拥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但有比较优势并不一定就有竞争优势。即使是这样，在现实经济中并没有这么简单，更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标来准确表示比较优势。同时，理论分析往往假定一国内部要素供给是均质的、就业是充分的，甚至要求的回报也相同，因而，可以通过专门化分工而“双赢”。而在现实经济中，要素供给既不是均质的，也没有充分就业，更不用说要求各行业回报相同，也就未必会实现“双赢”，比如全球化中，一些非洲国家并未能参与按照比较优势的分工而被边缘化了。

（二）固化比较优势之下的分工锁定机制

Cramer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在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化条件下所面临的分工锁定情况：由于局限于自身的比较优势，落后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GVC）的产品低端生产活动，长期被锁定在发展的“低端道路”上，并在收益分配方面受到残酷的剥削（Cramer et al.，1999）。进一步分析，固化比较优势之所以出现分工锁定，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恪守静态比较优势所导致的技术进步被锁定在工艺升级和依靠引进技术的产品升级；以低成本和价格竞争导致的恶性循环和政策诉求路径依赖；产业结构转换的高成本；市场竞争地位不平等及供求弹性差异等。

1.全球分工模式导致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路径依赖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资源配置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最重要方式。一般来说，发达国家拥有技术、品牌和营销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具有廉价劳动力优势，两者各自发挥比较优势或把两者优势结合，能够推进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也确实体现了这一特征，但同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初级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演变到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在跨国公司治理结构之下，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降低成本的工艺创新。根据技术创新理论，技术创新可以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过程创新）。产品创新一般在发达国家实现，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相关产品的生产技术，然后通过干中学，推进工艺创新，从而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根据Gereffi的研究，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升级的次序将会遵循“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线索，呈现“贴牌生产→自主设计制造→自主品牌制造”的转换。全球大买家或技术主导厂商等跨国公司出于竞争和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鼓励下游各个层次的供应商和分包商加快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1]而阻碍功能升级，把发展中国家始终置于其技术、市场控制之下。由此决定了纳入全球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在分工行业中有可能实现工艺和产品的加快升级，生产率提高，专门化部门进一步强化。但与此同时，产品的原始创新、产品标准、品牌和营销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牢牢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代工企业要想实现功能升级则面临很大的障碍。当本土企业试图开发新的产品和发展自己的品牌，或者试图在主要市场建立自己的营销渠道时，往往面临跨国公司的恶意收购或恶意竞争（拉法尔·卡普林斯基，2008），从而迫使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加工制造环节，而技术来源、关键设备、营销渠道、供应链管理和品牌等附加值高端环节高度依赖外资（进口或外商直接投资）。

2.依靠低成本和价格竞争导致的路径依赖

立足于比较优势，包括我国企业在内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都以成本价格竞争为主，由此也决定了立足比较优势的价格竞争、政策诉求和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在政策方面，以低成本、低价格竞争，为提高竞争力就要求更低的要素投入价格，比如降低土地、资源、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甚至是降低社会保障、劳动条件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同时，为提高竞争力，或者降低中间投入和工资率，前者有可能甚至导致一部分企业通过偷工减料、质量降低实现降低产品价格，后者或者是降低工资水平，或者是提高装备水平，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3.产业结构转换的高成本与分工锁定

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贸易理论往往忽视产业结构转换成本，假定生产要素流动是充分的、无须付出额外成本的。实际上，由于资产的专用性、劳动技能培育的时间要求和专业性，以及市场渠道建立的长期性等形成了产业结构转移的高成本，这就使得我国不少企业，即使是低效益甚至是短暂的亏损，也要接单生产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否则要进入新的行业，还要付出更多的沉没成本；要打开新的市场，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这时出口偏好的政策再对这些企业进行扶持而不是加快促进转型升级，则更加容易强化分工锁定。当前我国东部地区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但是由于设备的专用性、营销渠道的稳定性、员工技能转岗需要培训等，一旦进入分工并不能轻易退出，使得我国一些企业只要能够生存，便尽量维持，即使是短暂的亏损也在所不惜。

4.市场竞争地位不平等与供求弹性差异导致市场势力的弱势

在现实经济中，市场竞争并不完全平等。一是国际间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使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工资不平等。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长期保持低工资，其剩余价值通过商品出口被发达国家占有。二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的市场地位不同，导致竞争不公平。发展中国家承担的一般加工环节或产品由于进入门槛小，通常具有无限供给的性质，也容易出现过度竞争。而发达国家承担的高端环节，通常是具有垄断地位。[2]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出口尽管实现了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仍然没有改变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状况。只不过是由过去的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演变为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而已。我国很多商品并不像传统理论预期的那样，本国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要低于外国，却可以按照外国较高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出售，而是国际市场价格反而低于国内。虽然其中有出口退税、国内企业资金回笼周期长等因素，但国际商品价格形成机制、我国出口企业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成本价格竞争战略以及市场势力很弱影响更明显。由于我国出口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议价能力很弱，使得我国企业成本价格竞争力很强而利润水平很低，这种不利的市场结构和国内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造成的损失更大，使得无论是遇到有利或不利因素，我国绝大多数出口企业都只能在微利的生存边缘，剩余价值几乎都被跨国公司等居于产业链两端的企业所攫取。[3]

（三）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与提升分工地位的机理分析

要想摆脱静态比较优势的分工锁定，实现成功起飞，关键是要摆脱先天资源禀赋边际成本上升的约束，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特征，培育和提升新的比较优势，加快有利于改善国际分工地位的技术创新，促进出口的多样化、生产技术复杂化，提升市场势力，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

1.边际成本差异：先天资源禀赋的边际成本上升与后天获得优势的边际成本下降

比较优势可以细分为先天的资源禀赋和后天获得性比较优势。前者包括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甚至包括人口数量，后者包括技术、设计、管理、组织等方面能力和网络关系、制度因素等。两者最大的差别是先天资源禀赋具有易耗减性和边际成本上升的特点，而后天获得优势有正向的动态累积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边际成本下降或规模报酬上升的特点。前者，如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除非新发现矿藏，对于已有矿藏具有鲜明的耗竭性，矿产开采后不能再生甚至逐步耗竭，而且，随着埋藏条件好的矿产率先得到开采，以后的开采成本不断上升；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供给也呈现数量下降、成本上升的特点。相反，技术能力、经营和投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生产网络，以及基础设施和制度因素等后天形成的因素，则随着不断的学习和积累，基础设施的网络化、立体化，具有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

2.生产率上升率差异：产品和技术生命周期与相对技术进步速率

打破原有分工格局，形成动态比较优势，还在于把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特点的行业从较低的生产率，培育成为较高的生产率，关键是基于技术创新和更高级要素的积累，由此形成更高分工层级。这是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增加国民福利的基石。而决定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动因之一来自于产品和技术的生命周期。

根据弗农的理论，在产品的创新、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其技术特征和市场特征是不同的。在新产品阶段，发达国家等创新国利用其拥有的垄断技术优势，开发新产品。由于产品尚未完全成型，竞争者少，市场竞争不激烈，替代产品少，产品附加值高。在成熟产品阶段，由于产品定型，需求和生产扩大，出现模仿者，创新国技术垄断和市场寡占地位被打破，市场竞争激烈，产品的附加值不断走低。其他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因为较低的成本开始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在标准化产品阶段，产品的生产技术完全成熟，成本、价格因素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时发展中国家已经具备明显的成本因素优势。由此不断重复，形成一国产业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和国际上的产业阶梯转移特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发展过程一般要经历进口—进口替代—国内大规模生产—出口—产业转移等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也相应呈现出阶段性的演替（见图1-2）。在全球化条件下，虽然会因从行业之间的分工转向产品内分工而可能有所差别，但是，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每一个阶段是为后一个阶段进行更高级要素积累的过程，产业结构升级就是要缩短而不是延长这一过程。

根据厄特巴克-艾伯纳西和杜西等人的研究，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有着不同的特征。在不同的阶段，技术创新特征和创新速率是不一样的（柳卸林，1993）。发展中国家主要承担产品标准化阶段或成熟阶段的生产，技术创新以过程创新为主。如图1-3所示，对于发达国家的成熟产品，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内大规模化生产阶段的时期，是实现创新速率最快的时期。因此，从产品和技术生命周期的特点来看，我国发展以产品创新阶段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具有相当大的难度，所谓高技术产业也不过是建立在引进技术基础上的工艺创新；发展中国家已经成熟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生产率提高潜力变小，但新产品开发能力增强；而发达国家处于成熟阶段技术基本定型、比较优势逐步下降的行业或环节则是生产率提高最快、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上升的值得重点培育的行业或环节（见图1-3）。

3.产业升级的方向性差异：功能升级与工艺升级的不同效果

伊藤元重的研究表明，对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技术开发和设备投资，会提高生产率，但不会改变比较优势结构和相对收入比率；而当扩大出口产业范围并选择缩小技术差距型的边际产业发展时，则可以提高比较优势结构和相对收入比率（小宫隆太郎等，1988）。在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全球化中，进一步凸显了功能升级与工艺升级的差异。全球大买家或技术主导厂商鼓励下游各个层次的供应商和分包商加快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而阻碍功能升级，并始终把发展中国家置于其技术、市场控制之下。[4]究其原因，是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方向性差异，决定了功能升级与工艺升级之间有着巨大的效应差别。侧重于工艺升级的技术进步，使得发展中国家生产厂商生产率得到提高，既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厂商，也有助于跨国公司提高竞争力，两者有着一定的利益一致性，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因而使得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而侧重于价值链功能升级的能力提升，如新产品开发能力、营销能力、供应链管理能力和品牌能力的形成，虽然与跨国公司间形成直接竞争关系，总是受到跨国公司千方百计的阻碍，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大的难度，但能够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企业的发展也具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4.提升市场势力与改善贸易条件

如前所述，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商品价格并不是完全由供求关系确定或者说并不完全是公平交易，还由市场势力所影响，由此导致分工利益的分割与分工效率是不对称的。居于市场垄断地位的企业或国家，市场势力比较强，能够拥有分工的超额收益；处于过度竞争的企业或国家，市场势力较弱，实际收益通常会偏低。比如，沃尔玛等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采购，采购量越多，给价越低；而我国在海外大宗资源采购，采购量越多，价格越高。如果出现分工被锁定，则会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势力更加微弱。

提高市场势力，包括提高产业集中度，强化技术、营销网络、品牌和供应链等关键环节。从产业集中度来看，劳动密集型行业通常是高度分散型行业，而集中度比较高的行业则是具有显著规模经济的行业和技术密集程度比较高的行业。从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关键环节控制来看，由于我国在全球分工中过度集中于加工制造环节、过度依赖加工贸易，研发、设计、营销、供应链管理和品牌等高端环节滞后而主要被跨国公司所控制，我国制造企业之间则过度竞争，使得分工利益分配非常不利于我国企业。最明显的佐证是，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对出口企业提高出口退税时，出口退税到什么程度，国际采购商就压价到什么程度。相反，那些技术能力较强的企业，其议价能力也较强。因此，培育动态比较优势，既是比较优势因素从比较低的层级向比较高的层级提升，也是追求市场过度竞争的减弱、议价能力和“寻租”能力增强的，使得市场势力增加的过程。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在市场集中度难以改善的情况下，应从研发、设计、营销、品牌、供应链管理和服务等价值链环节入手来提高市场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