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下面是我们这个故事及其人物的背景。
1.凯特·盖弗尼在情绪相对稳定的时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她学的是太平洋历史，这是激进分子热衷的领域。因为太平洋地区的历史和欧洲文化野蛮的侵略，和对美拉尼西亚[11]、波利尼西亚[12]、密克罗尼西亚[13]的掠夺不无关系。不过，虽然如此，她本人并不具备激进主义者的素质。父母亲虽然为她的选择吃了一惊，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疏远。出于对富兰克舅舅的迷恋，对父母的尊重，她恪守富兰克舅舅几乎是眨巴着眼睛说的“信仰”。
2.少年时代，她看到“不怎么受人尊敬”的富兰克舅舅的信仰不但和宗教的奥秘有关，而且和类似社会党[14]的著作、酒精以及对政府的不敬有关。而科金斯基家的“信仰”和富兰克舅舅的信仰大相径庭。科金斯基家的“奥妙”之一是犹太人房地产开发者——他们当中许多人和科金斯基一家人乘同一条船来到澳大利亚——不管参加什么比赛都遵循诡秘的、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是摩西[15]时代在西奈山[16]的荒野就制定出来的。靠这些规则他们杀死了耶稣，使得雄心勃勃的天主教徒备受艰辛。打凯特的童年时代起，在盖弗尼家对圣母玛利亚的尊敬与虔诚就日渐减弱，而在科金斯基家则“方兴未艾”。琴斯托霍瓦[17]那尊黑色的圣母玛利亚的雕像是东欧最大的一座玛利亚的雕像，也是莫斯科人进驻以前塑起的最后一座——保罗有一次以波兰人可爱的幽默这样说。这座雕像有幸成为离奥斯威辛[18]最近的一座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可以说，她是科金斯基太太的一位“知交”。
琴斯霍托瓦这位烟雾熏黑的圣母玛利亚以后将常常在睡梦中造访凯特。这是后话，现在不必赘述。
3.凯特和保罗结婚之前在一家电影广告公司工作。她是在父亲为招待电影广告界的代表而举行的一次鸡尾酒会上碰到这家公司的经理的。此人名叫伯尼·阿斯特。酒会上，她看到一位先生在吉姆·盖弗尼和伯尼·阿斯特两个人之间往来穿梭，自在轻松。有伯尼在场，吉姆·盖弗尼似乎轻松了许多。他可以大声说话，甚至开一两句有伤风化的玩笑。她的母亲——娘家姓欧布雷恩的凯特·盖弗尼对伯尼，对他的动机、行为等都心存疑虑，因为此人名声不大好。20世纪50年代，她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伯尼刚刚离婚。而那个年代，只有放荡不羁的人才离婚。凯特·欧布雷恩那种母亲式的怀疑很让小凯特·盖弗尼恼火。那种不相信女儿才华的母亲，总是把她们小小的成功归结于老板内心潜藏的淫欲。事实上，伯尼是位良师益友。沙巴特说，显而易见，他再婚后的日子过得不错。他博览群书，在电影广告界很受人们爱戴，他自己也很喜欢电影艺术。
4.凯特在伯尼那儿找到这份差使时，美国人爱用“勤杂工”这个词。除了在伯尼干的这个行业和电影界有关人士当中，这个词还没有被人们广泛使用。但是伯尼雇她的时候，就是以这个词的含义为条件的——作他办公室的勤杂工。对于凯特来说，这个词并不是语义双关的俏皮话。它包含着一种未曾言传的聪明和尚且隐藏的精力。伯尼办公室里那些年纪稍长的女人——传说她们当中许多人与导演、演员有染——开始恨她。她们错误地认为，她是一位富家小姐，结婚前来这儿消磨时间。通过当勤杂工驳斥她们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凯特开始像别人那样滥用精力。她经常工作很长时间，而伯尼并不额外付给她工钱。但他们两个人心照不宣，达成一种默契。他总是教给她许多东西，作为对她勤奋工作、不计报酬的回报。有时候，他把她留下，让她陪他以及城里一帮有点艺术鉴赏能力的律师、商人一起去看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或者巴西的新片。然后出谋划策以打消影片发行人放弃宣传的念头。
5.伯尼手下资深的雇员，有时伯尼自己，教她如何为那些大名鼎鼎的明星们安排活动。这些人风流倜傥的倩影，她以前只在父亲电影院前厅的画廊里见过。她为梅丽尔·斯特里普或者凯文·克莱恩、奥黛丽·赫本或者罗伯特·杜瓦尔安排午饭时，在悉尼电视台亮相，然后送他们及时赶回墨尔本休息。首场演出和随后举行的鸡尾酒会也由她负责安排。她还决定哪位导演到电影电视学校发表讲话，哪位没有时间大驾光临。她述提携了墨尔本一批“新潮”导演。他们都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深刻敏锐的男女青年。几年之后，他们都将金榜题名。她渐渐熟悉并且学会尊重那些所谓明星们的精神和肉体需要。
6.她接受过四个著名男影星、两个著名女影星性欲的冲动。那一般来说都是夜深人静、倾心交谈之后的事情。他们知道，是骄傲和自尊，还有贞操才使她没有落入他们的怀抱（当然，她也承认，骄傲和贞操是不是真的无法统一还是一个问题）。倘若那些著名影星，特别是男影星，回家之后能从洛杉矶或者纽约打个电话，说一声“我无法忘记你！”情形会大不相同。
7.她还接受过一个年轻但非常走红的澳大利亚导演做爱的提议。她完全屈从于性爱的狂风暴雨，于无奈之中得到某种教化。那位导演祖籍意大利，名叫派雷格瑞诺，意为朝圣者。
关键时刻，这个名字还会出现在你面前，虽然那时你也许早已把它抛诸脑后。
派雷戈瑞诺停止了他们的关系，扬长而去。回美国后来过两封信。那信充满了伤感和悔恨，说他已经和一个纽约姑娘订婚。凯特被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的光芒照耀着，心里明白，他很快就会另有所爱。
凯特心里已经有了一位斯拉夫小伙子——保罗·科金斯基。她和他的关系发展得很快，一有机会就做爱。对于生活，她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在一个可以允许你对生活做出计划的国度里，有个安排是件好事。她的安排是：一旦熟悉了伯尼·阿斯特这行的业务，就嫁给保罗。婚后五到七年生儿育女——一种目的更为崇高的“打杂”。然后再回来做电影广告。
保罗·科金斯基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不可能喜欢这个计划——妻子结婚之后再去干什么本是痴人说梦，更别说是竟然狂妄地称之为“事业”的电影广告了。他认为，如果可能，妇女就应该待在家里做家务，应该心满意足地坐在杉木长桌旁边喝咖啡。不过他只是嘻嘻哈哈嘲弄一番，并不特别认真。
她想要生儿育女的愿望倒正对他的心思，因为似乎只有接续了香火才更能确定他作为自己父母的儿子的地位。他知道，娶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为妻，才会得到父母的赞许。
她有点自负地谈起她的“育儿”——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抚养孩子。她用了“休假”这个词。想到这个词的含义，她便要寻找一个可以安安静静不受打扰的地方。她不想在保罗的公寓里等着做母亲。这套房子俯瞰悉尼港，是一个热闹的所在，但从根本上讲，不是果实累累的富庶之地。她希望得到一片海滩，让大海来养育她的孩子。
他们想象着那一片乐土。被爱着的人儿对她的爱人说：“我想海滩是个好地方。”爱人对被爱的人儿说：“我也喜欢海滩。海滩才是澳大利亚人养育孩子的地方。”
科金斯基建筑公司有一条72英尺（21.95米）长的游艇。这条游艇名叫“维斯特拉”，是以流经科金斯基父母家乡的河命名的。科金斯基夸耀，“维斯特拉”可以航行到塔希提岛，然后再到圣地亚哥。其实谁也没有时间做这样一次远航。“维斯特拉”停泊在皮特旺特——悉尼北面一个漂亮的小港湾。有一次保罗带凯特去那儿度过周末。你也许知道那个地方：湛蓝的海水，海岸上灌木丛生，砂岩上沙袋鼠[19]和袋鼠蹦蹦跳跳。桉树上，色彩美丽的白鹦鹉、黄鹦鹉，黑鹦鹉和红鹦鹉飞来飞去，彩虹鸟和青绿色的小鹦鹉嬉戏枝头。
青绿色的小鹦鹉啊，
你的光彩吸引我
投以尊敬的目光……
如果你曾不亲眼看到皮特旺特那如同仙境的美丽，就品味不出这动人的诗句。离“维斯特拉”的停泊之地不太远，越过悉尼北面的半岛，是帕尔默海滩。这片海滩之所以得此芳名，并不是模仿迈阿密，而是因为这里还生长着扇叶菜棕，生长着从前流放犯和殖民者用来做帽子的棕榈树。
这地方有不少有钱人度假的别墅和常在此地居住的居民们算不上豪华的住宅。有钱人只在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才光顾此地。
凯特和保罗一致同意打破这种模式。他们打算孩子生下的最初几年，就住在帕尔默海滩。保罗说，他情愿长途跋涉开车到城里上班。不过周末从帕尔默海滩到“维斯特拉”游艇倒很近，这也算一种补偿。他们的孩子将在明媚的阳光下成长，成为澳大利亚“天生优越的”民族的成员。
为了饱览田园风光，他们买了一幢三层楼房。这幢房子正对巍峨的灯塔和茫茫无际的太平洋。起居室阳光明亮，简直有半个足球场大。长长的走廊足可以让孩子们骑自行车。小科金斯基们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到户外的种种快乐。极目远眺，那是吸收阳光并且将太阳人格化了的大海。房子后面，岩架环绕，创造出一个天然的竞技场。亚热带植物园里，浓荫覆盖，绿草茵茵，正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地方。
然而，不管多么好的地方总有缺点。谁都知道，这片天堂般的海滩上有一种网呈漏斗状的毒蜘蛛，而这座美丽的半岛正是这种蜘蛛的故乡。凯特在买这座房子之前，特地请一位昆虫专家仔细察看了花园和地基。察看之后，那人对凯特说，没有明显的毒蜘蛛出没的迹象。不过平常还是谨慎一点为好。比如说，穿鞋之前要磕打磕打，孩子们玩沙堆之前要仔细检查一下水桶、铲子。专家还暗示盖弗尼-科金斯基夫妇俩，其实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不会有黑背毒蜘蛛从丛林里跑出来破坏他们的幸福。
结婚的日子在计算财产、清理账目的氛围中一天天逼近。作为减少纳税的手段，他们起草了家庭财产委托书。还有一系列法律程序要履行、许多文件要签字。这些文件都是一些忠实可靠的律师起草的。他们由衷地希望这一对年轻夫妇幸福。几年前，凯特也签过类似的文件，不过没有这次如此庞杂。那只是她作为不参加具体经营的合伙人签订的与父亲的公司有关的文件。由于税收的缘故，结婚前签订的这种种文件使凯特成了一个纸面上十分富有的女人。一位与保罗相识的会计员对保罗说：“保罗，你最好别太早离婚。真的。”
他的话引起一阵笑声。
有一次，她的父亲在家宴上发表演说：“我是把光的奥妙展示给大家，富兰克舅舅是把信仰的奥秘传播给大家。我们两个人谁更幸运呢？我认为是富兰克舅舅。因为光消失之后，信仰依然存在。”
家里人报以礼节性的掌声。
因为这是澳大利亚。在这个国家，没人相信花言巧语。对于那些喜欢引用格言警句的人，大家不仅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欧洲人的智慧是捆绑起一千名罪犯、煽动来一百万移民的锁链。“在爱尔兰，”“不怎么受人尊敬”的富兰克舅舅说，“人民被压迫了一千年，结果只产生了一个名叫奥斯卡·王尔德[20]的弱不禁风的小伙子，说了几句醒世的格言。”
澳大利亚人——盖弗尼和欧布雷恩的亲戚们——深刻认识到，所谓醒世格言并无实际价值，因为真正付出代价的是他们的传统。所以，大家都认为，他们那位礼貌周全的父亲——吉姆·盖弗尼是个喜欢空想的人。他喜欢夸夸其谈。或者可以说，他是一位雄辩家。富兰克舅舅则是人中俊杰。他伯乐识马，明白哪个裁判员打了埋伏。他更知道，和大家相处，怎样才能悠然自得。事实上，他也是个雄辩家，可以把事情说得无懈可击。“不怎么受人尊敬”的富兰克讲起话来的确有声有色，但他总喜欢讲人们听惯了的“老生常谈”。
小时候，凯特总觉得富兰克舅舅神情严肃的讲话都是冲自己来的。有一天夜里，澳大利亚赛马俱乐部的春季赛事刚刚开始，有她父亲份额的那匹马跑了第二名。那年凯特12岁，她从床上爬起来，看见父亲帮富兰克舅舅爬进一辆大型高级轿车。这辆车是和父亲有业务往来的一家公司的。富兰克舅舅钻进那辆车，因为醉酒显得格外天真，以至于她的姐姐第二天早晨问：“为什么人们都说烂醉如泥？我看富兰克舅舅喝醉了也心如明镜。”那天夜里，富兰克舅舅抬起头，朝她的窗户喊道：“你认为教皇就比澳大利亚联邦总理更高明吗？不对。只是一个制作过程，明白吗？为制造废物设计的工艺流程。他们都是废物，所以能适应这个过程。”
她相信，富兰克舅舅知道她在听他的这番长篇大论。她因此而获得政治的和基督教会的初期教育。这没什么了不起，只是比劳雷托修道院大多数姐妹们接受的稍稍少一点罢了。
可是没等富兰克舅舅的“异端邪说”在东郊的夜空中扩散开来，父亲已经把他推到轿车后排座上坐下。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交流过程常常发生让人尴尬的事情。这位遭人诽谤的牧师——谣传他在旅馆和赛马场都有投资——经常在酒过三巡、闹饮进入高潮之际，甚至在醉意朦胧、口齿不清的时候，扬起预言家的大下巴，说出一套在他的外甥女听起来是针对她的妙论。
她纳闷，因为心不在焉或者因为昏昏欲睡曾经错过多少舅舅的高论。不过，慢慢的，她还是积累了一大筐有用的“富兰克主义”。有些话似乎不值得一说，但是一旦说出来就具有某种力量。都是些平凡的真理，或者老生常谈。然而，即使如此，有的嘴巴说出这些来就具有某种新意。对于凯特来说，富兰克舅舅的嘴有这样一种力量。富兰克舅舅是她的久经考验的“演说家”。情人之间的绵绵情话虽然都是些“陈词滥调”，但又永远是充满新意的欣赏与赞美。而富兰克舅舅则可以把老生常谈变成熠熠生辉的真理。就如情人不可或缺一样，“演说家”也必不可少。出自“演说家”之口的格言可以引起共鸣——通过他的技巧，你甚至可以理解一个没有爱的世界。
小时候，甚至在她还没有把富兰克舅舅看作自己的精神导师之前，她发现别人——她的同学们的父母亲——常常特别气愤地指责“不怎么受人尊敬”的富兰克。他们板着面孔谈论他的进口小汽车、羊驼绒套装，还说他赌博、酗酒，就好像他是唯一有这种不轨之举的牧师。悉尼的大主教管区，不管是英国国教的还是罗马天主教的，从来不是特别强调忏悔的地方。在这座浮华的城市中，幻想家和神秘主义者从来不受鼓励。一般来说，人们把中下层阶级的德行看得比渐渐凋谢的信仰更高。谁都故意说，罪恶的行为和邪恶的思想同样令人发指。
吉姆·盖弗尼和富兰克舅舅这一代人认为，把低教会派[21]追求的目标移植过来，是爱尔兰工人阶级出身的牧师的传统。在悉尼，这种移植却常常蜕化为行贿受贿和恣意放荡。牧师是异性恋者（然而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引诱并且得到了证明？）、赌徒、酒鬼、打猎者。他被封为这样的人。为了耶稣基督，他似乎应该是一个阉人，才有资格训导别人。如果你允许他贪杯酗酒，允许他赌博打猎，他对床笫之事或许会少一些渴望。他不是库尔公牛队的成员，他是一头向更高的目标跋涉的阉牛。因此，他要吃好饭、坐好车，把钱押在足球运动员和赛马身上——是的，尽管悉尼主教管区明令禁止赌马。因为那玩意儿能让人走火入魔。不管怎么说，赌博是可以原谅的，而性交是不可宽恕的。
凯特后来才认识到，人们之所以对“不怎么受人尊敬”的富兰克·欧布雷恩说三道四，是因为他“五毒俱全”：赌马、踢球、喝威士忌、穿羊驼绒大衣、开捷豹或宝马、玩女人。这个女人是他的合伙人——寡妇菲奥娜·柯尼。
这是欧布雷恩家的一桩丑闻，本书开始之前即已广为人知。不过在家里，柯尼太太和富兰克舅舅的风流韵事却秘而不宣。凯特直到在大学里攻读学位的第一年才有所耳闻。也许凯特对此一无所知，是因为她对这种事压根儿就不感兴趣。如果有的人对某些事情不曾注意，而且这正与他的禀性相宜，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凯特是在一次大学生辩论会上听说此事的。在那场辩论中，富兰克舅舅被当作公共机构中虚伪的例证而被大加引用。她由此明白，火爆脾气的母亲，凯特·盖弗尼太太为何曾经在朋友家里大打出手，不止一次搅了别人的鸡尾酒会。
凯特经常暗自庆幸，欧布雷恩家族的下巴的外形没有遗传给她。但她希望自己更多地继承欧布雷恩家族的刚毅、忠诚于部族的原则和姐弟情谊。正是这样一种情感使得姐姐凯特·盖弗尼一听有人对弟弟说三道四就大发雷霆。搅了人家的圣诞酒会，然后在圣诞甲虫[22]的唧唧声和蝉的鸣叫声中驾车扬长而去。
老实巴交的吉姆·盖弗尼娶了一位充满自然力量之美的妇人。小凯特·盖弗尼猜测，爸爸一定得到了很好的补偿。母亲既然在公众场合那样疾恶如仇，毫不掩饰，作为恋人也一定不乏狂暴和粗鲁。
当然，吉姆也勇敢地挑起另外一种“自然力量”加之于他的重担，那就是他的内弟——“不怎么受人尊敬”的富兰克。
凯特和保罗·科金斯基结婚以前，吉姆和女儿坐在阳台上一边聊天一边喝酒。他望着悉尼港令人炫目的波光，谨慎而又大胆地说：“富兰克不该当牧师，他本来可以是一位不错的工会领导人，或者出色的政治家，或者足球教练。他的前锋可以为他去死！他还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调马师。他的骑手能为他赢得每一场比赛。他真不该当牧师。”
他直勾勾地望着她：“是贫穷和有限的机会把他塑造成了一位罗马天主教牧师。”
父亲很少这样直抒己见。凯特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会对妻子直言不讳的。
综上所述，我们第一次和凯特·盖弗尼相识时——她在绵绵细雨中看富兰克舅舅住宅旁边的那幅广告——凯特深信，如果富兰克舅舅不是被社会舆论贬低的那个富兰克，她或许早就死了。现在，一切都没有完结，她在给默里买咖啡。她还活着，内心充满了感激。但是她认为，自己还幸存于世只是一种现象，和其他现象具有同等的价值。比如太阳升起落下、落下升起，或者某些物体持久不变的磁性。她知道，如果富兰克舅舅是工党里搞政治的老手，或者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主席，或者爱尔兰共和国总统，或者巴拉马塔[23]英式橄榄球联盟[24]的教练，她大概就不会活到今天了。倘若那样，富兰克舅舅的“伤心女王”就会被其他可怜的女人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