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媒介赋权与反赋权

生命传播概念的提出，出于偶然，又在必然之中。“生命”一词在笔者以前写的文章中会经常出现。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不久，笔者曾随当时的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中国人民大学康晓光教授等一行人到地震现场调研。在去成都的飞机上与徐永光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徐永光当时告诉我，马上要有一件大事发生。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红基会）将拿出2000万元与四川有关政府部门联合资助全国的NGOs参与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

非常巧的是，几年后我主持了红基会“5·12”灾后重建项目的评估。这个经历对我影响最深切的是，当你越深入了解一件事情的发生与发展时，你越会发现事件的发生与发展是由具体的时势和具体的人在推动，整个过程犹如一条严密的、环环相扣的链条，存在于链条上的不是别的，是具体的人在具体事件中细微的情感、感觉、知觉、情境、关系、互动、交流等。在外界看来如此重大的决策，其判断与选择正是在此基础上做出的，也是在相互的影响与不断的生成中完成的。如果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决策都不可能达成。深入到社会场景中，我们需要警醒的是，媒介景观所呈现的只是事件的一部分，沉迷于文本与象征世界的想象是无法揭示甚至是无法触及事物本来面目的。自我实践的经验与体验也是生命传播概念的来源与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独特的情感、情绪、经验与体验等也成为传播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笔者从灾区回来后写了《公共传播视野下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媒体的角色——以汶川地震灾后救援重建为例》一文，文中提到“公共传播作为分析的工具，其公共利益以及以生命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却是其存在的合理内核，更是公共传播下社会结构改变的基础”[14]。那时一直有一种认知，就是无法简单地把公共利益与以生命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社会生机活力一视同仁。

2011年在几次探访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第一村——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沙集镇东风村的基础上，与潘聪平、沈叶等一起发表了《新媒介赋权：一种农村电子商务实践性的社会研究：以沙集网商为例》[15]，认识到互联网在打破城乡之间的界限，构筑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正是给农民赋权和赋能。在后续的研究中逐渐将新媒介赋权界定为新媒介消融了原有社会结构中个体、群体、组织等的边界，在承认个体情感、意识、差异、意志等基础上，社会关系在跨越时空交往中解构与重构，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获取信息、表达思想和行动改变的可能性，并重新形构着国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个体自我之间的关系。

2015年4月发表《新媒介赋权：在传播、行动中改变》一文，首次在分析新媒介赋权三重结构中提出生命传播的概念。其中将“传播—事件—生命力”“创新—差异—生命力”“改变—权力—生命力”作为新媒介赋权的三重结构的组成部分，认为正是事件、差异、传播、创新与改变带来了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生命力实则来源于对生命自性的信仰，它体现在对制度等的不断逃逸与横斜逸出中，生命本能的永不停歇的抗争与制度本身永远处于矛盾紧张关系之中，也使得传播—行动—改变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文章最后强调“生命心智上的感知成为弥合撕裂、让生命得以延存的源泉活水，新媒介赋权的三重结构好似通往‘无’的中介。这实际上已注意到新媒介赋权中生命传播的重要性。”[16]

关于新媒介赋权思想，很多人把赋权单纯理解为增权。为了强调新媒介赋权是权力在跨越时空、系统、认知结构上的反复争夺的场域，增权的过程必然会带来系统中减权的存在，也为了凸显新媒介赋权是动态的、生成性的沟通实践，2016年我在中山大学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新媒介赋权与反赋权的概念，指出赋权与反赋权的相互作用，强调权力在时空、系统、认知结构中的流动性、过程性、动态性、结构性、非结构性以及参与性等。

新媒介赋权与反赋权和社会变迁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技术等结构、制度层面的解构与重构密切相关，权力、资本、权威、认知等通过沟通实践在个体心性、话语结构上引起了更深刻的颠覆、解构与重构。随着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动，人的认知心性与话语结构也时时处于想象与变化之中。想象是自我与他者情绪、情感、意象、意识、思想、思维等博弈与较量的结果，它具有生命觉醒与唤醒的力量，在想象中跨越时空生成行动并可能带来改变。情绪、情感、意识、观念无始无终却又无处不在地无常、互变、流变、裂变、蝶变以及涌现。生命传播就是警醒我们每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件作品、每一次冒险、每一个活动都可能成为“蝴蝶效应”中的蝴蝶，带来生命轨迹的改变，让我们警惕自身不要再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法国昆虫学家、动物行为学家、作家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所发现的“毛毛虫”，避免“毛毛虫效应”的发生。人应在自我生命中不断求索，反躬自省，积极生活，培养自我的责任意识，注重交流认知思维习惯的提升，增强适应变化的能力，不断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历史的演化总是在文明的进程与终结中持续游离，终结时时存在于进程之中，终结也意味着一个个新的开端，变化的不仅仅是所谓的文化、文明，而是生死相依的世道人心的流转赋命。媒介本身的性质而不仅仅是内容，让主体抽离于具体的时空，游离于在场与不在场中，穿梭在神圣与世俗之中，超越普遍主义而在具体的自我知往知返中寻找到无穷无尽的生命源头。人类器官、感官觉受力的不同，使得具身化的个体显现出其认知结构的差异性。人们在不断沟通交流对话的交锋中，不可否认的是，会有很多的从众或迷失，也会产生思维认知的自我革命，启迪灵性，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保持觉知与觉醒，在闲谈中觉悟到抵抗，在抵抗中生发出逃逸，并在逃逸中呼应到对自我同一性的要求以及对他者非同一性的深刻理解，认识到凡圣同居，因日常细微才更有神圣性的追求，因纷乱才愈需要坚守和信仰。

新媒介赋权与反赋权下的生命传播，强调生命的体验、生成、存续及升腾是融于日常生活的传播过程的。新媒介赋权与反赋权揭示出快速、迭代、试错的互联网——因陀罗网连接的是人们的情绪、情感、意念、意识等，个体差异性洞察力彰显出人的生命觉知力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源泉活水。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介赋权与反赋权应被放在生命传播的虚无与存在中，通过深刻感知和理解弥漫在传播各个环节过程中的情绪、情感对传播机制的影响，用其中所生成的生命力推动人类的自我救赎以及在自我救赎中获得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