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的科学与迷信
据说，早年间，咱中国本没有科学，科学是舶来品。这不，五四运动时，我们还一个劲儿地将所谓的“赛先生”往我们这儿请呢吗？！现在好了，科学在我们这儿似乎已经深入人心。光说“科学”这俩字，就被各行各业人士和老百姓们非常熟练和广泛地应用在各种场合之中。比如，这种说法不科学，那种做法不科学。
其实，大家这里所说的科学，都是滥用其词，偷换概念。科学，在这儿被理解成“合情合理并且合适”“符合某种规律或者道理”，或者干脆就直接意味着是“正确的”。
科学的东西、具有科学性的东西、用科学方法论得出的东西，或者属于科学范畴的东西，把它们都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是正确的或者合理的东西，无疑是一种对科学的迷信，至少是一种误解。
如果把科学等同于正确或合理，那么，根据定义，任何不合理的或不正确的东西和事情，都可以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但是，这种把科学和正确自动画等号的做法其实是既不科学，也不正确，更不合理的。
科学到底是什么？
科学就是科学家从事的工作。科学家是按照科学方法论做研究的人。科学方法指的是一系列规范的方法和手段，主要特点是可以重复操作，比较实验，对假说进行证伪。但是，用科学方法做出来或者得到的结果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有道理的，合乎我们所知道的或假想存在的某种规律的。
也就是说，科学的、具有科学性的、与科学范畴相关的，不一定是正确的。同样，不科学的、非科学的、与科学范畴无关的，不一定就是错误的，或者根本无所谓正确与错误的。
管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
管理活动可以用科学方法去研究，比如，通过系统的观察、记录、分析等，研究者可以了解不同管理现象之间的关系和不同管理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而帮助企业增进管理效力和效率。既然管理学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那么管理学至少具有一个科学领域所具有的特性，可以被看成一门科学。
比如，对一些几乎常规的管理决策，如库存管理，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基于经验数据的观察，建立某种理论模型，来帮助确定最佳库存量和订货点。再比如，早期科学管理对劳工工作设计（时间、工序、动力定性）等的研究大大地提高了组织中人的生产效率，从而增进了组织的绩效。
尽管如此，我们至少仍然可以对管理学作出如下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并不是所有的管理现象都是属于科学范畴的（可以用科学方法论来研究的）。管理学仍然包括一些科学范畴以外的东西，比如，组织中人的宗教般的信仰或激情。还有，有些问题是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检验的，比如，像“没有韦尔奇，就没有今天的通用电气”这样的论断。社会现象不可能受制于重复比较实验。所以，管理学不可能完全科学化。
第二，即使是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而得出的成果和结论，也不能被认为一定是正确的。因为，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社会科学，理论发展所必需的各种科学假说的前提条件和边界条件是经常在变化的，难以完全、准确、可靠地捕捉和把握。
首先，管理有经验的成分，也有艺术的成分，更是一门手艺，实践和应用导向很强。科学的知识可以通过书本、文献和口头交流来获取；而经验的传承、手艺的延续则通常需要像师傅带徒弟性质的言传身教来实现的潜移默化的过程。这部分管理活动不属于科学的范畴。
还有，某些管理哲学或某些成功管理者所信奉的管理真谛，比如“顾客就是上帝”“态度决定一切”，严格来讲，都是一种信念（faith），属于价值甚至宗教范畴，无法用科学方法来解释，或者无法仅用科学方法完全解释。
极端科学主义者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凡是不可证伪的知识，都是虚假的知识，而传授这些知识的学说都是伪科学。当然，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芸芸众生，形形色色。宇宙并不只为极端科学主义者而存在。科学也不能解释所有的人世现象。对不可知的领域，或者科学方法论对之无能为力的领域，保持某种敬畏和无奈也许还是必要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会用非科学化的方法和手段获取这些领域的知识。
然而，正是由于管理学的非科学化和正人君子们的敬畏和无奈，给了各类诈骗犯（如巫师、庸医、卜卦者）和准诈骗犯（如某些咨询公司）以可乘之机。贩卖“管理学经典和忠告”的人，多如牛毛，你方唱罢我登场。“秘方”“真传”“名言”“至理”，眼花缭乱，铺天盖地。
吹牛胡说不上税，攒书骗钱才是硬道理。“管理是艺术”成了“主观臆想”和“随机飘游”的借口；“管理不是科学”成了“任意发挥”“瞎编乱造”的依据。这时候，管理学即使是想把自己打扮成科学的模样，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你。
当然，这里，我们只是说管理学的非科学化一面使管理学的门槛荡然无存，给假冒伪劣者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事实上，在非科学化的范畴里，管理现象也会有某些经验性的规律；管理问题的解决也会有基本的路数和道理。如此，管理实践高手的经验可以值得借鉴；管理名师的教诲可以给人以启迪。这里，真正对管理学研究和实践有用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并值得欣赏和挖掘的。
其次，对于科学方法论可以适用的管理学问题，研究的结果和答案，也不是完全准确和一成不变的。纵向而言，理论发展的时间滞后，决定了我们的理论总是在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理论本身是在过去的证据和经验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而社会历史事件通常是不能重复的。社会是不断变化的，至少，在人类现有的认知水平和层面上而言，是比物理现象的变化要快的。新的情况会改变现有理论的假设条件和适用范围。
横向而言，由于管理理论大多是在对某一地区或国家的某些组织的研究基础上建立的，严格的跨地区或全球性的比较实验几乎不可能。因此，管理学的理论，只能是基于对过去某一局部内的某些现象、事件和行动的一种琐碎的了解和事后的反思，而且往往是经过理性化加工过了的反思，并不一定反映真实情况。
过去曾经流行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人在马路边路灯下搜索东西。旁人问他找什么。他回答说找钥匙。问他钥匙在哪儿丢的，他说在前面黑影里。又问他，黑影里丢钥匙，干嘛在灯下找呢？他回答说，因为灯下有亮光嘛！
总之，即使在科学的范畴，从内在妥当性（Internal Validity）、敏感性（Robustness）、实效性（Time Sensitivity）到外部适用性或曰普世性（Generalizability），管理学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令人质疑，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中的理论那样精确和放之四海而皆准。
比如，在物理学中，我们知道，水的沸点与大气压成正比，并且我们可以精确地知道在某种大气压下，水的沸点是多少。在管理学中，我们也可能进行理论假设，不同的激励水平下，员工的生产效率会有不同，但我们很可能不知道怎样去测量激励水平和生产效率，不同的研究者可能选择不同的测量指标，这样一来，不同的研究得出来的结果也不一定具有可比性。也就是说，在管理学领域里，我们还没有，甚至不可能有，对“大气压”和“沸点”的一致定义和测量度，更别说理解它们之间的精确关系了。
那么，我们究竟怎么测量激励水平呢？文献中通常的做法包括用不同数量的奖金来测量或者干脆问被访者：你认为你的激励水平是多少？请从1到5打个分。这种办法，应该说是路灯下找钥匙的最佳注解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也是一种宗教。只有你相信你的方法时，你才会相信你的结果，或减少对你的结果的怀疑，增进对结果的信心。
管理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活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对待它，也可以用艺术的手段来实践它，抑或二者并举，寻求规律，张扬个性。管理学是研究管理现象和规律的一门学问，可以用科学方法论来进行观察和分析，积累实证经验，创建理论框架，也可以用各种非科学的手段去体味，去感悟，去洞察，去总结。
科学方法不能够解决所有的管理问题，但至少可以增进管理学的合法性和可信度。管理系乃至整个商学院过去几十年来拼命强调研究的重要性其实是不无道理的。其他职业教育机构如医学院（西医）、法学院、工程学院，没人敢把教授自己的“意见”或者未经实践检验的半生不熟的“理论”当成真理和规律贩卖给学生，那样会出人命的。商学院就敢。不过，这种生猛之举也已日薄西山了。还得拿科学说事儿。否则，像笔者这样从来没有在企业呆过一个整天的博士，怎么在商学院混事儿呢？！
当然，非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可以使人大彻大悟，也可能使人困惑恍惚。偏方可以治大病，也可以立马儿埋人，而更多的情形下通常是不疼不痒，就看你碰见的是哪路神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