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民宅基地的抵押

本节从农民的视角出发，依地区分布、收入水平、年龄阶段、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等维度，从财产意识和抵押行为两个方面对农民宅基地的抵押情况进行描述和分析，以期全面地展现农民对于宅基地抵押的认知和选择。

一、农民的宅基地产权认知

（一）农民对宅基地财产功能的认知

农民对宅基地的认识会影响到其关于宅基地的行为选择。当问到您是否赞同“宅基地是农民的最大财产”的说法时，在4063个样本农民中，表示“非常赞同”的有1971个，占比为48.51%；表示“比较赞同”的有1521个，占比为37.43%；表示“一般”的有387个，占比为9.52%；表示“不太赞同”和“很不赞同”的分别有98个和21个，占比分别为2.41%和0.54%；有65个农民表示“说不清”，占比为1.59%。（见表4-43）也就是说，85.94%的农民赞成“宅基地是农民的最大财产”的说法。可见，八成以上的农民将宅基地视为自己的最大财产。

（二）农民对宅基地保障功能的认知

宅基地对于农民具有经济和保障的双重功能。调查发现（见表4-44），在4064个样本农民中，对于“宅基地是农民最根本的社会保障”的说法，表示“非常赞同”的有1900个，所占比重为46.75%；表示“比较赞同”的有1538个，所占比重为37.86%；表示“一般”的有450个，所占比重为11.07%；只有97个和11个农民“不太赞同”和“很不赞同”这一说法，占比依次为2.38%、0.27%。也就是说，超过八成的农民赞成“宅基地是农民最根本的社会保障”的说法。由此可见，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宅基地被农民视为最为重要的保障。

（三）农民对宅基地抵押权利的认知

考察农民是否赞同“宅基地可以自由抵押”的说法时发现，如表4-45所示，在4056个样本农民中，对于“宅基地可以自由抵押”的说法表示“比较赞同”的有1130个，占比为27.86%，占比最高；其次是对这一说法表示“一般”的农民，样本数为887个，占比为21.86%；对这一说法表示“非常赞同”的有688个，占比为16.96%；对这一说法表示“不太赞同”和“很不赞同”的占比分别为14.03%和9.41%。可以看出，有超过四成的农民认为宅基地可以自由抵押，有两成的农民态度模糊，也有两成多的农民不认为宅基地可以自由抵押。

二、农民的宅基地抵押行为

（一）农民愿意抵押的比重分析

（1）如果政策允许，两成农民会选择房屋抵押贷款

当问到“如果允许农村房屋抵押贷款，您是否会选择抵押”时，在4045个样本农民中，表示会选择抵押贷款的有1002人，占样本农民的25.26%；表示不会选择抵押贷款的有2374人，占样本农民的58.23%；表示说不清的有669人，占样本农民的16.51%。（见表4-46）也就是说，如果政策允许农村房屋抵押贷款，超过两成的农民会选择抵押贷款，近六成的农民不会选择抵押贷款。

（2）西部地区农民房屋抵押贷款的意愿最强

考察不同地区农民房屋抵押贷款意愿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民表示会选择房屋抵押贷款的比重分别为19.19%、22.56%和33.24%，表示不会选择房屋抵押贷款的比重分别为66.47%、60.94%和48.07%。（见表4-47）可见，西部地区农民房屋抵押贷款的意愿最强，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这种状况可能是由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加上资金来源渠道相对狭窄造成的，农民选择抵押房屋来获得资金的意愿更加强烈。

（3）高收入农民房屋抵押贷款的意愿最高

考察不同家庭收入农民农村房屋抵押贷款意愿发现（如表4-48所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农民表示不会抵押农房贷款的占比分别为56.25%和58.22%，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此项占比分别为60.25%和61.34%；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农民表示会抵押农房贷款的占比依次为29.40%、26.49%，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此项占比依次为22.02%、20.56%。可以看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选择农房抵押贷款的意愿更加强烈。尤其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农民选择农房抵押贷款的意愿明显高于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这可能与他们有着良好的收入，对农房的依赖性更低相关，因此，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的农房进行抵押贷款，而收入较低的农民则相反。

（4）年轻农民选择房屋抵押贷款的意愿高于年长农民

调查发现，不同年龄阶段农民选择农房抵押贷款的意愿也不同。30岁以下的农民表示会选择农房抵押贷款的比重为30.09%；60岁及以上的农民表示会选择农房抵押贷款的比重为16.47%；30—39岁、40—49岁以及50—59岁的农民表示会选择农房抵押贷款的比重分别为32.26%、31.17%和25.34%。（见表4-49）可以看出，年轻农民选择农房抵押贷款的意愿明显高于年长农民。这是因为年轻的农民致富的冲动强烈，对未来有着良好的预期，抵押农房贷款的意愿更高；而年长的农民则趋于保守，抵押农房贷款的意愿偏低。

（5）教育水平越低的农民房屋抵押贷款的意愿越低

调查发现，受教育水平对农民抵押房屋贷款的意愿影响显著。如表4-50所示，文盲农民愿意抵押农房贷款的比重为18.98%，比重最低；其次是小学学历的农民，愿意抵押农房贷款的比重为23.01%；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愿意抵押农房贷款的比重分别为24.96%、31.36%和32.72%。总体来看，文化程度越低，抵押农房贷款的意愿越低，文化程度高的农民更愿意抵押农房贷款。

（6）收入越稳定的农民抵押房屋贷款的意愿越高

考察不同职业农民抵押农房贷款的意愿发现，有稳定收入的农民更愿意抵押农房贷款，而没有稳定收入的农民不大愿意抵押农房贷款。教师、个体户及私营企业主和农村管理者都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农房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生存的保障品，愿意抵押农房贷款的比重均在三成左右，分别为29.68%、30%和38.37%；务农、务工和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民收入波动较大，对于农房的依赖性更强，愿意抵押农房贷款的比重明显偏低，依次为23.35%、23.82%和20.17%。（见表4-51）

（二）农民不愿抵押的原因分析

（1）近五成农民认为房屋是安身之本不能抵押

如表4-52所示，在2848个样本农民中，表示“房子是安身之本不能抵押”的有1331个，所占比重为46.73%，占比最高；表示“没有必要抵押”的有1126个，仅次于表示“房子是安身之本不能抵押”的农民，所占比重为39.55%；表示“担心抵押收不回”和“其他原因”的分别有280个和111个，所占比重分别为9.83%和3.89%。总体来说，当前房子对农民有着重要的保障功能，从而影响了其资本功能的发挥，近五成农民认为房子是安身之本不能抵押。

（2）高收入农民对房屋依赖性更小，低收入农民抵押房屋必要性更高

从不同收入水平来看，如表4-53所示，从高收入组到低收入组，认为“房子是安身之本不能抵押”的占比呈上升趋势，分别为38.75%、46.63%、46.49%、48.95%和53.04%；认为“没有必要抵押”的占比呈递减趋势，分别为48.44%、38.79%、38.59%、37.42%和34.26%。总体而言，收入越低，农房的保障功能越突显，低收入农民对农房的依赖性更大，高收入农民对农房的依赖性更小；低收入农民抵押农房的必要性更高，高收入农民抵押农房的必要性较低。

（3）受教育水平越高，对房屋的依赖性越小，抵押农房的必要性越低

受教育水平对农民抵押农房贷款的行为和认知有明显的影响。调查显示（如表4-54所示），从文盲组到大专及以上组，表示“担心抵押收不回”的占比呈递减趋势，分别为10.77%、10.15%、9.51%、9.50%和9.21%；表示“房子是安身之本不能抵押”的占比同样呈递减趋势，分别为53.85%、51.25%、43.22%、41.69%和39.47%；表示“没有必要抵押”的占比呈上升趋势，分别为31.92%、35.38%、43.40%、42.74%和47.37%。由此可见，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民对抵押农房贷款有着更加理性的认识；同时，受教育水平越高也意味着有更加多元的收入来源，因此对农房的依赖性较小，抵押农房的必要性越低。

（4）有稳定收入的农民房屋抵押的必要性越低

职业也是影响农民房屋抵押贷款意愿的重要因素。如表4-55所示，务工农民认为“房子是安身之本不能抵押”的占比最高，为49.25%；其次是务农农民，占比为48.32%；教师、个体户及私营企业主和农村管理者的占比明显较低，依次为39.53%、37.72%和35.26%。而教师、个体户与私营企业主和农村管理者认为“没有必要抵押”的占比接近五成，分别为46.51%、49.12%和49.71%，高出务农和务工农民同项占比约十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对于有稳定收入的农民而言，房子保障功能的重要性相对不高，且房屋抵押的必要性也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