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文三 社会心理现象计算机模拟及其方法论意义
这是一篇建立在问卷调查结果数据分析基础上的量化研究论文，由沙莲香、刘颖、王卫东、陈禹联合署名发表。文章中的图表及其说明是由统计专业的刘颖博士完成的，文章的构思由沙莲香设计并在沙莲香、刘颖、王卫东、陈禹的多次研讨基础上确定、由沙莲香执笔。本文是沙莲香主持的教育部2004—2006年博士点项目研究成果。[1]为了表述上的完整和明晰，下面的文字基本上是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原文。
社会心理现象通过计算机模拟再现出来，已经是可能的了，这种模拟一旦变成一种“社会心理事实”，人们便不能不面对、思索和寻求。这种“社会心理事实”的载体不在人和人群，而在机器：会运算、会结构和重构的机器——计算机。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内部因素之间如何相互推动、社会心理现象与社会生活条件之间如何相互推动而酿成种种社会局势，计算机可能起到透视作用，成为人类认知社会心理现象、认知社会生活的一种助手。
本研究中的计算机模拟有两种：一是对主体的内变量之间相互关系和内变量与外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模拟，二是对内变量的潜因素之间相互关系及潜因素与外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模拟。本文侧重讨论第二种关系的计算机模拟研究及其方法论意义。[2]
文章的重点不是对计算机模拟依据和过程等的技术手段分析，而是对计算机模拟结果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一、数据和工作平台准备
计算机模拟建立在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基础上，因此，收集数据的调查问卷直接决定了我们所能进行分析的范围和角度，数据的数量和质量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分析的优异程度。本文依靠的数据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心理研究所SARS时期从2003年4月20日到5月20日所做的大型网络问卷调查的数据。该调查为期一个月，分为四次，一周一次，是一个跟踪性连续调查。问卷侧重对公众“行为-情绪-压力”三种状态的考察。网络调查在SARS时期也体现出了特有的优势，保证了数据的及时性和广泛性。这次调查回收的有效样本来自除了港、澳、台之外的三十个省市自治区，有效样本5 000余份。经过进一步筛选，最后保留2 270份样本作为我们分析模拟的数据基础；由于问卷调查的连续性，可以针对主体在不同时期的心理与行为反应来构建统计模型，增加了模型的精确程度，方便了我们在统计模型基础上进行计算机模拟。
统计模型帮助我们解决计算机模型构建中非常关键又比较困难的问题，即对主体心理与行为规则的抽象和设计。我们利用统计分析得到的定量模式，比较方便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我们经过统计分析，析出本研究的三种内变量——“防御行为”“社会情绪”“身心压力”和两种外变量——“对政府信息的信任程度”“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我们将这些变量用于计算机模拟。
在建立计算机模型中，我们利用由桑塔非研究所开发的复杂适应系统建模工具——SWARM平台，搭建起一个计算机模型框架，并为实现模型寻求有用工具。基于这种框架，模型中关键的三个部分分别是：主体类的建立、ModelSwarm类的建立和ObserverSwarm类的建立。
主体类的建立是模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此模型中考虑的主体是特定社会环境中具有主动性的人。在本研究中，主体具有的主要属性包括：反映主体心理与行为特点的三个指标性的变量，即社会情绪、身心压力和防御行为；对政府信息的信任、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两个外在影响变量；此外，有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反映主体基本特征的变量。
ModelSwarm类中，本研究主要设置了模型中系统级的参数，主要包括：所考虑的系统内的主体个数、系统范围内对政府信任程度和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另外又设置了每个时间步模型的动作序列。这样，根据我们的设置思路，实现了根据统计模型对现实情况的抽象和对计算机主体行为规则的建立。
ObserverSwarm类中实现了对运行结果数据的采集以及显示的工作。在这个模型中主要统计显示了三个指标性变量随时间变化的折线图：行为指数、情绪指数和压力指数。SWARM的图形类库为这些工作提供了方便。
三个类别的运作结果就是计算机模型的出现。本研究的计算机模拟分为两次，第一次是本文开始提到的三个内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状态和内变量与外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状况的模拟，第二次模拟在第一次的基础上进行。
二、计算机模型1
（一）内变量内部相互关系模拟
第一次计算机模拟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三个内变量相互关系的模拟（见图1）。
根据图1，我们考察SARS不同阶段上三个内变量在两两之间的相关性变化，可以看到情绪和压力两者间关系最为密切。
这告诉我们，第一种模拟要完成的工作之一是对民众SARS期间的主体状态的分析，主体状态是由三种内变量相互关联起来组成的，出现了两两相关的三对关系，其中社会情绪与身心压力这对关系在三对关系（行为×压力、行为×情绪、情绪×压力）中最为密切，呈显著相关关系，压力与行为、情绪与行为这两对关系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如果三个内变量用指标参数表现的话，它们随着四个阶段时间变化的情况如图2所示，图中20分线为基准线（最小值），60分线为及格线（中间水平）。
从上图看，压力最接近基准线，压力甚小；行为最活跃。
（二）内变量与外变量相互关系模拟
建立计算机模型的一个显著的好处还在于可以改变外部条件，观察系统指标的变化情况，为应对措施提供参考依据。下面是我们考虑改变“对政府信息的信任程度”这个变量得到的模拟图。当设定对政府信息信任程度为接近现实情况的4分时，三个内变量在不同时段（时间步）有变化，图3a、3b、3c为三个内变量与对政府信息信任程度之间关系的模拟。
当我们将对政府信息信任程度设定为1（完全不信任），三个内变量在不同时段（时间步）有变化，这时得到的输出结果图如图4a、4b、4c所示。
对比图3和图4可以发现：在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见图3）情绪与压力这些可能会造成不安定的因素呈现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对而言，对政府信任程度低时（见图4），这些指标得分会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尤其是压力指数还出现了突然大幅增高的现象。这就向我们直观地展示了在出现重大突发性事件时，政府提供的信息、迅速取得民众信任对于缓解民众压力和担忧情绪是很重要的。
同样，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改变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变量的值，我们也可以看到与上面类似的结论和模拟图式（略）。这说明为了稳定民心，在出现危机时，政府有关部门有必要花大力介绍相关知识和应对方法。
三、计算机模型2-1
上面计算机模型1是对三个内变量之间的关系和三个内变量与两个外变量之间关系的模拟，在这个基础上，本研究深入主体状态的潜因素分析，寻求不同层级上的社会情绪、身心压力、防御行为之间潜关系所形成的不同主体状态。
（一）行为潜因素分析
为了便于了解对行为背后潜因素所做的分析，首先对四次跟踪调查结果中行为指数比较做些分析。
行为指数和行为分类调查问卷中共有10项可供选择的具体行为，结果表明各项具体行为在四次调查中有较明显的下降趋势。我们把民众在四个阶段上行为反应的平均得分换算为百分制，由此构成的行为反应指数，如图5所示。
对行为要素的分类采用了分层次聚类的方式。我们将问卷提出的10个题目做分层聚类，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行为类型，本研究将之命名为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
这个聚类以采取行为的频度作为衡量准则，测量了行为之间的接近程度。从聚类结果看，出现了有意义的“类”：第一，减少外出、少去人多的地方和避免去医院这一类较消极的不作为行为的选择程度很接近；第二，洗手和通风这两种行为被选程度非常高，也处在相同的一类中，反映出这种比较积极的有作为行为在SARS期间是被普遍采用的；第三，另一些积极的有作为行为如消毒、服用增进免疫力药物和戴口罩、戴手套亦属于同一类，但在这类中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避免面对面的谈话”与“外出戴口罩”出现在一类里，表明在人们心目中“避免面对面的谈话”与“外出戴口罩”有相同作用。
从聚类分析得到的这两类的结果来看，第一大类“消极性”不作为行为相对来说被采纳的频度比较高，而第二大类“积极性”有作为行为要求付出更大一些的努力才能做到，采纳程度相对较低，见图6。
这样，我们把行为分为有作为行为和不作为行为两个部分之后，又根据题目的描述，将两类行为得分分布表示为图7a、7b：图7a为积极的有作为行为，图7b为消极的不作为行为。积极行为平均得分3．15，消极行为平均得分为3．37，因为采用的为5级量表，3代表中间位置，所以从选择结果上，采取行为的级别处在“一般采用”和“较多采用”之间。不作为行为得分的有正偏态的趋势，比起有作为行为，这类行为被采纳的频数更高一些，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类不作为的行为更容易做到。
（二）社会情绪潜因素分析
1．社会情绪指数和分类
从表1可以看出，社会情绪变化最明显的是对政府提供信息的态度不满意度呈较大幅度下降趋势，对于“非典”可能影响国民经济发展而焦虑是主导性社会情绪，得分最高，担心个人、家庭受影响的也比较突出，得分居次。
从图8指数比较图示看，“非典”期间民众社会情绪在总体上是平稳的，并且情绪指数呈下降趋势。
社会情绪得分表考察了人们在面对SARS时产生的忧虑情绪。通过对结果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了较为显著的分层现象。对于个人、家庭的忧虑与对国家、人类社会的忧虑表现出不同情况。依据这种差别，在我们下面的分析中把社会情绪分为较低层次的情绪和较高层次的情绪，分别命名为基础情绪和民族情绪。
两类情绪在得分上存在一定差别：民族情绪均值为3．13（9．4／3），体现出平均而言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影响忧虑处于中间水平；基础情绪得分从分布图上来看为负偏态，均值为1．27（7．6／6），即对于个人及家人健康状况和经济情况的担忧总的来说介于没有和有一点之间，并不明显。对于个人及家人的忧虑比较明显地低于对于国家发展的担忧。这体现了我国民众在面对SARS这类突发事件时忧虑情绪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见图9a、9b）。
2．两类社会情绪对身心压力的影响
图10a、10b是对两类社会情绪与身心压力、防御行为之间相关关系进行模拟的结果。
前面图1描绘的是三个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度，我们看到，三个变量之间相关度比较大的是社会情绪和身心压力之间的关系。而在这里，通过图10的分层结果却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情绪与压力之间的相关集中体现为基础情绪与压力的正向相关性比较大，而民族情绪则不对应较大的压力。
（三）身心压力潜因素分析
压力指数和分类从得分情况来看，身心压力反应在总体上不明显，基本处于没有明显身心压力反应的状态。虽然并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但是从聚类结果和理论看，我们对于身心压力的认识，也可以划分为心理压力和生理压力两类。
心理压力中表现比较多的如疲倦、注意力不集中，心神不宁等。
生理压力中表现比较多的如胸口郁闷、肌肉酸痛、出汗等。
两者得分频数分布图，如图11所示，两者比较来看，心理反应略微明显些。
由前面对于三个量表的分析维度，我们注意到每个维度当中出现的可以划分的层次。这些层次划分使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变量之间更为复杂、更为深入的相互关联。
（四）六种潜关系相互关联性分析
上述三个内变量都展开为两种潜因素，共有六种潜关系现象出现。为了考察六种潜关系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在这里使用SPSS中多维矩阵来探索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的模式。通过这种方式对变量之间的关联特性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展示。在此基础上，结合关联系数表，我们可以进行更为精确的认识，见图12。
从图12建立的数字基础可以看出，三个内变量单独来看基本上满足了正态分布，这样就为我们开拓了一种建模的可能性，就是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来衡量其相关程度。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在显著性水平为0．01的检验上均具有显著性。
图12反映了6种变量两两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6×6的多维矩阵图可以探测和直观地反映变量之间的关联性。每个样本反映为方格中的一个点，一个方格反映了特定的两种变量。比如方格（1，1）表示以“积极行为（标准分）”为横坐标，“生理压力（标准分）”为纵坐标，所有样本的得分情况分布在此坐标系中反映为方格（1，1）中所示点列。
图12的矩阵图比较直观，可以作为进一步探测的基础。为了能够量化评价这些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相关系数表来表示它们之间的精确关系。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大样本量的条件下，首先这些关系都是在显著性水平0．01的条件下显著的。因为相关系数反映的是变量间两两相互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关值构成矩阵是对称的（所以表2中仅列出了上半三角区域），其中我们也标出了正相关比较明显的几种关系（见表2）。
由表2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36个组别中有三组相关系数呈现为正向相关：相关度最大的变量发生在心理压力和生理压力之间，即这两个变量间有最大的关联程度，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825；其次为两类行为之间，相关系数为0．536；再次为基础情绪和心理压力之间，相关系数为0．458。
四、计算机模型2-2
通过计算机模型2-1可知，当我们对三个主体内变量进行潜因素分析时，让我们看到了通过计算机模型1所看不到的变量关系。现在，我们来进一步探讨当三个内变量分解为六个潜变量时，六个潜变量与两个外变量之间的关系。
（一）两种防御行为的外变量
从多元方差分析的相关关系变量看，两类行为有共同的变量也有不同的变量。与有作为行为（积极行为）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中最为显著的是“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其次是性别、职业、国家意识变量，再次是社会情绪变量。与不作为行为（消极行为）影响具有显著相关的变量包括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性别、国家意识。无论是有作为行为还是不作为行为，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是两个层级两类行为共有的显著性变量。通过图13可以直观地看到，在具备一定防治知识的基础上，随着对防治知识了解程度的加深，行为表现也更加显著，其中有作为行为受到影响略大一些。
（二）影响基础情绪的显著因素
对社会情绪分层后，通过分别考察发现，影响基础情绪和民族情绪较大的因素有差异。对基础情绪影响比较显著的因素是对政府提供信息的信任程度和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图14是基础情绪与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的关系的模拟。
随着对防治知识了解程度的增加，对于个人、家庭层次的担忧情绪有下降的趋势，类似的影响对于民族情绪则不显著。比较特殊的情况在于，当对防治知识完全不了解时情绪上的担忧程度最低。
（三）身心压力受基础情绪影响最大
通过三个序列的对比，可看到三个变量之间相关度比较大的是情绪和压力之间，而通过分层的结果可以看出，这种相关集中体现在较低层次的情绪与压力的正向相关性比较大，而民族情绪则不对应较大的压力（见图10）。
五、计算机模拟的社会心理学意义
前面谈到，对危机事件中民众心理与行为的研究，需要满足的基本要求是比较准确地了解和分析民众心理与民众行为的状态和特点，以及哪些因素影响民众心理与民众行为的变化和可能出现的变化趋势。总之，关键是对危机事件中民众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知情”，然后，是在此前提下提出的“对策”。可以说，这是贯彻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魂。
从对计算机模拟的上述两种模型看，都能满足这种基本要求，但是，满足的程度是不同的。
第一种模拟提供了三种社会心理认知摹本。
首先，提供了主体心态认知摹本。
这是一种由三种内变量相互关联起来组成的主体心态，其中社会情绪与身心压力之间的关系在三对关系中最为密切，就是说压力与行为、情绪与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见图1）。
其次，提供了主体生态认知摹本。
这是一种由三种内变量与两种外变量相互关联起来组成的主体生态，民众社会情绪与身心压力的稳定和健康，最需要政府供给令民众满意的信息和如何防治的科学知识，表明民众需要有待外部供给，两个方面是息息相关的（见图2、图3）。
最后，提供了动态认知摹本。
这是由内变量与外变量在四阶段的“时空”特质相互关联起来组成的动态情景，通过内、外变量的各种变化，图2或图3中的曲线将相应地上下起伏。它可以告诉我们，内、外变量的变化在达到何种程度时是社会生活所难以承受的，如何采用对策调整“生态”外因素以平衡“心态”内因素，避免向负面转化。
第二种模拟提供了多重社会心理潜因素认知摹本。
第二种计算机模拟的基础是对第一种计算机模型构成要素的分解。这样一来，第二种模拟实际上是隐藏在第一种模拟背后的，它要告诉我们的是深层关系，潜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隐于背后的潜因素关系，一旦被计算机模拟，我们就会意识到“模拟”的直白把我们的认知活动引向了深处，意识到计算机模拟提供的认知摹本是从另外一个“思考”世界提升人类大脑的智慧和能力。
首先，防御行为的潜因素分析提供了行为替代性的认知摹本。
从图6的行为要素分层次聚类看，我们注意到了积极意义上的戴口罩等三项行为与消极意义上的“避免面对面的谈话”行为聚为一类，聚类中这种“意义”交错现象，显然有待更多的研究，但是，这个“意义”交错现象的出现却让我们几乎是意外惊喜地看到复杂社会行为系统的次级行为有可能存在着行为替代关系，这种情况在制定对策上是有意义的。
其次，社会情绪的潜因素分析提供了情绪文化特性的认知摹本。
第一种计算机模拟已经告诉我们，社会情绪与身心压力呈正相关关系，第二种模拟则证实低层情绪是影响身心压力的正向相关因素，而高层情绪与身心压力却没有这种相关关系。这向我们表明，在未知情况下突然出现一种危机事件，国人对“家和家人”的担忧情绪是所有忧虑的基点。这种情况表明，危机事件侵袭期间，解除对“家和家人”的后顾之忧是对坚守工作的人们给予关照的人文基点。
对潜因素分析的结果中，我们还发现，对国家经济发展、人类生存环境变化等这类问题的担忧与压力的关系相对不很明显，从实际调查结果看，更多的担忧是集中在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忧虑上，而这类忧虑情绪与身心压力反应不构成相关关系，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反映出国人在国家危难时的忧虑特点，或者反映了一种家-国观念，需要更多研究来分析。
最后，多层级的潜在变量因素分析提供了外变量内在化的层级性认知摹本。
在第一种模拟中已经揭示出两个外变量与防御行为之间有相关关系，两个外变量与社会情绪从而与身心压力之间有相关关系。第二种模拟中图13进一步揭示：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与两类行为均相关，而在具备一定防治知识的基础上，随着对防治知识了解程度的加深，行为表现更加显著，而防治知识与积极行为的相关略大于与消极行为的相关。这告诉我们，外变量内化为主体行为状态起作用时，对于不同层级行为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或者说，外变量与不同行为状态的人群行为之间关系是有所不同的。
同样，考察低层情绪和高层情绪的影响因素时也看到二者的差异。从图14可以看出，对低层情绪影响比较显著的因素有两个：对政府提供信息的信任程度和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这种相关表现为，随着对防治知识了解程度的增加，对于个人、家庭的担忧情绪有下降的趋势，而防治知识了解程度的增加对于高层情绪则不显著，或者说，防治知识知之多少与不同社会情绪状态的人群之间的关系有差异。
本文通过不同方式下计算机模拟来揭示计算机模拟怎样满足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模拟后的模型对于我们是“直白”的而不是隐蔽的；计算机模拟的“直白”不是出自研究者之手工，而是基于计算机的运算和建构。
然而，计算机模拟的灵巧性和某种“神秘性”，不正是由于人类智慧和人类文明吗？它的直白性和局限性不也正是因为人类智慧和人类文明之应用与发展受限于自己的生存条件吗？如果说前者是一种赞歌，那么后者则是一种挑战，但无论怎样，都向我们暗示：创造性和人文精神是横贯人-机的永恒。
计算机模拟是有条件、有限度的，但它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具有的意义却是深远的。
关于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的特点是我在教学和研究中思考较多的一个问题。2002年开始，我承担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教材的撰写工作。在撰写教材的过程中，曾用较大篇幅强调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的特点，以期读者对这门学科加深了解和有效阅读。
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带有深刻的交叉性和超越性，它实际上是心理与社会（不同群体）、个人心理与群体心理，在不同的视域、不同的层级上，探究人何以为人，人如何为人，人与人、自己与他人、人与社会关系以至于人与自然、人与科技关系等人本问题，它在人与万物之间寻求人的高尚与卑微，其中文明是社会心理的内核。对于社会心理学的这种思考与理解，成为我编写社会心理学教材时的一种遵从和考量。
社会心理学的学科特点在《社会心理学》第三版的导论中做了阐释，强调了社会心理学在它一开始登上学科舞台之时，便是从社会学和心理学那里超越而出的学科。
社会心理现象属于心理现象，也属于社会现象。心理现象有很多方面的表现，比如，梦、恐惧、愤怒、恍惚、喜悦、激情、幻想、想象、期望等等。人的心理由于人的存在状态即现实载体的不同而区分为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就群体而言，又由于生存状态的不同而有不同类型，进而形成不同类型的群体心理。民族这种类型的群体，则因地域（疆域或国界）与文化、信仰与习俗、语言与象征的不同，具有裙带或纽带特性；民族心理是民族群体以及民族国家的心理基础，有其形成的历史源流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更需要将其置于历史纵轴上去考察，多一些纵向理解。社会心理是就社会生活领域的心理现象总体而言的，社会生活中个体和群体的心理现象有相通及相似之处，这种相通又相似的心理现象，都被包括在社会心理现象之中。当一个个个体构成群体，群体心理则因心理共性或共鸣而具有感染性、鼓动性、动员性和集体性等特点，群体心理构成的“社会事实”，即涂尔干在那本有名的《自杀论》中说的“集体表象”，同样是一种存在着的现象。这就是说，社会心理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从群体是由个体构成的角度看，个体心理是群体心理的基础，群体心理寓于个体心理之中，社会心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表现出层级性，有不同层面，就是通常所说的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及广大范围的大众或公众层面。这是通常讲的社会心理，它与民族心理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社会心理更多地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横断面上，民族心理更多地表现在社会生活的纵向方面，带有社会记忆性质，在社会生活的深层起作用。从社会生活的纵横双向看，具有纵向性民族心理与具有横向性的社会心理始终是相互交接的，成为这个社会生活中共有或相似的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就是说，社会心理与民族心理是分不开的，研究社会心理不能不研究民族心理，民族是最大范畴的群体。
社会心理更能够显露人的群体性、社会性的心理本源。但是，群体的单位在个体，个体心理及其表达能力的成熟是群体心理健康发展的基础，越来越不可忽视。
在上述《社会心理学》导论中提出，文明是社会心理的内核。用“文明”的视野观察社会心理现象，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社会心理背后存在的理性价值。人们对社会生活做出的心理反应并非“为所欲为”或“毫无存念”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所欲”“所思”“所为”，人与人之间总得有共同遵循的东西，才会有每个人可能得到的欲望满足、思想自由和有所作为。因此，公众文明之于社会心理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
“文明”与“心理”是互为“表里”的。当考察“心理”现象时，“文明”退居背后起作用，反之，当考察“文明”现象时，“心理”退居背后起作用。但是，“文明”与“心理”之间是有区别的。公众行为的“文明”之本以伦理规范为基本内容，是习惯的，更多是理性的。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现象是以欲望为基本动力的，是习惯的，更多是非理性的。提倡公众“文明”或养成“文明”习惯，能够在实际上对非理性的心理表现起到约制或引导的作用，例如在大型的公共表演场合，观众的欢呼、掌声或群情激昂是常见的，是对表演的分享和积极回应，但若淆乱了表演场所的秩序，破坏了表演者的情绪和心态，则是一场麻烦或灾难，必须“文明”地欣赏表演。
文明是社会心理的内核说的是：“文明”的“理性”品质对“心理”非理性欲望的约制或引导作用，文明是存在于社会心理背后的理性价值。事实上，任何一种文明的和不文明的“举动”都有背后的“心态”。公共场合“礼让”和“给予”的背后一定是“亲和”的心态，公共场合“好斗”和“占便宜”的背后一定是“失落”的心态。社会生活中纷然杂陈的心态都能够反映出我们的文明水准。公共生活中每个人遇事将“心态”调适得“理性”一些、“自省”一些，是必要的。
“文明”这个概念涵盖极其广泛，凡是人类生活含有的内容都存在“文明”与“不文明”的方式或形式。埃利亚斯（N．Elias）在《文明的进程》中用“有教养的”“有礼貌的”等用语表示文明概念。埃利亚斯具体地探讨了餐桌上的语言和餐具使用等就餐行为，社交中姿势、手势、服饰、表情等礼仪行为，他说：“‘文明’使人类行为发生了特殊变化”，“在（‘文明’）这个概念中，人们创造了一个普遍意义上与社会发展的另一阶段即‘野蛮’状况相对的概念”[3]。“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文明”的载体是人的“身体”，文明是人对自己身体的“修养”效果。
公众文明是指公共领域的文明，文明的主体是公众，相对于个人文明，但以个人文明为基础。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使用“公共性”和“公开性”作为公共领域的两个向量，用以规定公共行为的空间特征。在阿伦特的语境中，公共性意味着一个事物的世界处于共同拥有这个世界的人们之间，它不为每一个人独有又为这每一个人所有，这个世界就像“在-之间”（in-between）的东西一样，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公开性意味着“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表示这个空间或领域所发生的现象都是“有他人在场”的，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到，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4]在阿伦特那里，公共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品质和行动性能获得“在场”资格，成为公共生活的主体准则。哈贝马斯（J．Habermas）对公共领域的阐释，有与阿伦特相似又不同之处，推进了公共领域研究。哈贝马斯和阿伦特都重视公共领域语言的公开性特点，但哈贝马斯把公众和公众意见引入公共领域，提出公众在公共领域对话中形成，是公共意见的载体。“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5]哈贝马斯突出了“公众”在公共领域表达公共意见的“角色”位置和对公众可以寄予的社会期望。桑内特（R．Sennett）不同于阿伦特（也不同于哈贝马斯），他取用“角色”概念，做功能分析，认为“角色扮演是表达性的”。桑内特把社会当成角色扮演的戏台，“公共角色”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社会表达”，将不再是自我情感向他人的真实呈现，而是自我情感向他人的表述。桑内特合乎逻辑地论证了演员和陌生人都面临相同的观众，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很可能以各种符号和姿态为标准来理解人类的表达，而不去管实际上使用这些符号和姿态的人到底是谁，“情感因而被表述了”。情感行为是自己人格的一部分，也是对自身的表达。[6]桑内特提炼的“表达性”，是公共生活的重要特征，也是公众和公共文明的重要品性。
可以这样说，公共性和公开性是对公共领域特征的不同表述，是“共同拥有的”，因而对于“在场”的每个人也就是公开的、可以分享的。公共性规定行为空间在个人之间的既相区别又“共同拥有”而彼此攸关，维系公共性的是心理纽带，它在人与人的相互体验、相互照应之中得到体现。公共性在本质上是公共领域的精神品质，而公开性则表示人的“在场”而不被忽视、不被遗忘、不被歧视，它对于在场的每个人，是可感受的，可以共觉、共鸣和共享的。公开性表明公共领域充满着多种姿态、多种心声和多种表达，是一个充满意愿、期望和要求的表象世界。公众对公共生活的“意志表达”和对公共生活的“志愿参与”是公共领域完善和健康的重要主体条件。
文明与礼貌分不开。在中华“礼”论中，对于“礼貌”“教养”的最早规制，为孔子的“创造”。孔子从“周礼”开始又越出了“周礼”的限制，把“礼”同“人”直接联系起来，作为对“人”本质的一种外在规定。“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仪也。”（《礼记·冠义》）孔子又把“礼”引向“敬”，“礼者，敬而已也”（《孝经·广要道》）。所谓“有礼貌”，是指行为上对衣冠、容貌、举止、表情、言辞，有所要求，有所讲究。“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礼记·冠义》）这种容体的“正”，颜色的“齐”，辞令的“顺”，都是常说的讲究礼节，有礼貌。容貌、举止、表情神态和辞令话语，都是表现在外的东西，在内心存放的则是“敬”。“敬”表达内心的敬重、崇敬、爱戴，或者敬畏、敬仰。这就是说，“礼”在外、在行动，是多种多样的，易变的。“敬”在内、在情感，“敬”隐于行为深处，凝聚于“心”，“毋不敬”（《礼记·进礼》）。由“礼”引向“敬”，表现了中华礼仪的深刻性。孔子制礼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需要用公众文明去推进和创生。
文明与礼貌之间的关联性在于两者相通相叠却不相等，“文明”以“礼貌”为基本内容又在形式上高于“礼貌”，比“礼貌”更抽象更深刻，文明是人的活动产物和人对这个产物所赋予的意义，而这个产物和它的意义又反映人的文明状况。“有礼貌”“有教养”是“文明”的填充物，是对文明的一种意识与态度。只有在“有礼貌”“有教养”转变成一种“态度”及“参与”的场合，才能够说行为“文明”的真实到来。
《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总体框架》《经济与心理——与马克斯·韦伯的心理学对话》以及对社会心理学学科特点的论述，是我步入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的一些所思所想所写，表明社会心理学研究与对人的研究是分不开的。
注释
[1]本研究是国家教育部2004—2006博士点课题“公众重大社会事件心理与行为监测系统研究”项目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03GB8400030，项目负责人是沙莲香。
[2]第一种模拟从技术手段到建模结果在2005年的一篇论文中有较多的交代［沙莲香，刘颖，王卫东，等．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对危机时期民众心态的分析与模拟：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05 （3）；社会学，2005（8）］。
[3]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98：62，103，113，121．
[4]阿伦特．人的境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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