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货币学说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科学确定

一门学说是否科学，研究对象和方法论是至关重要的。19世纪40年代，在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哲学著作中，马克思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从而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确定奠定了科学的基础。1857年，在对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积累的大量经济学研究进行整理以及重拾经济学研究之前，马克思写了《导言》，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阐明了经济学借以正确掌握和阐明现实的认识能力的方法论，提出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正是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才能够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层层拨开货币之谜，创立科学的货币学说。

一 马克思货币学说的研究对象

正如阿尔都塞指出，部分“直接表现出它本来就包含着的总体”^[3]。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学说的研究对象是寓于作为整体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的。首先毋庸置疑，只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科学地确定，货币学说的研究对象才能得以科学确定，才能对关于货币的起源、货币产生的必然性、货币的本质、货币的职能、货币流通等货币学说的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的研究。

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所写的总的《导言》的开篇，马克思就开宗明义地阐明他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思考，他认为，个人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由个人形成的社会性物质生产，因此，社会的物质生产应该是研究对象。他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上的超历史看法，认为他们把鲁滨逊式的人当作经济人的范式，抹去了时代和社会关系，将无历史的、孤立的资产经济个人当作人的自然的自动表现，这种“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4]，譬如在斯密那里，其所著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描述了个人在社会之外不仅存在而且能够进行生产这一种最初状况。斯密把交换当作人类的自然本能，并以交换本能为前提，把每一个个人置于分工的出发点，他说，“益处良多的分工，……它一定是人类本性中某一不易发觉的倾向缓慢而渐进达致的结果”^[5]。因此是先有人类的自然本性，即交换本能，然后才导出了市场、交换过程、货币和商品，所以自然秩序和自然法是出发点，从而把交换原因看成人的自然的交换本能，所以也就把分工、交换以及货币和商品组成的文明社会看作自然社会。进而，斯密从物物交换出发，论述交换促进了分工，以及产品和分工者之间相结合创造了市场，并由此推出货币和市场经济的“自然的必然性”，之后才论述货币的产生，表明货币只是精于世故的人为避免物物交换的不便而想出来的，能用多少货币交换决定了商品的价格。因此，在斯密的体系里，货币是自然的贯通历史的概念，斯密直接从社会之外的个人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看不到人是社会关系的集合，而他所谓自然的本能社会，不过是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是从人的本性产生又合乎人的本性的正常的社会制度，因为自然秩序是必然永恒的经济制度。

即使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那里亦是如此，商品所有者的身份在李嘉图那里被套在了原始渔夫和原始猎人身上，并假设他们能够按照由自身捕猎所获得的食物中对象化的交换价值的劳动时间来交换^[6]，这种虚构不过是为了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关系的自然属性，因而也就是永恒性。^[7]而对于这种超历史分析的根本目的，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经济学家的目的是要“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8]。譬如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将生产一般的最有利方法设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是最有利于生产发展的、顺应自然从而永恒不变的生产方式。就这一点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还并不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马克思在1858年致拉萨尔的信中也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德国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还有待建立。”^[9]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工场手工业时期，完成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上升时期，它改变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从流通出发而以流通过程所发生的经济现象为其研究对象的重商主义的理论体系，转而将生产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这是一个理论进步，但是，又将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为这一目的服务从而决定了它的经济学理论架构的形而上学，这当然是由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阶级属性根本决定的。由于将资本主义社会当作自然形态，李嘉图也没能正确地认识货币形式的特殊性，没能提出科学的货币学说。

马克思强调，经济学的出发点，绝不是单个的孤立的个人，仅就土地所有权一项来看，“孤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10]。抽出社会关系来谈论孤立个人，并将单纯的脱离社会的物质生产当作研究对象，是以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11]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社会的物质生产，那么谈货币问题，货币学说的研究对象就应当是“社会的物质生产”中的货币，而不是“孤立的”脱离社会和历史的人的本性所定义的货币，因为“产生于近代市民社会这一历史制度中并努力在这一制度中生存下去的人。他们虽然在理论上说来应该是自由的、平等的、有所有权的、安全生活着的，在实际中却成为由商品、货币、资本等这些市民社会的构成原则所产生的运动形态的单纯的承担者，变成了资本的世界和时代的自由、平等、所有权、安全，所以不能把和社会无关系的人一般作为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的出发点”^[12]。

而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最自由平等的社会关系，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不遗余力鼓吹的信条，例如，斯密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最高自由，从个人私利出发论证在市场交换中存在“看不见的手”使每一个参与者都获得利益，即私人利益，也即普遍利益。撇开这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不说，马克思直指要害，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以及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私人利益的实现是不能脱离社会而谈的^[13]，如果抛开社会来谈私人利益就是普遍利益，这是相当片面和错误的。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出发，可以推导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则就是个人行动的最高价值规范，除此之外，人无须追求其他，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人就是自由的，从而从个人私利出发把仅仅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绝对化和永久化。

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曾经有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研究过货币问题，但他们，包括亚·斯密和大·李嘉图在内，都没有弄清楚货币的本质，他们只是把货币视为物的关系”^[14]，甚至不想去说明货币形式的产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注（32）中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而只把价值形式看作和商品性质以外的东西，也就进一步“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5]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选择忽略，更深刻的原因要回到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上来，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是永恒的，而如果承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最抽象的最一般的形式，那么等于承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就是历史，就是特别类型的社会的生产，因此必须把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固化为超历史的范畴。

如果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囿于资产阶级的视角，不能深入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那么几乎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时产生的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学派，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辩护。巴斯夏的“经济和谐论”中，经济关系散在一些表面的肤浅的简单规定之中，目的在于证明交换价值的平等和自由，从而资本主义就是交换的平等和自由的社会^[16]。马克思批判庸俗经济学陈腐而自负，只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只停留在把资产阶级的最美好世界“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17]

到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了研究对象，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此，马克思货币学说的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它强调了具有历史规定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货币问题。并且马克思认为抽象的一般范畴，依然同样是历史的产物，也只有在历史条件内才具有充分适用性，^[18]所以对货币范畴的分析，虽然首先是进行一般范畴的分析，但是它同样是历史的分析，在历史条件内具有充分适用性。

二 马克思货币学说的方法论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体系机械地划分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部分，如萨伊就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三个部分，即生产、分配和消费，而他的著作为《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在这一体系下，货币的地位被忽视，造成了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古典二分法，成为论证萨伊定律的重要一环。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甚满意。他深刻地指出斯密的方法论是一种二元方法论，并没有彻底地坚持抽象法，它们同时并存且相互错杂。在斯密的叙述方法里，其中一种是应用抽象法深入内在的联系中去，另一种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把生活过程中表露在外的东西按照它们显现的和表现出的样子笼统地作为概念的定义，这两者是前后矛盾的。而斯密的矛盾性最主要地表现在对劳动价值论的动摇上，他一方面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19]；另一方面又认为只在原始社会是这样的，在土地私有权和资本出现以后的社会里，价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决定，价格无论在什么社会，终可分解成这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地主的地租，另一部分是生产上被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及代劳家畜的维护费，第三部分是农业家的利润。……不论是谁，……他的收入就一定出自这三个源泉：劳动、资本或土地。出自劳动的收入，成为工资。出自资本的收入，称为利润。有资本，不自用，却以之转借他人，从而取得收入，这种收入，就当称为货币得的利息或使用金。”^[20]因此，可以说，在货币问题上，斯密也同时受到二元方法论的影响，未能发展出科学系统的货币学说，在下一节介绍斯密的货币学说中将具体分析。

李嘉图使用了抽象法，克服了斯密二元论的缺点，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最高峰。对于李嘉图方法中的科学意义的部分，马克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同时也指出了它在科学上的缺点，“一方面，他的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因而当他，比如说，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各种具体关系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他把表现形式理解为普遍规律的直接的、真正的证实或表现；他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形式的发展”。^[21]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抽象是不完全的且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因而本身就是错误的。同样，李嘉图的货币学说由于受到其自身方法论的限制，也未能科学地论证货币的本质等，最主要的就是表现为萨伊定律版本的货币数量论的错误。

在《导言》里，马克思在吸收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经典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及政治经济学方法，提出了以“总体”为核心概念的总体方法论，以此为基础构建经济学体系。^[22]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23]这一概念被提出来，对马克思来说，人们在其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现实基础，也是意识的出发点，生产是一定的社会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所谓生产、分配和消费都是同一的东西，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如果从生产的总体上来考察生产，货币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24]。

总体方法论成为马克思理论体系逻辑运动的总路径，是以揭示事物总体的普遍联系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5]马克思认为如果直接从具体出发进行阐述，那么具体就是一个整体的混沌的表现，应该要从这里通过规定达到最简单的概念，然后再从这些规定和概念出发回到总体，而这时候的总体就不再是混沌，而是包含了许多规定和关系了^[26]。从现实或者表象的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规定，再螺旋上升到具体总体，这就是抽象—具体的原则。在这里，前半程是研究方法，后半程是叙述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这里的具体表现为许多规定性的综合以及多样性的统一，而在研究方法上，具体虽然是现实的起点，是我们所见的表象，但是表现为综合的过程。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要探究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应当采用总体方法论。

在《导言》末尾，马克思按照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把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分为五篇，首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五册结构”，之后提出“六册结构写作计划”^[27]，这就为政治经济学构建了科学体系，提供了科学的框架和方法，从而在整体上代表了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最高成就。^[28]《资本论》的出版就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真正的科学。

运用抽象到具体的总体方法论分析货币学说，关涉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逻辑起点的问题，商品范畴成了马克思体系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进行分析的逻辑起点，而以商品为起点，意味着“在商品交换制度本身中寻找货币必然产生的根据，在这一目的中，蕴涵了马克思的意图，即超越资产阶级思想家们那些围绕货币产生所进行的权宜主义式的解释”。^[29]历史考证版创始人之一的维戈德斯科（Vygodsky）认为，商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始范畴”，所谓原始范畴就是从一个适当程度的抽象开始去说明问题，“既然商品是使用价值（物质内容）和价值（社会形式）的统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细胞’，那么，它就是马克思理论说明的出发点”^[30]。杰恩（Jahn）认为，商品是社会形式和物质内容的统一，因此马克思把它作为一个经济细胞来加以重点关注^[31]，并且，进一步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细胞必须是可发展的。细胞作为一个整体的基本形式，同时也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它的展开呈现构成一个系统。作为它们的一个分子，其出发点包含在这个系统的所有范畴中，并且相互依存。出发点和跟随其后的每一个概念关系密切、不可分割。因此，首先就要用一种严谨的科学方法来确定最基本的范畴，只有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个体系的基本范畴——至少是那些最重要的范畴作深入分析的时候才能做到。目的是在说明内在核心的第二步时重建它”^[32]。

因此，从商品范畴到货币范畴的转化，以商品范畴作为理论逻辑的起点，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创立的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创立科学的货币学说。在马克思对货币学说的研究中，对揭示整个资本主义构成的最抽象的概念“商品”的研究，是对货币概念科学探究的开始。从总体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货币问题，并在总体方法论的指导下，叙述货币范畴的过程是从本质的确定以及进一步发展再到外表，真正在“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结构的历史动力的理解同对这些结构在社会表面展开自己的方式的理解结合起来”^[33]中理解货币，由此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货币学说，它立足于社会经济现实，扬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货币学说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