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繁荣党的起落
一 繁荣党的成立与崛起
1980年军事政变后，军政府并未采取打压伊斯兰的政策，相反，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之家提出的“土耳其伊斯兰综合体”思想提高到官方意识形态的高度，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发展。1983年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允许组建新政党，同年7月19日，民族拯救党的一些前成员宣布成立繁荣党，宣称遵循先前的路线和纲领，领导人为艾哈迈特·泰克达尔（Ahmet Tekdal）。[31]繁荣党的党徽由新月和麦穗组成，象征着独立和物质充裕。
（一）繁荣党的早期发展
在1984年3月25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中，繁荣党获得了4.4%的选票（778622张选票），赢得了凡省和乌尔法的市长职位。[32]1985年6月30日，繁荣党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极力批评厄扎尔政府的经济政策，强调工人阶层的社会正义和政治自由。[33]宾娜兹·托普拉克（Binnaz Toprak）认为，这是该党希望扩大其社会基础的标志，但她认为该党正在塑造没有声音的穆斯林部门。繁荣党成立之初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前政党领导人的十年政治禁令。1985年针对埃尔巴坎的指控撤销后，他可以公开讲话反对政治体制的不公正。1987年9月，土耳其经过公投修改政党法，允许先前的政党和领导人参加全国选举，埃尔巴坎和之前的骨干得以回归正常政治，并重掌繁荣党。[34]1987年10月，在党的全国大会上，埃尔巴坎成为党主席。
1987年土耳其大选举行，繁荣党的选举宣言强调“民主化和议会的平等代表”。然而，在1987年大选中，繁荣党只获得8.7%的选票（1717425张选票），由于10%选举门槛的存在，未能获得议会席位。[35]到1989年地方选举，繁荣党的得票增加至9.8%，控制了5个省和15个区。[36]在1991年10月提前举行的全国大选中，繁荣党（RP）、民族行动党（MHP）和民主改革党（Democracy Reformist Party）组成选举联盟，该联盟获得了16.9%的选票和62个议席。然而，这一联盟是短命的，52天后，有22名议员退出了繁荣党，回到了原来的政党。[37]
（二）繁荣党的崛起
1994年3月27日的地方选举和1995年12月24日的全国选举是土耳其选举史和伊斯兰主义政党发展史的转折点，这是寻求重塑新的国家-社会关系和重新阐释民族认同的结果。[38]当时的许多报纸以这样的标题报告这一新闻，“另一个土耳其赢得选举”“野蛮土耳其人对文明土耳其人”“法提赫战胜哈比耶”（优胜者战胜敌人）。
繁荣党的真正崛起始于1994年3月27日的地方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正确道路党得票22.64%，祖国党得票21.19%，繁荣党得票17.98%，位居第三位。[39]但全国76个省城的市长选举结果令人震惊，繁荣党赢得了6个大城市，28个省和约400个小城市和区。[40]祖国党为13个，正确道路党为12个。繁荣党获胜的城市包括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繁荣党的这一系列胜利为它在1995年大选中的成功准备了条件。繁荣党在城市选举中的胜利改变了人们认为唯有凯末尔主义是一种城市思潮的看法。正如土耳其科克大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齐亚·厄尼什所言：“1994年地方选举极大地改变了该党先前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即作为一个极右的有着强烈的地区取向的边缘的法老式的政治力量。”[41]1995年大选前，繁荣党许诺要清除腐败，提高政府效率和道德水平，它强调要改善土耳其经济并利用经济问题攻击正确道路党。1995年12月24日，土耳其举行大选，繁荣党赢得21.38%的选票和158个议席，跃居土耳其第一大党。哈坎·雅乌兹认为，一个伊斯兰政党的突然崛起展现了文化分野在土耳其政治中的作用和由凯末尔主义居优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垄断权力的衰落，这再也不能就国家走向问题达成全国共识。[42]1996年6月28日，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批准了繁荣党和正确道路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内阁名单，埃尔巴坎出任政府总理。
（三）繁荣党的主要主张
繁荣党的主张可以从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三个方面进行总结。该党的政治主张主要包括宗教民族主义、对民主的认识、对世俗主义和宗教的认识；经济主张主要体现在“公正秩序”主张中；对外关系政策方面，该党批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穆斯林团结和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1.政治主张
繁荣党的政治主张主要包括宗教民族主义、对民主的认识、对世俗主义和宗教认识三个方面。
就宗教民族主义而言，繁荣党肯定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架构的同时，认为土耳其是一个多族群国家，强调民族认同中的伊斯兰元素，弱化民族认同中的土耳其属性。该党认为，土耳其民族认同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基础是伊斯兰。[43]土耳其著名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比拉奇认为自21世纪初，“右派政党把伊斯兰视为一个民族成为民族的一个要素……而我们认为宗教就是一切，总之，它是生活的全部”。[44]在民族主义与对外关系问题上，繁荣党认为对待伊斯兰国家时不应该强调土耳其属性，而在中亚则要强调族群背景（土耳其属性）。繁荣道路政府的文化部部长、该党议员卡赫拉曼（Kahraman）称繁荣党理解的文化是“民族”文化。“不存在世界文化这样的事物，我们需要保护和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45]
2.经济主张
“公正秩序”是繁荣党的主要经济主张，这主要体现在该党主席埃尔巴坎的著作《公正经济秩序》一书中。在书中，埃尔巴坎提出了“公正秩序”概念和医治土耳其经济顽疾的“药方”。[46]这一概念由31条组成，其中一些涉及社会文化和理论问题，但多数围绕着经济问题。第1条详细阐述了“在公正秩序中，国家不参与任何经济活动”[47]。国家需要做的是防止垄断。公正秩序主张认为国家应该推动快速发展，防止失业，扩大出口，降低国家外债和消灭通胀。
繁荣党支持市场经济体系，但反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能将二者与公正秩序混淆。公正秩序不能与资本主义混淆，因为资本主义被认为拥有“五种细菌”，导致“十六种疾病”。五种细菌包括利息、不公正税收、货币、银行体系和汇率体系。同时，疾病中最严重的是饥饿、贫困、高物价、通胀、社会黑帮、腐败、道德滑坡、落后、战争和剥削。公正秩序是“和谐而非不协调（discord）的秩序”，在其中工人和雇主、政府管理者和人民、医生与病人、律师与委托人的利益一致。[48]此外，繁荣党的经济主张还充满了民众主义论调，如该党承诺为低收入家庭分配廉价面包、肉、水果、蔬菜和煤。
那么，如何实现公正秩序呢？繁荣党认为，转向公正秩序不应该是渐进的，而应该尽快发生。公民被“说服”而非“被迫”转向公正秩序。1991年12月17日，埃尔巴坎在讲话中称，“我们将借助民主手段废除这种奴役秩序，并建立强调安拉和正义并反对帝国主义的公正秩序”[49]。
3.对外政策主张
在对外政策方面，繁荣党反对帝国主义、西方文明和加入欧盟。该党认为，西方发展是以通过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土耳其的低度发展来实现的。一位党的理论家指出：“40年代，我们还在制造武器。在50年代，马歇尔计划毁掉了我们的军事工业。没有马歇尔计划我们还能制造自己的武器。它们（西方）毁掉我们的制造能力”。埃尔巴坎在1993年大会讲话中指出，土耳其国家一无是处，是“效仿政权”，更加积极地服务于欧洲和美国利益，而非土耳其或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利益。这在阿塞拜疆和巴尔干最为明显：“西方的真正目标是消灭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虽然这一真相人尽皆知，但是土耳其当局还试图承担一些组织如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北约解决问题的责任。”[50]该党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声称“如果土耳其加入欧盟，会成为以色列的一个省”。该党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邪恶之源”。该党提出与伊斯兰国家建立共同市场，赞同“伟大土耳其”理念，这意味着土耳其会实行独立于西方的外交政策，经济上变强大。[51]
繁荣党提出了五点具体的外交政策主张，声称这会结束“伊斯兰世界的剥削”。这些主张包括：建立伊斯兰国家的联合国，服务于各伊斯兰国家的论坛；建立伊斯兰共同市场；实行伊斯兰共同货币；建立伊斯兰防务部队；成立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合作组织。[52]繁荣党官方认为这些是长期目标，但他们指出欧洲一体化不可能实现。一旦实施，这些计划会有效地结束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对西方的压迫地位。正如一位繁荣党官员所指出的那样：“与西方相比，伊斯兰国家在收入和生活条件方面落后很多；但我们代表着巨大潜力。15亿灵魂的人力潜能。如果我们能够团结，我们自己的市场努力的话，我们能够提高当前的生活标准10倍甚至100倍。这不是敌对西方。我们不仇恨任何人。那只是我们希望做的。”而另一位官员则称：“西方团结不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伊斯兰国家应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团结。这在逻辑上和理性上都可以理解。这会拯救我们，不仅在今世，而且在来世。”[53]
（四）繁荣党的党员招募和组织结构
作为一个政党，繁荣党的党员招募和组织结构是研究该党时不可忽视的问题。综合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后，本书试就繁荣党的党员招募和组织结构谈几点认识。
1.党员招募
在党员招募方面，繁荣党试图在军队、学生和社会不同部门和阶层中发展党员，构建跨阶层联盟。就与军队的关系来说，繁荣党官员称：“有士兵和将军与我们亲近。他们是我们的儿子。军队是我们先知的队伍。我们与士兵们谈话。许多士兵公开明确称他们支持善，即他们支持我们，信任我们。”而另一位繁荣党官员则称：“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一个组织，是人民眼中的苹果。”[54]
繁荣党积极在学生中间发展党员（表1-1）。繁荣党在大学校园开展了大规模招募活动，据称有127000名学生党员，计划增加至200000人。23000名“工作的青年人”，计划中的党员超过483000人。这并不包括另外16000名“宿舍中”的党员和12000名“青年队员”。繁荣党在学校和大学适龄青年中的党员人数约为219000人，计划人数是821000人。因此，党主席埃尔巴坎甚至宣称，“有两种人：那些已经加入繁荣党的人和那些正等待加入繁荣党的人”[55]。
表1-1 不同教育层次中繁荣党党员和代表的人数一览
2.组织结构与基层动员能力
繁荣党组织结构是典型的科层制结构，有着极强的内部纪律，对党的领导人绝对忠诚。繁荣党伊斯坦布尔贝尤鲁（Beyoglu）支部主席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党……基于两大基本原则——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和非常严格的纪律……纪律意味着绝对服从我们的领袖埃尔巴坎。”[56]其党内权威在党主席选举中得以体现。比如，1990年10月，繁荣党第三次大会上，埃尔巴坎作为党主席的唯一候选人，获得了552名党代表中551人的支持。1993年10月，第四次大会上，埃尔巴坎再次作为唯一候选人，获得了全部659名党代表的支持。[57]
在正式的地方组织中，邻里官员向督察员报告，后者再向区主席报告。最后，区主席向该省党的委员会报告，后者由50名正式成员和50名保留成员组成。这种结构在全国一级复制。[58]该党在每个单元和层级上都设有“妇女委员会”。繁荣党的青年与妇女支部非常活跃，珍妮·怀特以乌姆兰尼耶街区（ümraniye）为例，指出“在多达5万名繁荣党党员中，近半数……为女性……积极分子组织募捐活动和政治游行，在居民家中举办讨论会，经常拜访街道女性以提供援助或单独陪伴。他们开设课程和举办会议以向其他积极分子传授党的纪律和活动手段”[59]。繁荣党伊斯坦布尔省选举协调主席哈桑·杜兰姆什（Hasan Durmuş）也这样说：“繁荣党是距离选民最近的政党。谁死了，谁出生了，谁结婚了，我们比国家先知道。看情况，我们参加葬礼、庆典和庆贺。”[60]
就繁荣党的政党组织而言，土耳其学者埃尔衮·奥兹布敦认为该党是唯一一个接近群众党（Mass Party）模式的土耳其政党，或者称其为社会整合政党（Party of Social Integration）[61]。巴奴·艾莉君也认为，繁荣党支持所有社会部门：伊斯兰主义者、左派、阿莱维人、库尔德人、自由派和保守派。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繁荣党不再是社会伊斯兰部门的边缘政党，而是群众政党。[62]
1993年底，繁荣党共有1101000名党员。更为重要的是，党与党员之间的联系比土耳其其他政党都紧密。党的基层组织单位是街道（mahalle）和投票站街区组织，每一个街道甚至每一栋建筑都分配给特定党员，在投票日让选民去投票。党的组织结构通常被称为念珠（tesbih）模式。[63]而“在街道一级，是街道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下是首席观察员。每一个首席观察员负责所在街道的250～300人，依照选区划分任务，每个选区约由300人组成。此外，每个首席观察员下面有4位观察员。实际上，在每个街道，对每个投票区而言，至少有一个观察员负责75个选民。一般来说居住在同一街道的人监督本街道”[64]。雅乌兹认为，土耳其政党中没有一个政党设有街道组织，而街道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却是土耳其社会的基层单位。[65]
在与数百个协会和基金会联系方面，繁荣党不同于土耳其其他政党。繁荣党利用多个协会和机构动员青年，这些协会和机构成为塑造该党政策的工具。比如，民族青年基金会（Milli Gençlik Vakfi）在土耳其全国有2000个办事处。其功能从提供奖学金到经营私人公寓。在基金会副主席伊赫桑·阿克塔什看来，“伊斯坦布尔的这些公寓服务于4000～5000名学生”。[66]他解释说基金会的目标是推动对伊斯兰的新文明解读，培养穆斯林青年精神。珍妮·怀特认为，繁荣党亦维持各种俱乐部，团结潜在支持者。繁荣党的战略依赖于构建个人信任。省一级机构有多个大会和委员会经常培训街道和街区代表，展现出党内培训和街道组织的重要性。
此外，繁荣党还与欧洲的土耳其工人和其他国家的伊斯兰组织有着组织联系。欧洲民族观点组织（AMGT）总部设在德国科隆，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该组织拥有超过70000名会员，是海外最大的土耳其人组织，与繁荣党有着密切的资金联系。繁荣党还利用总部位于柏林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组织（IHH）发展与波斯尼亚、车臣、甚至缅甸穆斯林社团的关系。[67]
图1-1 繁荣党地方组织结构
说明：本图为繁荣党组织结构图的一部分，参见Banu Eligür，The Mobilization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p.186，Diagram 5.1。
二 繁荣党崛起的原因
伊斯兰主义政党在土耳其政治图景中的出现并不是新现象，而繁荣党在土耳其政治中崛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转型的影响。1980年1月24日，土耳其正式开启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私人部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了自己的商业组织；而9月12日的政变则中断了正常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执政三年的军政府以及后来的厄扎尔政府均支持“土耳其伊斯兰综合体”理论，这有助于伊斯兰力量在社会中的崛起；此外土耳其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层，而原有的社会分野线并没有消失，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土耳其社会沿着宗教与世俗、土耳其与库尔德、中心与边缘的主线展开并呈现出宗教力量、边缘力量、库尔德力量上升的趋势。厄尼什认为，新自由主义时代是土耳其伊斯兰资本或伊斯兰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伊斯兰商业最终构成了繁荣党的财政基础。[68]无疑，没有相当程度的资金来源，繁荣党不可能实行独特的组织手段，为20世纪90年代的选举胜利铺平道路。在20世纪70年代，安纳托利亚内陆中小城市的小商人和商店主是民族拯救党的重要支持基础。在自由的经济环境下，沙特资本在土耳其抓住了这一新的机遇，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此外，德国移民工人群体的存款开始回流国内，有利于伊斯兰商业活动的崛起并为繁荣党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所提供的利润机遇亦刺激伊斯兰兄弟组织或网络参与投资活动。至20世纪90年代，伊斯兰网络实力见长，成为经济领域的重要行为体。繁荣党成为这些上升的商业利益的政治表达。独立工业企业家协会由平均年龄为33岁的青年商人成立于1990年5月5日，没有几年其会员达到约3000家私人公司，到2000年时约有5000家。[69]事实上，该组织已经成为土耳其最大的志愿性商业协会。独立工业企业家协会的成员多为中等规模企业。该组织的另一个特征是地理分布，与土耳其工商业者协会（TUSIAD）成员主要分布在伊斯坦布尔和马尔马拉附近地区相比，独立工业企业家协会（MUSIAD）的成员遍布全国各地。考察其成员分布，主要分布在伊斯坦布尔、布尔萨和伊兹密尔，安纳托利亚内陆的科尼亚和开塞利。然而，独立工业企业家协会的成员包括来自安纳托利亚小城市的企业被媒体视为非常成功的，给他们贴上了“安纳托利亚小虎”（Anatolian tigers）的标签。这些城市无疑包括德尼兹利（Denizli）、卡拉曼马拉斯（Kahramanmaraş）、乔鲁姆（Çorum）、加齐安泰普（Gaziantep）、沙胡尔法（Şanhurfa）。这些城市的共同特征是拥有大量中小规模企业试图把自己建设成面向世界市场的重要制造型出口商，为此能从国家获取很少补贴或没有补贴。[70]
二是土耳其政治体系提供的“机会空间”。[71]麦贺兰·卡曼拉瓦（Mehran Kamrava）认为，繁荣党的成功是三大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土耳其政治体系的性质和变化，后20世纪80年代多数政党和政治家的失败，繁荣党的组织能力和民众主义纲领及该党利用其他政党失败的能力。[72]1989土耳其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中右政党的碎片化和中左派的分化。厄扎尔时期，祖国党成功构建了基础广泛的联盟，在1983年和1987年选举中分别获得了45%和36%的选票。祖国党独特的意识形态主张使得党内自由派和保守派团结在一起。然而厄扎尔的继承者马苏特·耶尔马兹基本上代表祖国党内的自由派，不能团结党内保守派。土耳其右派和左派的碎片化，显然有助于繁荣党在20世纪90年代的选举表现。
三是繁荣党组织结构的独特性、民众主义意识形态和超强的动员能力。[73]繁荣党的基层动员能力是土耳其其他政党不能望其项背的。厄尼什认为，繁荣党不同于其他政党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在选举宣传期间，繁荣党的基层组织日夜工作，去会见每一个潜在选民，在街道按响每一个门铃，为调查提供交通，一直在票箱前等待到计票。[74]
必须指出的是，宗教价值观对繁荣党得票的影响也并非正相关。1995年的一份调查显示，61.3%的繁荣党支持者赞成沙里亚秩序，而其他政党的比例分别为31.3%（民族行动党）、16.1%（祖国党）、14.9%（正确道路党）、8.3%（民主左派党）、4.6%（共和人民党）。在繁荣党的支持者中，26.7%的人支持沙里亚秩序，58.1%的人反对，15%的人不确定。约50%的人认为伊斯兰政治秩序对其宗教信仰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政治伊斯兰与受访者的阶层地位恰好相反，14.3%为上层和中上层，18.6%为中层，22.9%为中下层，27.9%为下层，支持伊斯兰政治秩序。[75]而1996年12月份的调查显示，60.6%的繁荣党支持者赞同宪法中的伊斯兰原则。但被问及他们为什么支持繁荣党时，只有约50%的人给出的答案是意识形态因素，比如繁荣党捍卫宗教价值观（20.9%），该党的“正义秩序”承诺（13.4%），该党尊重“民族和道德价值”（12.5%）。29.6%的人支持繁荣党是因为他们认为该党是一个真诚可靠的政党，79.3%的人感觉繁荣党是最真诚的政党。[76]
三 繁荣党的性质
关于繁荣党的性质，齐亚·厄尼什认为，它是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政治运动，它在土耳其政治中的影响既不能被低估也不能被夸大。[77]他认为，与土耳其其他政党相比，繁荣党无疑代表着边缘的力量。
许多观察家认为繁荣党的联盟使得安纳托利亚城市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农村人口的相当一部分，近来移居的城市贫民窟居民，上升的伊斯兰主义职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及迅速崛起的伊斯兰资产阶级团结在一起。[78]繁荣党的迅速崛起与全球化的文化影响有关。繁荣党团结了全球化的赢家（伊斯兰资产阶级）和失败者（制造业工人、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79]20世纪90年代，城市低收入地区是繁荣党的主要支持者。全球化亦与日益增强的承认多样性、本土和传统文化（包括宗教）的诉求相联系。
繁荣党的跨阶层特征亦表明中心-边缘分野的持续重要性，这种分野结构在土耳其多党制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繁荣党呼吁正义，正义看上去吸引了小农和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即使正义秩序的内容从未被明确阐述。这种吸引力在高通胀、失业、快速城市移民、恶化的收入分配和普遍腐败的经济环境下特别强大。因此，繁荣党的支持者认为经济问题是土耳其最重要的问题。约1/3（33.1%）的繁荣党的支持者认为该党是穷人和受压迫者的政党，而53.5%的人认为该党吸引了所有社会部门。[80]
就繁荣党的决策而言，该党的决策是自上而下做出的，其内部并不存在真正的党内民主或竞争。在议会投票中，繁荣党议员严格遵守纪律。该党积极强调党内政治教育，并由被称为“导师”的党员负责实施。每个区派驻一名“导师”，省一级或地区一级的“巡视员”监督此类教育活动。[81]
四 “二二八进程”与繁荣党的倒台
（一）“二二八进程”
1997年2月28日，由军队控制的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埃尔巴坎政府提出了“20点计划”。[82]内容包括：强化宗教派别活动的禁令，禁止招募伊斯兰主义分子在政府任职，严格执行世俗宪法，限制伊斯兰教育，等等。其目的是防止伊斯兰主义对世俗化的破坏。在军方的压力下埃尔巴坎被迫同意签署该计划。军队把社会上出现的许多伊斯兰化现象归咎于繁荣党，而繁荣党则以民族和人权为自己辩护。在军方的强大压力和联合政府内部正确道路党的抵制以及坚持世俗主义的反对党的反对下，埃尔巴坎政府被迫向总统递交了辞呈。1997年6月20日，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授权耶尔马兹组阁，这标志着持续数日的土耳其政治危机宣告结束。
这次“软政变”亦以“二二八进程”为人所熟知，因为政变不仅限于推翻繁荣党领导的政府，而且是国家机构（主要是军队和文职官僚机构），监督、控制和定罪伊斯兰行动主义是安全威胁和制度化法律框架的过程。[83]政变者认为，伊斯兰认同是国家威胁，发布了多个行政命令以将伊斯兰清除出公共领域。同时，在这次“软政变”中，军队动员商业协会、媒体大亨、大学校长和司法机构服从其命令以建构反繁荣党联盟。
1997年5月埃尔巴坎辞职之前，繁荣党因违反宪法和政党法的反世俗主义行为而受到审判。这对埃尔巴坎来说并不新鲜，但一个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获得20%以上的选票，而且正在执政的政党受到审判在土耳其历史上是第一次。[84]就在宪法法院闭庭之前，埃尔巴坎让他的律师伊斯梅尔·阿尔普特金（İsmail Alptekin）在1997年12月以美德党的名义组建新党。1998年1月16日，土耳其宪法法院宣布取缔繁荣党；依据土耳其1982年宪法第六条，埃尔巴坎和其他几位党的领导人（两名副主席和三名议员）在未来5年内被禁止从事政治活动。
（二）对繁荣党的评价
1995年大选中繁荣党获胜，与正确道路党组建联合政府执政11个月，而后又被以军队、媒体、世俗政党为核心的世俗集团通过“软政变”方式赶下台，个中原因值得寻味。
首先，与救国党相比，繁荣党是激进的，它对宗教社团没有太多的依赖，它的理论家是世俗大学的毕业生，它的选民除小资产阶级之外，还包括城市的职业技术阶层和下层工人。繁荣党和救国党的选举模式也存在很大不同。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伊斯兰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以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呼声，而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主张正适应了这种要求。繁荣党的阶级基础也比救国党广泛得多。[85]
其次，世俗主义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立国原则，世俗集团之所以向繁荣党施压，迫使其下台，主要是担心繁荣党在土耳其实行伊斯兰化政策和建立伊斯兰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讲，繁荣党的下台是土耳其宗教与世俗之争的必然结果，在这次斗争中世俗力量暂时取得了胜利，占据了上风。
最后，“二二八进程”使土耳其国内兴起了一股“反思”思潮，为民族观点政党的年轻一代提供了机会空间。土耳其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开始对土耳其共和国的发展道路进行反思，持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对后“二二八进程”时代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的变化也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正义与发展党前成员，前任土耳其总统居尔曾这样评价，通过该进程，“我们所有人都改变和学到了很多。我们获得了新的经历。我们的一些朋友被收监后又被释放。我们中一些人在国家占据敏感位置。我们正尽最大努力从这些经历中获得有益的教训”[86]。与此同时，国外学界和土耳其国内学界亦开始对这股思潮进行简要的分析和论述，提出了“后凯末尔主义”“后伊斯兰主义”“温和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保守主义”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