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络交换理论的理论渊源
网络交换理论是在综合社会交换理论与社会网络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社会交换理论又是理性选择理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综合产物。网络交换理论最初探讨的也是网络交换行为与理性选择行为的区别，并试图对交换行为提出与理性选择理论不同的看法。因此，网络交换理论也是社会学反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产物。
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源自亚当·斯密。斯密认为分工与市场交换是国民财富的来源，他认为，现代市场是一种公开而自由竞争的交换市场，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价格调节着参与者的交换与生产等经济行为。特别是现代市场使个人摆脱了传统关系的羁绊，并根据市场供求法则进行相对自利的交换。但是市场交换行为会逐渐产生一种道德和符号性力量，来调节参与者的选择和交换行为，从而使相对自利的理性行动者在追求自利的同时，实现市场秩序并增加社会的普遍福利。可见，斯密强调市场交换者自利理性、相对自足的一面，同时也考虑了交换的内在规范与社会道德制约。
但是，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则进一步排除了社会关系、习俗规范、文化的影响，提出了系统的理性选择理论。这种理性选择理论假定市场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行动者是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主义者和理性人，市场参与者可以免费获取所需要的市场信息，也具有正确处理信息的心智和能力，并制定可供选择的全部方案，根据机会成本最小、利益最大化原则来选择最优方案，从而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注38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行动者追求的目的仅是物质利益，具有完全的计算与筹划能力，会通过理性手段来获取物质目标，除了市场价格机制外不受其他因素制约。
这些假定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和新制度经济学家所坚持的理论内核，他们即使有所不同，也只是对这些假定进行边缘性的修正。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制度，认为经济制度是人们针对个人理性主义所导致的机会主义、搭便车以及集体行动的困境而理性地设计出来的。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还被很多学者用来分析政治、社会、家庭、教育、社会制度、组织等现象，出现了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选择理论、科尔曼等人的社会理性行动理论、贝克尔等人的家庭婚姻行为经济学以及人力资本理论等，并由此出现了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
而很多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家对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批判。经典社会学家往往强调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市场交换行为具有某种社会性。迪尔凯姆强调“社会力”对个人选择行为的塑造，马克思等强调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交换地位的不平等以及不平等交换的强制性。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文化与社会模式确定物品有无价值，而价值大小取决于需求的紧迫性和稀缺程度，人们可能掩盖自己的需求紧迫性，提高别人获得自己拥有物品的难度。人类学家则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交换和符号性交换的概念，认为市场交换只是社会交换之亚种。马林诺夫斯基关于特罗布里安岛人库拉交易圈的研究，认为交换动因并非一定是物质需要，也可能出于心理的需要；交换可能是一种符号性交换，并出现间接交换模式和复杂的交换网络，产生等级的分化等。莫斯(Marcel Mauss)认为这种符号性交换不是出于心理需要，而是群体的道德规范和集体主义要求，并反过来巩固道德规范和集体主义。列维-斯特劳斯也反对功利主义的和心理学的解释，认为交换和选择行为要受到社会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控制，交换的成本、稀有资源的分配以及采取单向还是双向的互惠，都是由社会文化规范决定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巴甫洛夫(Pavlov)的条件反射理论、斯金纳的刺激—反应理论、桑代克(E.Thorndike)的效用法则等，深入分析了心理机制对理性选择与交换行为的影响，揭示了交换过程的复杂心理状态以及对目标价值评估的相对主观性，并用酬赏概念代替了物质利益概念，涉及了选择与交换过程中的认知、情感、文化诸多因素。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霍曼斯在西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经典社会学以及斯金纳的刺激—反应理论基础上，在反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他主要探讨的是微观个人的直接交换行为，认为这种微观交换并不会力求利益最大化，不会作长期而理性的计算，交换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习惯行为。除了物质利益之间的交换外，还有认可、遵从、顺从、情感与物质之间的交换等。而制度与组织都是为了满足微观个人交换而建立和变化的，并直接作用于微观个人交换。布劳认为，交换始于人际吸引，以获得内在与外在的需要。在交换过程中，会出现权力的竞争，导致社会的分化，而整合的要求又导致组织的出现，进而产生组织间的宏观交换。行动者为了获得持续的收益会进行互惠交换。互惠规范根源于微观交换过程，但在宏观交换过程中共享价值观具有重要影响，导致非直接的交换得以可能，以及交换网络的制度化。在交换过程中出现的政府组织，如果能够保证共享价值观就是合法的，政府往往会通过法律来管理间接交换网络，并保护统治组织所需要的稀缺资源，保护权力组织之间的交换网络。
霍曼斯和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并没有根本否定理性选择理论。他们认为人们是通过互动和协商来满足其需求的，个体投入最小并实现收入最大，甚至认为规范也是私利行动的产物。人们之所以相互信任，也是为了长期自利的需要。注39但是，社会交换理论也为网络交换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特别是社会交换理论关于微观个人交换的非对称性，对网络交换理论关于交换过程中的权力分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网络交换理论的另外一个理论渊源就是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又被称为一种新的结构社会学，其重要的特征是强调社会关系与网络结构对于交换和选择行为的影响。网络结构社会学又是在反对以往强调社会制度文化结构的结构社会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在探讨社会网络分析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关于交换和选择行为的制度分析。
关于交换和选择行为的制度分析，也有着繁杂绵长的理论脉络。例如，韦伯就认为经济行动如果不进入习俗环境，就不可能得到实现。后来以帕森斯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系统理论、以科斯(Ronald Coase)和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以迈耶(John Meyer)和鲍威尔为代表的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都对个人和组织的交换与选择行为进行了制度分析。
帕森斯对古典经济学排除社会制度文化因素十分不满，认为社会制度规范对经济行动具有重要影响，而这种制度规范又根源于社会系统均衡价值。注40他甚至认为经济系统的价值规范与社会系统的价值规范具有同构性，人们的一切经济交换与选择行为都要符合社会系统均衡这种价值要求。注41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等人在肯定帕森斯促使经济学注意社会制度对经济行动的影响的同时，又批评帕森斯把社会制度视为一种既定存在，忽视了经济行动者能够理性设计制度。注42
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家逐渐重视对制度的研究。他们一方面研究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对经济行动的影响，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完全是从结构主义出发来研究既有制度对个体选择的行为，没有具体的分析制度影响经济行动的具体机制，简单地认为由于人是理性的，所以有什么样的制度，个人就有什么的行动方式与之相对应。另一方面，他们更注重对制度的经济学解释，即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研究影响经济行动的制度是如何产生、维持与变迁的。他们尽管否认完全竞争市场的假定，但也认为现代经济绝非传统共同体，非正式制度并不能有效地降低机会主义行为和交易成本。注43甚至企业也是一种契约丛，所有人与代理人之间、资本家与企业家、工人之间都是相对自由的市场选择和交易关系。为了克服市场交换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节约交易成本，需要政府设计和提供明晰的产权制度，市场需要由企业来代替，而企业必须依靠科层权威设计的制度规范来管理和监督。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经过理性设计供给的或有限理性博弈演化生成的正式制度对经济行动者的影响，而把非正式的制度规范视为正式制度的附生物。他们把信任解释为制度信任，认为无恒产则无恒心，只有产权明晰，信任规范才可能产生和发生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从工具合理性和效率最大化出发来解释制度选择、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认为增加经济绩效是制度的关键目标，企业组织内部规则或治理结构也是从经济绩效出发的，其他非正式制度因素也围绕交易成本降低和经济绩效的增加而发挥辅助性的作用。但是，20世纪70年代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者约翰·迈耶则认为，组织嵌入了更大的文化背景，会出于文化要求而非工具理性而选择相关的组织部门和规章制度。注44但他主要关注的是影响组织的强文化合法化机制，有使组织复为文化木偶之嫌。注45
迪马乔与鲍威尔等人则把制度与资源、激励、绩效等综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弱合法化机制。他们认为成熟组织间场域中的组织有着中心与边缘地位秩序安排，它们在文化影响下互动或博弈而形成认知性规范。因此这种制度是一种文化—认知规范。注46在组织间场域形成初期，技术与理性因素具有重要影响；但成熟的组织间场域形成后，组织就主要受到这种文化—认知规范的影响。他们还指出，宏观制度环境的强制、行业规范的要求或成功组织的示范效应，都可使组织选择设立与生产技术性绩效无关的组织部门，采取一些并不能直接增加经济绩效的实践。所以，组织的选择和交换行为，往往并非出于直接增加经济绩效，而是寻求某种合法性，以获取某种资源，从而增加组织的生存可能性与权力。注47上述关于个人与组织的选择与交换行为的制度分析，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制度结构决定论的色彩，而对于制度如何影响行动者的具体机制，以及制度的产生、维持与变革的机制，并没有系统的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制度结构决定论和地位结构观的产物。社会网络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家布朗(R. Brown)关于社区的社会网络结构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网络分析的影响日益扩大，并成为当代社会学研究中与现制度分析、理性选择理论等并列的主流理论与方法论。注48社会网络分析反对强调制度文化的抽象社会结构概念，反对还原论解释和强调意念、价值、心理或认知首要性的动机理论，也反对技术制约论、物质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社会网络分析认为社会结构是交换网络的有序安排，社会是由相互交错或平行的网络所构成的系统，并对行动者提供机会和限制，行动者所处的网络位置会影响其选择和交换行为。社会网络分析反对从属性角度分析行动者，而强调社会关系对各种资源的调动作用。社会网络分析认为制度规范产生于社会关系，把态度和规范看作网络位置的结果而非原因；只有在社会网络结构为人类行动提供限制和机会的条件下，规范的力量才能体现出来；不仅规范在引导行为时受到结构位置的影响，而且对规范的灌输本身也受到网络结构的影响。
特别重要的是，社会网络分析还反对方法论个体主义，强调行动者之间是相互依赖而非独立的，强调互动关系的重要性。行动者之间的持续关系是物质或非物质资源的流动渠道，关系强弱程度存在差异，资源流动的内容也往往不同。在关系网络中，资源流动往往是不对称的，一方可能向另一方提供物质资源，而获得受惠一方的影响和感激。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关系结构中，人们之间的交换和选择行为不是随机地发生的，社会资源并不会均匀或随机地在具有不对称关系和受限制的网络群体的社会系统中流动。社会系统成员的位置各异，获得资源的方式也极为不同。网络产生了以获取稀缺资源为目的的集体行为和竞争行为，网络群体也会组成集团和联盟等等。注49
当20世纪70年代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等人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行动时，新经济社会学就产生了；而且，在格兰诺维特的推动下，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更为综合的选择与交换理论。怀特认为市场是一种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生产商、供应商和购买商之间的经济互动也是一种社会互动，本身会形成持久网络以及内生于经济过程的社会资本，包括网络信任、合作与规范等。这些社会资本又通过经济互动所形成的关系对经济行动产生重要影响，使经济行动者不仅仅以经济效率为目标，更追求自己在市场网络结构中获得一个适当的生存环境，以求得长久的生存。格兰诺维特反对过度社会化的行动者概念与社会化不足的行动者概念，认为二者都是一种原子化观点，主张对经济行动的解释必须考虑社会关系结构。他认为企业的实质不在于通过科层权威，而在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规范如信任等来促进交易的确定性，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理性经济人设计的制度，如果没有关系信任的支持，就不能有效地防止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他关于求职信息的获得、集体行为中个体决策过程以及企业集群的研究注50，都表明个人与组织的交换与选择行为，受到一种网络理性的支配。但是，他也认为，关系信任也可以为欺诈提供机会，导致集体破坏，所以经济行动应是理性、制度与关系网络的综合产物。他认为，对于经济行动要考虑到动机、个人、背景与历史因素，考虑到社会空间中的行动目的之混合性。他希望建立一种制度背景、网络结构与个人行动相统一的行动理论与交换理论。注51
社会网络分析以及新经济社会学反对方法论个人主义，主张经济行动嵌入网络，认为行动者的偏好不是静态的，而会因受到关系的影响而发生动态的变化。经济行动者有理性和实用的一面，但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会受到社会网络中的信任与情感的影响。关系内容、关系强度、网络结构和个人网络位置会影响个人的信任、情感、资源获得、信息获得，并进而影响经济行动。注52当然，社会网络分析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内部存在网络结构论与网络嵌入论的分歧。前者更为强调形式化的网络结构的作用，后者的视角更为开放，在强调网络的同时，也强调制度、理性等的作用，因此是一种弱的网络结构观。
从总体上看，社会交换理论与社会网络分析对于交换的非对称性以及关系网络重要性的强调，为网络交换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分析概念。注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