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大学基础研究的哲学基础
在高等教育史上，大学的职能经历了从教学、科学研究到社会服务的扩展。大学职能的拓展和演变与大学和社会、经济及国家发展之间的亲疏关系紧密相连。大学最初萌芽是在中世纪的欧洲，从产生之日起，它就成为人类“理性”的代名词。“现代大学出现于理性时代”，“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注52这一论述反映了大学存在的哲学基础：认识论。强调认识论的人将大学作为追求“闲逸的好奇”的场所，他们力求了解他们生存的世界，就像做一件好奇的事情一样。注53赫钦斯认为，任何社会都应有大学这样的机构，其目的是对社会最令人困扰的问题进行尽可能深刻的思考，甚至思考那些无法想象的问题。注54第二种高等教育哲学是政治论的，这一观点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如果没有大学，理解我们复杂社会的复杂问题就几乎不可能了。过去根据经验就可以解决的政府、工业、国际关系、卫生等问题，现在则需要极为深奥的知识才能解决。而获得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人才的最好场所是大学。注55
高等教育的这两种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的——交替在大学中占据统治地位。随着19世纪柏林大学的建立，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大学相当重视纯粹研究，以至于看起来像完全脱离了校外的实事一样”，因此很多人像19世纪的圣伯夫一样把大学看成“象牙塔”。不过，在20世纪，象牙塔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时的大学摆脱了外界的束缚，放弃了暂时利益，成为保护人们进行知识探索的自律的场所。
不过大学作为自由之所的历史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大学从生活的外围变为“轴心”，大学越来越多地被喻为“社会服务站”，这意味着大学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主导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来自政府和企业的捐赠使得大学研究日益远离了早期“纯洁”的面孔，赫钦斯因此把大学接受外部的金钱并为其服务的行为看做学术界弊端的根源。他警告说，如果我们认为政府和企业为大学提供经费补助，是毫无私利地追求永恒的而不是一时的真理，那纯粹是自欺欺人。注56信奉政治论的人对这一说法十分反感，德鲁克认为大学是仅次于政府的主要社会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它是新思想的源泉、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注57如果大学脱离了社会本身的发展，那么学术(academic)则成为“贫血”(anemic)的同义词，如果大学难以担负社会发展的责任，那么它就有失去百姓支持的危险。一些研究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纯粹的研究”只是一种幻想，大学一方面要赋予理智以优先地位，另一方面也不能逃避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事实上，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尽管对大学到底是“理智优先”还是“服务优先”的争论不断，但不可否认大学研究在人类理智开化、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实现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界，大学的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合法性基础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影响着大学的发展，同时二者也越发展现出了其不可分割的属性。
1.大学的产生及其固有的理智特征
大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世纪西欧大学的兴起是西方迈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环。“人类制度中凡是能够维持长久的，都与一种永恒的需要有关”注58。大学就反映了人类对知识、对理性的永恒需要，反映了人类对进步的追求。美国的文化史学家道森认为：只是随着大学的兴起，西方文化才获得了它后来的成就所依赖的那种新的理解和科学的训练，这种新的理解和科学的训练是西方日后文艺复兴、新航路的开辟以及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启蒙运动的必要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西欧的理性发展基础。注59欧洲中世纪最早的大学产生于11—12世纪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11世纪末，意大利的波隆那大学在波隆那法律学校的基础上形成，成为中世纪西欧的第一所大学。随后，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相继出现。到15世纪，欧洲已有40多所大学。
大学之所以能在欧洲中世纪产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欧洲具有了产生大学的环境。从政治系统来说，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教会与世俗政权的相互矛盾与抗衡为大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提供了空间。从经济系统来讲，城市化的兴起为大学自治提供了深厚的社会支持。从社会文化系统来讲，欧洲大学获得了当时那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自由理念的支持。在当时的教会和世俗政权看来，学术自由是获得真理的必要前提和方法，真理会在自由讨论中越辩越明，因此它们对大学的学术自由予以支持。一般认为，中世纪的大学是一种行会组织，是集体探讨学问的机构，但它不是工匠的行会，而是学者的行会。11世纪以后，西欧社会经济有所发展，陆续出现了一些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一个主要由工商业者组成的新型市民阶层随之产生并发展壮大。市民阶层为了贸易上的安全与利益，不得不自己成立行会组织，这种由商人行会所带头的组织运动很快为包括知识阶层在内的其他阶层所效仿。一些志同道合、热衷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也模仿商人行会组织，聚于一处成立了学术团体，以便于维护其团体利益和从事学术交流切磋。注60波隆那大学最初是由意大利波隆那城从事法律研究的学生组成的，任务是保护他们在城市里的利益。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大学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大学，与此同时，一个以教师为主体的行会在巴黎形成，那就是巴黎大学。这些学者行会的形成为学术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这两种以行会为基础来建立大学的模式就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主要产生模式。波隆那大学在1150年已获得了大学的身份，巴黎大学大约在1200年、牛津大学在1220年也具有了大学的身份。注61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大城市大兴办学之风，一些著名大学先后建立起来。如英国在1168年建立牛津大学，1209年又建立起剑桥大学；德国1358年设立海德堡大学，1388年建成科隆大学。在中世纪大学建立后的很长时期内，大学的教学内容是一致的，专业设置以神学、文学、法律和医科为主。课程也十分贫乏，教学内容充斥了经院哲学，使得大学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神学和教义寻找依据，并为宗教作宣传。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受到当时科学文化发展的局限，另一方面是由于大学与社会当时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大学不直接为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服务，而主要是从事纯理论的研究，而这些理论又往往脱离社会现实。学生通过听讲、背诵、辩论、思考等来发展自己的逻辑思维和掌握分析比较的方法。
尽管中世纪大学有着“行会”身份，但它的“理智”特征影响了大学以后的发展。第一次试图正式将大学理智特征进行归纳的是《耶鲁学院1828报告》，该报告指出，传统的古典课程建立在“训练”和“装备”心灵这两条重要原则之上。耶鲁的教授们认为，在这两条中前者更为重要。支持心理训练说的精神哲学(即后来的心理学)认为，学生的精神或心灵是自我运动的本源，它在各种感觉官能(如记忆和推理)中表现自己。学生通过训练这些能力和官能发展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能够“迁移”。因此，耶鲁的教授们认为，要求未来的律师学习物理或者未来的牧师学习圆锥曲线并没有什么不合适，因为这些学科都通向心灵的训练。注62居于第二位的传统课程原则是“装备”心灵的原则，耶鲁学院的教授认为，学院难以容纳所有的知识，因此他们尽可能地排除了所有可以在学院之外学习的科学，阻止了所有关于商业、机械制造和农业的学科进入大学，因为这些学科可以在会计师事务所、车间和农场里学习，他们希望大学能够强调文学与科学的学习，因为这些是学生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永远不会有时间和机会去探求的学问。事实上，高等教育哲学的绅士传统来自英国，纽曼在其《大学的理想》中为大学的理智特征进行了辩护。他认为，大学(university)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的地方，“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大学是国民追求真理的中心”以及“知识本身即为目的”。注63耶鲁报告的精神不仅支配着19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哲学，也影响着欧洲地区的大学。
2.科学研究与大学功能的扩展：洪堡理念
科学研究与大学的联姻得益于洪堡的努力。在高等教育史上，德国大学的成功与洪堡的名字紧密联系，洪堡不仅建立了柏林大学，同时还奠定了柏林大学的精神，并由此开启了德国大学一个辉煌的世纪。也就是说，洪堡的大学思想支配了19世纪的德国大学，所谓传统的德国大学观念也就是洪堡的大学观念。同时，柏林大学的建立也标志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
1806年10月，德国当时最大的公国普鲁士在耶拿战役中被拿破仑击败，被迫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梯尔西特和约》。普鲁士全国上下群情激愤，要求进行全面改革，以重振德意志民族。在这种形势下，普鲁士进行了著名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教育改革也是该政治改革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洪堡由于其卓绝的才学和良好的从政经验，被普鲁士政府从国外请回，并于1809年2月被正式任命为普鲁士的教育厅厅长，具体主持教育改革工作。这既是洪堡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德国民族之大幸。注64洪堡担任了一年多普鲁士教育主管人。他在短暂的任职期间促成了柏林大学的建立，由此开创了德国大学史上的一个新的时期。
在进行改革的同时，特别是围绕柏林大学的建立，洪堡写了若干文稿，这些文字为了解洪堡的大学理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从中可以大致看出洪堡关于大学的理念。
洪堡理念最核心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他关于大学功能的看法。洪堡指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洪堡所说的科学即所谓的纯科学，纯科学建立在深邃的观念之上，不同于历史和自然科学这些“经验科学”，它能够统领一切学科，是关于世上万般现象知识的最终归宿。纯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大学所从事的便是这种纯科学。①其次是关于大学组织原则的观念。洪堡从大学是从事纯科学的机构这一核心观念出发，认为大学的组织原则应建立在纯科学的观念之上。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一曰寂寞，一曰自由。在洪堡看来,对于纯科学活动，“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第三，关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洪堡认为，大学应保持独立的个性，自由能够促进大学的繁荣，而繁荣的大学及发达的科学正是国家的利益所在。注65所以国家应当为大学创造保障其繁荣所需的条件并任其发展，而不是让大学直接地服从于国家的种种实际需要。
洪堡理念真正被发现并引发重视是在19世纪末，德国的大学在19 世纪末期面对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了维护传统的学术信念和价值，重新发现了洪堡理念，或者说用洪堡理念来加强大学的信念体系。洪堡的大学理念赋予大学理念新的内容，使大学发展具有了新的逻辑。洪堡建立的柏林大学成了德国大学的范例，为当时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带给德国科学的进步和繁荣。通过洪堡的改革，大学获得了至今仍基本行之有效的内容和形式。特别要指出的是，洪堡所倡导的大学以科研为主的使命和责任以及大学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使得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成为大学的合法性来源。
作为柏林大学的创建者，洪堡将“大学是研究之所”的理念广泛传播，改变了大学提供广博教育以求为将来在教堂和政府工作做准备的传统理念。洪堡认为，教授既是学者和研究者，也是教师。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洪堡理念扩散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大学逐渐成为科技和智力孵化的中心。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同一些大学以建立研究合同的方式，让教师和学生帮助获得战争的胜利。随着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以及20世纪60年代早期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的设立，这一实践被制度化了。
3.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威斯康星思想
在大学理念史上，英国的纽曼突出了大学在教育教学中所担负的重要使命，而洪堡建立的柏林大学将科研引进教学中，结束了传统大学将教学与科研分离的状态，同时也发展了大学的第二项职能——科学研究。1862年，美国颁布了《莫雷尔法》，规定联邦政府应按各州在国会的议员人数，按每位议员三万英亩的标准向各州拨赠土地，各州则应将赠地收入用来开办或资助农业和机械工艺学院。受此影响，成立于1848年并在后来得到赠地而发展起来的威斯康星大学在服务社会方面成绩卓著，为其他大学树立了榜样，也启发了大学的第三项功能——社会服务。
赠地大学有着与传统大学截然不同的理念。它以服务地区的农业发展为主要使命，但这并不代表不关心研究的发展。1894年，威斯康星大学的董事们就写下了一句在该校历史上流传至今的名言：“无论其他地方束缚探索的障碍是什么，我们相信，伟大的威斯康星大学都鼓励持续和勇敢的研究活动，并据此发现真理。”注66从研究型大学的创立来看，它源自19世纪独具特色的三大教育传统：历史悠久的新英格兰文理学院的通识教育传统；赠地学院蕴涵的平等和务实的传统；德国大学研究生教育注重基础研究的传统。威斯康星思想的出发点是促进地区经济的进步，不过这一功能的实现途径除了直接致力于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农业科学的基础研究来实现的。威斯康星大学非常提倡前沿性研究，特别是提倡那些与高深的学习紧密联系的具有原创精神的科学研究。
可见，不论大学理念如何演变，大学的“理性”之光始终伴随着大学的变革与发展，大学作为科学研究前沿的主体地位未曾改变。大学通过其高深的知识和探究，促进了国家和民族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1.一战前的基础研究与大学
如上所述，从事研究以获得真理一直是大学存在的基础。不过，获取真理的研究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并非一个概念。在大学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学研究都是沿着自身的逻辑在发展。它不受外部世俗力量的影响，只是科学家在“象牙塔”内的个人行为，这种情况在欧洲尤为普遍。但是在美国，科学研究被引入大学则经历了较长的时期。从19世纪的最后几年到一战，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持续扩张的过程。从1885年到1915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净增了三倍。经济发展激发了美国人的自豪感，他们迫切希望在科学研究上全面超越他们的欧洲竞争对手。不过美国的纯理论研究在这一时期并不主要在大学完成，而是通过建立专门的研究所来进行。一方面，与德国进行对比后美国意识到自身的科学要远远落后于欧洲，从而感到不安；另一方面，欧洲的研究所如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柏林的科赫传染病研究所在当时的声誉，使得人们相信建立纯研究机构非常有效。①
不过，大学的研究能力在这一时期被认为存在一些缺陷，尽管大学内的基础科学研究已经确立，但对大学研究者的刻板印象仍然存在：他们被描述为象牙塔内的学究，完全不食人间烟火。另一方面，一些实践发明者——如爱迪生——的能力也被扩大了：他们可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而不需要求助于抽象的科学理论。除了对大学教师的刻板印象外，大学在承担应用研究方面也面临一些阻碍，其中主要是教学与研究的资源分配问题，大学教师不得不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他们的研究时间得不到保证。为此，一些大学试图设立研究教授职位来保证教师的研究时间，例如在康奈尔大学，著名心理学家爱德华·提克纳(Edward Titchener)被允许完全投身于研究和研究生工作，生物学家勒布(Jacque Loeb)也因为受到研究教授职位的诱惑，投身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不过这种设置最终失败了，因为董事和其他教师实在看不惯他们不讲课就可以拿到全薪。如何让教授摆脱繁重的教学任务而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上呢？早在1906年，担任卡内基学院主任的罗伯特·S·伍德沃德(Robert S.Woodward)建议用“研究助理”代替研究生奖学金，这些人从大学不同领域中的顶尖人物中选拔，从而使得卡内基学院与大学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在大学中，利用研究生来帮助大学工作是一种自然的组织适应，研究生能够专注并胜任研究工作，他们又比较廉价；研究生承担入门级的教学工作，使教授能够从教学负担中解脱出来，更为重要的是，研究生不会因为从事这些“低级”的工作而感到耻辱。总之，研究生助理职位有很多优点。注67
2.一战至二战时期的基础研究与大学
在一战开始时，大学已经逐渐凸显出了其重要性，以至于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授权国家研究委员会组织动用它们的战略资源来赢得战争。不过这时仍然缺乏高水平的基础研究机构，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也相对有限。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在这一时期每年投入的研究资金不超过65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流入了战争和海军部门以及赠地学院。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初，大学研究的前景还非常令人沮丧。奥格(Fredrick A.Ogg)在其研究报告《研究型大学的障碍》中，就将大学研究的障碍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研究人员的薄弱，自战争以来，许多学者和科学家从大学转移到私人工业、研究机构中；二是与欧洲同行相比，沉重的教学负担减少了他们实际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三是专门投给研究的资助要远远少于投给教学的资助；四是大学的领袖们缺乏学术研究的视野。注68不过到了20世纪晚期，主要的慈善基金会提供的研究资助和博士以及博士后奖学金逐渐改变了大学在研究上“虚弱”的地位。注69如在20世纪初期，丹尼尔·古根海姆基金会(Daniel Guggenheim Fund)为促进航空技术的发展，开始为几所大学提供资助来发展这一新的科学。到了1929年，12所大学的航空动力学专业已经招收了1400名学生；1930年，在丹尼尔·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帮助下，杰出的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被从德国带到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注70，他后来为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创立作出了贡献，并且奠定了加州理工作为火箭科学的前沿中心之一的地位。
二战爆发后，大学在基础研究中的优势也并不明显，而应用研究则显得生机勃勃。例如在1941年，美国共拥有2264个工业研究实验室，雇用的全职工人超过44900人，他们中的3/5都在研究部门接受过训练。相比较而言，1000 所学院和大学最慷慨地估计也只能雇用1000人，而大学教学任务繁重，留给教师们的研究时间非常有限。大学外部研究队伍的迅速发展则由下面的事实进一步得到了证明：化学工业部门每年通常会预留5000万美元的预算用于研究。根据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的数据统计，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所有大学在1939—1940年用于研究花费的总和。注71
不过，战争对大学的影响非常深刻，尤其是促成了大学在承担国家目标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战时期，耶鲁历史学家乔治·皮尔森(George Pierson)认为，美国参战激起了“空前绝后的热情甚至是一种牺牲的参与精神——学院、大学、教授和学生——进入战争的努力当中”。个人的热情可以理解，在这种热情的背后隐藏着民主社会中的公民责任感。注72但是皮尔森想知道“机构是怎样参与其中的，校园是如何成为军营的，实验室是怎样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沉静的大学教师是怎样开始教授防御和摧毁技术的”。这一询问发人深省。大学和学院进行的活动与战时的活动具有相当大的差异，这种差别要比科学家从纯科学向应用科学转变的差别还要大得多。大学一直有着要献身于学术自由的誓言，它们的教师应追求真理，培养学生的批判理性，并促进学生道德品质的发展。这些价值在战时以一种自然进化的方式让位于战争，这种进化意味着大学并非是一个象牙塔，而是“服务于整个民族，包容所有目的，并有着自我意识和确定身份的机构”注73。对于高等教育的领导人而言，提出把校园用于战时的军事目的无须等到枪炮声平静之后，这一信念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布什的不断催促下，1940年罗斯福创建了战时科学和技术咨询委员会，1941年又建立了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OSRD)，其目标是鼓励科学家和工程的科学创新。与以往不同的是，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并没有成立自己的研究室，而是以契约的方式将研究任务分给了大学，尤其是那些以前被证明有能力完成广泛任务的大学，以防止资助的滥用。这些契约非常成功，并为战后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二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The Manhattan Project)也是联邦政府资助科学研究的例子。该项目集中了当时除纳粹德国外的很多西方国家中最优秀的科学家，最终还在战争结束以前造出了原子弹。总之，联邦政府与大学在二战期间的愉快合作为战后二者的联姻奠定了良好的情感基础。注74
3.二战后的基础研究与大学
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实施基础研究的费用急剧增加，基金会已经无法支付日益高昂的研究费用，国家抑或联邦政府日益成为这一关系国家利益的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者。就美国而言，二战前后，在大学的自然科学研究经费中，联邦政府的份额占到了绝对优势。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的份额仅为15%，工业界则占到了70%，而在1941—1945年间，联邦政府的份额则达到了83%。联邦政府与大学的基础研究间的紧密关系部分受到了两个重要报告的影响：1945年布什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提出联邦政府应该建立支持基础研究的专门机构并对大学进行强大的基础研究投资，还认为大学就其传统和自身特性而言，都是实施基础研究的主要阵地。1960年的《西伯格报告》进一步指出，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是美国科学发展的关键和核心，加强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是联邦政府的责任。战后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菲利普·汉德勒也说：“我所关心的是我们不要猛烈地追求直接的研究，以致损害了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努力，基础研究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鹅。”
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大学基础研究的“黄金时代”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口数量、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战后大学基础研究的“黄金十年”已经不复存在，再加上日本技术的崛起，使得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信念深入人心，大学基础研究的处境日益艰难。在美国，1968—1978的这十年曾被称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求生存时代”、“停滞的十年”和“平稳时代”。注751968年美国大学联合会(AAU)指出：美国高等教育正在广泛遭受财政压力，这些压力构成了对其本质(科学研究)和活力的威胁，尤其是越南战争、石油危机和大批联邦社会计划费用的增加，联邦政府拨给大学的全部资金从1942年的42亿美元下降到1974年的39亿美元，而大学的研究费用在这一时期则增加了约50%。②尽管用于大学研究的经费总量在这一时期有少量增长，但是每个教师能得到的经费却比以前更少。如果从人均费用方面来看，联邦研究资金从1.12万美元下降到了8400 美元，在7年(1968—1974)间降低了25%。获得联邦资助的教师的百分比也下降了，从1968年的65%下降到了1974年的57%。注76
技术创新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教授指出，战后美国联邦政府政策方面的根本转变——用纳税人的钱支持大学的科学研究，与随后美国科学之花盛开有很大的关系。谈到20世纪下半叶令世界瞩目的美国高技术，罗森伯格指出，美国高技术的成功经验表现为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积极主动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背后的几个动力是：(1)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支持。联邦政府出于各种动机，包括战略上和军事上的考虑，以及近年来出于与健康相关问题的考虑，而向大学投入了巨额资金。(2)联邦政府的采购政策。(3)私人企业部门有大量的工业研究实验室。(4)金融市场的创新，包括风险资本。(5)大学体系充满着竞争活力。其中第一方面就是科学政策的内容。罗森伯格特别指出，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在二战以前，联邦政府基本上没有支持基础研究的专门计划。因此，联邦政府承担起支持科学技术的主要角色，意味着政策的巨大转变；而且，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主要进入了大学，这一点与欧洲大陆国家非常不同。①可以说，二战以后美国的科学政策指引了美国科学发展的方向，对于美国科技实力的提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并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发展。这一政策的基础保持着相当稳固的连续性并一直影响至今。注77
4.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基础研究“黄金时代”的复归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往往是“针对性”或“目标导向”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科研举国体制”。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科研项目往往由国家资助并由大学来实施。在美国，大学研究和教育的结合成为美国保持世界一流经济体的动力机制。例如，美国大学在纤维光学和激光方面的研究创造了电信技术的变革，为美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美国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重组细胞DNA技术的研究，开启了今天美国生物工程学工业的大门；大学在治疗或控制百余种植物、家禽和牲畜疾病疫苗方面的研究以及发展高产量和抗病性水果、蔬菜、谷物方面的研究，带来了农业的彻底变革；大学在卫星摄像技术方面的前沿研究带来了精确的摄像，这对太空探险、天气预测、环境监控和军事监视都非常重要。注7820世纪70年代，日本成为技术创新的引领者，促进了其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日本政府意识到基础研究对国家未来的繁荣至关重要，必须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将发展基础研究和基本技术作为其科技政策的核心，这一共识反映在了1984年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建议报告的第11条中，认为缺乏基础研究的积累和基本技术，日本将难以突破发展。基于这一共识，这一报告强调基础研究是未来十年科技政策的首要活动。在这一背景下，日本设立了若干研发项目用以支持和鼓励大学的基础研究。注79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在2009年递交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其创新政策的报告中，将大学与科学结合的绩效作为其国家创新系统未来调整的主要方向。注80
总之，在知识经济时代，凭借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大学在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大科学时代，从事科学研究不再是研究者“单打独斗”的行为，它需要团队的参与，跨学科的合作，先进的科研设施支持，更需要众多的研究助手们参与：一方面可以增强科研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培养未来的研究者并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迅速传播，而所有的这一切，只有大学能够同时拥有或满足。确立大学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提升大学基础研究水平、为大学基础研究提供足够的经费并营造利于创新的基础研究氛围，是当前各个国家实施国家创新的战略选择。
1.作为“世俗教会”的大学
对高深学问的探求，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庇护它的大学是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教会。事实上，大学的产生与教会有着紧密的联系，很长一段时间它都以培养有知识的神职人员为己任。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前知识的目标是增添上帝的光荣，而现在却变成了增加知识本身。随着知识激增而带来的“知识爆炸”，高深学问从社会活动边缘的“象牙塔”被移到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大学日益被看作“世俗的教会”。注81以往人们需要到教会去寻找他们关于宇宙、社会关系正确与否等难题的答案，而现在则需要求助大学，因为大学已经是一种世俗化的教会。在对真理无止境的探索中，大学毫不畏惧各种与盛行的学说相悖的思想学说流派。既然大学已经成为知识工厂和现代社会的思想库，大学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大学已失去了它的清廉，失去了对自身命运的控制。注82从探索高深学问到社会服务，大学被要求承担起传承理性、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加强国防建设以及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日益多元化的职能，大学的理智属性正在弱化，而其经济属性则不断加强。尤其是二战后，大学与政府围绕着“科学研究”而形成的契约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模式，战后大学仍然被期待承担起国家安全的责任。此外，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加强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和对绩效责任理念的强调，大学发展的自身逻辑逐渐被要求生产更多的“产品”所取代。衡量大学优劣的标准是“数量”取向的，大学教师被要求以论文的多少证明自身的价值，要求以许诺的形式证明其研究成果是否有实用价值，早期那种“超然脱俗”的研究者形象已经不复存在，学术研究成为一项需要证明自身实际价值以获得资源的职业。
大学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使命一方面证明了大学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尤其是新知识的生产和高层次人才已经逐渐成为战略性资源。但大学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如同社会其他组织一样，具有自身特殊的定位与价值取向。将大学功能泛化的结果将使其难以明确自身地位而面临组织合法性危机。大学作为主要的社会结构，它具有自身独特的性质，学术精深是这一组织的立足点，在决策方面应允许研究者追随自身的好奇心，而不是跟随某种外部强加的方法和目的，“作为调查研究的过程，当意外的情况出现时，他们应该有调整和重新组织研究过程的自由”注83；“作为结论，任何人都不应对一个从一个点出发而以另一问题终结的学者感到奇怪。而且，学者还应该不受规定期限的限制，时间限制可能会使他们匆匆忙忙，也会使他们的研究进程失常”注84。大学基础研究的运行一方面应考虑社会和国家的战略需求，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应遵循自身的逻辑，同时，大学在承担多样化职能的过程中，不能以损害其学术精深和人才培养为代价。
2.大学基础研究特性及其面临的问题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基础研究与大学之间的联盟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在长期的合作中也被证明是一种成功模式，但是，随着以“创新”为核心的竞争日益激烈，技术创新能够带来显性的经济效益，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很多机构缺乏投资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失灵的公共政策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基础研究产品日益被当做公共产品，政府需要承担主要的资助责任。但是，政府的资助理念也在发生变化：首先，即便最富有的国家也无法支付所有的基础研究经费；其次，在“有限政府”时代，公众要求政府能够证明公共资源利用的效率和结果，针对基础研究也是遵循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念。因此，大学基础研究的地位难以再现二战时期的光辉岁月。从微观角度看，大学基础研究面临的危机也来自从事这一工作的研究者。遵循古希腊的精神，探索高深学问本身就是一种有价值的、高贵的行为，不需要为这一工作附加任何的外在价值，当大学基础研究与国家利益相连时，基础研究者能够从这一工作中获得同行的认可和国家拨款。但是随着学术研究职位竞争的日益激烈，年轻的研究者必须在有限时期内获得职业晋升，对于年轻的学者而言，他们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是他们愿意从事那些具有高度风险的研究，另一方面，通向职业阶梯的时间是有限的，需要尽快满足获得高级教职的条件。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麦克穆伦和谢派德(Jeffery S.McMullen and Dean A.Shepherd)对美国两所研究型大学的54名助理教授进行了深度访谈，调查他们对那些高度不确定的、被公认具有挑战性的研究的态度。结果发现，年轻的研究者为了更快地获得终身教职，更愿意从事对已有知识“修修补补”的研究工作，因为这样的研究结论符合预期结果，更容易获得期刊评审人的认可而发表。注85威恩柏格和杰姆瑟(Nachoem M.Wijnberg and Gerda Gemser)的研究也显示，同行评议最厌恶创新性的工作。因此，对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研究策略就是去从事符合共识(consensus-conforming)而不是挑战共识(consensus-challenging)的研究工作，这样才能产出更多的学术成果。注86从根本上说，大学基础研究面临的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与大学基础研究的特征有着紧密关系。
首先，源于学术自由理念的大学基础研究要尊重研究者自由探索的传统。它既要有一定的目标指向，但也要尊重研究者自身的学术兴趣和优势。尽管“基础科学只有疏远实用意图才能成为技术进步的带动者”已经不符合二战后对基础研究的理解，但过分的目标导向很可能导致学术研究的功利倾向，诸如浮躁的研究风气、急功近利的研究态度，甚至导致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从而使研究者，尤其是最具创新精神的青年学者，难以潜心于具有挑战性而吸引人的开创性工作。
第二是基础研究未来的不可确定性，即从事基础研究也面临着风险。基础研究是开创性的活动，它能否实现或达到研究者的最初设想受制于很多因素，它可能面临着完全失败，这也是基础研究或科学探索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但目前的一些研究激励政策并未考虑基础研究中的风险问题，或者说并未制定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科研激励政策的选择标准是结果导向或逆向逻辑，研究者只有提供充分证据表明自己具有完成某项研究的能力，才能获得支持或资助。但是，正如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样，科学研究的周期以及研究者个人的学术成长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过分注重结果的激励政策很可能会错过研究者的最佳创新周期。这既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育和成长，更不利于知识创新。如果科研激励政策不考虑基础研究中的风险，就很可能出现“激励失灵”，即研究者为了规避风险而采取更加安全的研究或工作选择。
第三，大学基础研究的“高风险性”。基础研究最重要的特征即是它未来的不可确定性，因此是具有高度风险的，对于研究者而言，不确定性情境下的行为都会承担或多或少的风险。对研究者而言，风险意味着诸如工资、职位的升或降，社会地位及自尊的获得或失去。研究者看待风险的态度将直接影响他们的行为。从这一特点而言，大学的“竞争”和“问责”文化要求研究者必须在短时期内提供能够证明自身研究能力的成果，而一旦研究失败，他就可能面临失去晋升或资助的危险。
第四，基础研究的吸引力正在降低。从事科学探索是大部分教授们或研究者们的学术理想，因此基础研究的这一危机多少来自更加功利的外部社会。大学利益相关者对绩效责任的强调、对具有经济前景的研究产品的渴求都在腐蚀着科学家或研究者的学术态度。罗兰认为，教授的职责是促进科学进步。通常情况是，因为所挣得的薪水少得可怜，仪器设备和资料文献十分匮乏，特别是因为生活水平不高，他们被迫将自己的业余时间花在应用科学或其他增加财富的活动上。但是，仍然有很多教授执著地从事纯科学研究，他们的坚定给了这个世界最珍贵的贡献，他们创造的伟大知识丰富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当这些知识被应用到物质生活时，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因此受益。如果一个人拥有最著名大学的教授席位，而他的精力和能力却用在科学知识的商业化应用上；他以尊贵的身份出现在社区，在报纸上又成为科学的解释者：这对他和他所在的学院来说都是一种耻辱。当然，罗兰也强调，为了避免误解，因发明而获得财富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从事商业化的科学工作并不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但是，纯科学应该是具有教授职位的人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之伟大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生活的目标是追求财富，那就让我们诚实地从事商业，与他人竞争财富。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了我们认为更崇高的事业，那么就说到做到，无论贫富都随遇而安，二者都不能改变既定的追求。注87罗兰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我们反思。
在大学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职能，并越来越需要承担起其绩效责任后，大学传统的功能如促进知识生产、理智开化与文化传承开始遭遇合法性危机。在有着附加条件的资金大量涌入、大学教授不得不为生存和晋升而争夺有限的研究资源、对潜心学术研究教师的日益妖魔化、对科学研究评价越来越功利化的背景下，大学继续发挥其在高深知识探索、促进新知识生产和民族理性文化传承的功能回归中的作用。基础研究是大学应有的本质功能，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理由。
3.创新语境下大学基础研究使命的重塑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创新面临的“天花板效应”越来越明显，很多人开始反思大跃进式的技术创新可能在未来面临的瓶颈问题以及存在的危险：缺乏基础知识和创新思维的人群。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被重新提上了议程。在日本，由于过于强调大学的工业或应用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大学在基础科学方面的贡献微乎其微，这引起了广泛的批评。有日本学者认为，未来日本技术创新需要由基础科学和创新思维而带来的各种新知识，基础科学是未来工业社会的基石，在这个意义上，发展科学是现代教育系统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注88日本政府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的口号，但其着眼点仍然是技术而非“科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种科技政策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日本科学技术厅在1995年所进行的“关于日本研究活动实际状况”的调查就表明，在提出“科学技术立国”15年之后，日本的科学研究水平(特别是在作为独创性和尖端科学技术源泉的基础研究方面)与欧美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注891995年，日本国会一致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Law)。《科学技术基本法》的通过，标志着日本科技政策进入到重视基础研究和强调创新的新阶段，日本政府加大了对研发经费的投入。目前，这一政策的第二阶段正在实施中，三个全国性的基本政策正在或将要实施：一是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二是优先发展与国家和社会需求紧密相关的领域，例如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境科学和技术以及纳米技术与材料；三是支持新兴科学领域，例如纳米技术、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和纳米生物学。注90
就美国而言，历经了20世纪60年代大学基础研究的“黄金十年”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停滞十年”，20世纪80年代大学基础研究迎来了“黄金时代”的复归，这主要体现在联邦政府的科学政策上。从卡特政府到里根政府的联邦科学政策，都逐渐提高了对大学研究的资助，这一时期大学研究经费大幅增长，并且大部分都是由联邦各机构提供。从1978年到1988年，大学的研究经费几乎翻了一番，从不足80亿美元增加到了130多亿美元；联邦政府每年的拨款从50亿美元增加到了80亿美元，平均每个研究人员得到的经费增长了60%。注91进入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发布了科学政策咨文《科学与国家利益》，其中认为“科学——既是无尽的前沿也是无尽的资源——是国家利益中的一种关键性投资”，科学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技术社会的基石，是一种无尽的具有巨大回报的可持续资源，为了建设美国的明天，本届政府将把对科学的投资置于最优先的地位注92，并制定了基础研究的五大国家目标：(1)保持在科学知识最前沿的领先地位；(2)加强基础研究与广泛的国家目标之间的联系；(3)激励对基础科学和工程的投资，以及对自然、人力和财力资源有效利用起促进作用的合作伙伴关系；(4)为21世纪培养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5)提高全体美国人的科学技术素质。注93这一政策指出，增加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之间的联系仍然是美国科技政策真正的焦点。接下来的小布什政府也实施了基础研究和军事技术并重的科技政策：(1)加大科技投入，重视教育与基础研究，保证卫生与国防；(2)继续推行科技计划，重点发展信息、生物和纳米技术；(3)关注能源、环境问题，塑造新的能源、环境政策；(4)更加重视军事科技，提高了对国防等与军事相关的科研的重视，增加了反恐、防生化战的研发经费。
2005年美国科学院发布了《未雨绸缪：为美国更辉煌的经济前景积蓄能量》(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Energizing and Employing America for a Brighter Economic Future)。该报告认为，保持和加强国家对长期基础研究的传统责任是激励经济发展、保证国防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潜在力量，同时给出了如下建议：提高联邦政府对长期基础研究的投资，该投资在未来7年应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挑选出200名各领域最杰出的研究者，提供每年每人5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持续资助5年；建立国家研究设施协调办公室来管理集中化的研究设施经费；联邦研究机构每年至少划拨出8%的经费用于资助自由的、高风险的研究；在能源局组建一个大的研究计划机构，以应对未来的能源威胁；建立“总统创新奖”来激励关系国家利益的科学与技术研究。注94
在中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尽管不同的国家创新系统有着不同特色，但较为完善的创新系统都具有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系统效率高的特点。作为传统的教育大国，不仅具有重视教育、以教育促发展的良好文化传统与环境，更具有世界领先的人力资源储备。如何将研究资源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和技术创新优势，以及如何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水平创新以促进国家创新发展，是目前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深化改革将促进中国创新发展》中指出，尽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创新体系的效率仍有待改善。建立一个现代的、高绩效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政策目标是增强中国自身的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在研发、创新和教育等方面保持高的投入。中国既面临着提升大学基础研究所需的有利形势，也面临着激烈的挑战。我国需要以改革为动力，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动国家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型国家建设。
总之，大学自中世纪在西欧出现以来，虽然历经历史洗礼和社会变迁的冲击，却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基本功能和特性，特别是那些已经演变成今天的研究型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不论其在形态和地理位置上有着怎样的差异，但在探索高深知识上的责任与义务则是共通的。大学基础研究寓文化、政治、教育、经济等功能于一体，是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统一体。
1.大学基础研究的文化功能
所谓基础研究的文化功能是指研究本身对社会理智开化、科学精神培养的内在价值，其中隐藏着“人类停止想象，世界将会怎样”的价值观。好奇是人的天性，求知是人的本能，人生活在大自然中，总是力图了解自身以及自身所处的外部世界。注95如果抛开基础研究自身的结论或结果，其进程不仅满足了人类探索自然的渴求，更满足了作为理智人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的需求，以及从事基础研究这种“愉悦的忧伤”的情绪体验所带给人的存在感，这符合人类进化的规律。去除基础研究任何外在的附属功能，基础研究自身对一个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进步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便是一个民族的理性文化和理性精神。自古以来，大学被誉为“理智”组织，它被赋予了传承民族和国家理性力量的重要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基础研究是国家文化理性的重要体现，绽放着一个民族未来发展的理性光芒。
2.大学基础研究的经济价值
从布什的“科学是技术创新的源泉”到当前的“没有基础和前沿领域的原始创新，科技创新就没有根基”，基础研究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促进国家、社会发展的价值更加凸显。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看，提高大学基础研究水平成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措施。政府通过加大对大学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来保证国家未来的创新能力。
3.大学基础研究的教育价值
科学研究被认为是培养人才最好的途径，促进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结合成为很多国家科技政策与高等教育政策的着力点。在美国，研究与教育的结合被认为是保证国家经济持续繁荣最成功的模式。尤其是在研究生教育上，学生通过研究助理的身份直接参与研究活动，不仅培养了科学精神，也为日后成为成熟的研究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意味着不仅大学是实施基础研究最合适的场所，同时基础研究也是实现“培养人”这一大学本质功能的最好途径。
4.大学基础研究的可持续性价值
基础研究的可持续性价值表现在文化传承、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环境保护、替代性资源开发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类的发展离不开基础研究所带来的科学精神，更离不开基础研究为人类面临的问题所提供的各种解决方法，新能源的开发、疾病疫苗的研制等解除了人类生存的威胁。在全球化和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科学令人类的继续繁衍、生存和发展变得可能。
5.大学基础研究与大学自身建设
科学研究水平是研究型大学最重要的标志，作为大学最主要的职能，基础研究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大学的质量与声誉。以诺贝尔奖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诺贝尔奖的科学奖项获得者当中有近八成来自世界一流大学，获得诺贝尔奖人数的多少不仅成为其所在大学的荣耀，更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尽管诺贝尔奖的价值需要审慎对待，但重视大学基础研究、培养基础研究人才能够提升国家基础研究水平却是不争的事实。从2006年起，我国大学基础研究的经费规模开始超过研究机构，成为我国最大的从事基础研究活动的部门；2009年，大学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总额达到了145.5亿元，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53.8%，其基础研究的活动规模首次超过全国半数。注96不过与国际知名研究型大学相比，我国大学基础研究水平还有待提升。为了顺利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迫切需要在加大大学基础研究投入力度的同时，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创新人才培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