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基础研究概念的历史渊源
确定“基础研究”的性质与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概念常常以一种非常模糊的形式运用在科技政策中，边界不清使基础研究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缺乏明确的目标指向，可能导致公共政策失效。尽管一些学者和国际组织试图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进行明确界定，但仍然难以获得一种普适性理解，正如罗斯柴尔德(Lord Rothschild)指出的，在对有关基础研究的性质、基础研究对应用研究的必然与偶然影响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边界划分上的争论，是一项费时费力的事情。注8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对“科学”的追求曾是一项毫无私利、主要基于个人旨趣并依赖自我资源支持的个体化活动。“纯科学”可以看做基础研究的早期形态，主要指由人的智力好奇所驱动，单纯地增进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的活动。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人将纯科学的价值归因于对自然奥秘的追求，为知识而知识的价值观大为流行。他们认为，自然是由某种本原而非神灵支配，这种本原能够通过理想探索来知晓。这种理性的力量促进了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的米利都学派的繁荣。“纯科学”的这一肇端与当时的社会结构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化，那些地位较高的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能够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脑力事务上，而当时经济的发展对技术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科学探索并没有被赋予功利属性。因此“纯科学只能是悠闲的上层阶级所追求的”，对自然的探索是以个人旨趣为出发点的个人行为，这时的科学家是牧师或贵族，没有任何自私的物质动机。明确地将“纯科学”与实际应用严格区分并将前者置于更加优越地位的观念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从事哲学探索的人和从事手工技艺的人彻底分开，并赋予前者更高的地位，同时强调知识的价值在其本身。同他的老师一样，亚里士多德也拒绝把应用作为理论探索的目的，他坚信哲学探索有着属于自己的“报偿奖赏”。注913世纪传入欧洲的科学思想体系延续了古希腊人的这一理念，探索自然以满足智力好奇的信念一直萦绕在欧洲科学家们的思想中。
中世纪以后，随着近代欧洲传播使用技艺的人所处地位的变化，科学中的功利主义思想开始出现，尤其是中世纪的行会赋予了这些技艺相当高的人以优越的地位。新教，特别是清教伦理也赋予手工劳动以不同的意义，认为不论什么行为，只要它“能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甜蜜”，能够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在上帝眼里就是善行。注10到17世纪，科学和技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科学再也不是一种游荡的运动，只是在不时的发现中找到支支吾吾的表现，科学已获得社会的认可并组织起来了”注11。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自发生成的，其先决条件业已深深扎根在这种哺育了它并确保其进一步成长的文化之中；它是长时期文化孵化生成的一个娇儿。我们倘若要想发现科学的这种新表现出来的生命力，以及这种新赢得的声望的独特源泉，就应该到那些文化价值中去寻找。注12尽管“实用”的意味开始浸入“科学”的价值属性中，但古希腊人对知识的理解及“纯科学”的优越地位仍被保留其中，直至今日，“纯科学”仍然是“基础研究”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强调科学具有潜在实用性，最具影响的人是弗朗西斯·培根，“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知识的实用价值。在他看来，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培根关于科学与实用技术间紧密联系的观点超前了300年，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现技术创新和科学进步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困难的。比如，在英国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推动因素是技术的发展而非科学的进步。13世纪建立的欧洲大学在工业革命中几乎没有起到作用。不过培根的描述也给人们提供了启示，即科学活动最终会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这一看法后来成为为科学研究争取资助的重要理由。17、18世纪成立的几个科学机构将培根的精神制度化。例如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明确地将科学作为“一种以技术为媒介的实验性行为”列入宪章注13；1666年法国成立了巴黎科学院，为以科学为职业的专业科学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并确立了科学家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理念。在19世纪的德国，得益于洪堡的努力，很多新大学从制度上强化了“科学探索应该追求其本身的奥秘”的观点，确立了大学是科学研究之所的理念并将其广泛传播。在洪堡的这一理念影响下，德国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研究有着对应的执行机构。自此，“本质的哲学”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分歧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前者解决“为什么”这类本质论问题，而后者则追求实用性。不过在培根及其同时代人的思想中，近代科学与技术间的区别是非常模糊的，他们倾向于将两者合二为一。例如培根认为技术(technique)是知识，而不是知识的结果，而现代意义上的“技术”一词直到19世纪才被普遍使用。注14
事实上，到19世纪末，很多知识是应用于社会需要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前，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联系一直都是非常薄弱甚至带偶然性的，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化学、燃料、电力和公共健康等方面的技术进步明显地依赖于化学、物理学和生物科学的进步。注15尤其是欧洲与美国在这一理念基础上建立起了现代研究型大学，从而将“基础科学”作为研究型大学的主要标志和使命。在20世纪初，“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开始形成明显的概念区分。在这一背景下，关于科学是文化还是经济增长的因素的争论贯穿整个基础研究的历史，它也是基础研究面临合法性危机的根源。
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科学”的内涵已经超越了古希腊时期留下的传统：首先，获得科学知识不仅与个人美德有联系，更被置于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科学与实用技术的融合被认为会带来利益；其次，科学从一项个人的自我投入活动演变成一种以科学为业的职业，科学家们摆脱了“独角戏”式的工作状态而以专业共同体的面貌出现。科学的职业化意味着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不再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更是一种生存方式；在资助方式上，科学家也不再依赖个人财富满足“智力好奇”，当基金会难以继续为科学家的专业活动提供足够的资源时，科学家必须从其他途径获得资助来维系研究；在组织方式上，必须有一个社会组织能够保护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并尽力将组织的这一功能合法化以获取资源，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建立可以看做这一过程的典范；最后，在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上，科学的职业化是一种互惠关系，它一方面服务社会，另一方面也从社会中得到资助，科学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这一点在战后时期变得尤为重要。注16总之，科学职业化为许多人提供了从事科学活动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获得社会承认、谋求经济效益的好处。科学的进展已不再是少数人知识的增长，而取决于这种职业是否能积极、有效和持续地为社会谋利，并随时准备接受公众的检验。注17
尽管科学的职业化意味着把洞悉自然奥秘的科学当作一项“祛魔”的事业，其本身并不关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注18，但其中仍然保留了传统的半宗教化的使命。1919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以学术为业》一文中，认为科学家从事工作的态度是：只有当人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追求的事物中，才被称为有价值的人。注19托马斯·吉尔林(Thomas F.Gieryn)引用20世纪初丁达尔(Tyndall)所说的，科学家“宗教般地”探索事物本身的奥秘，这是不同于技术学家的，后者仅仅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寻求发明创造。注20齐曼(John Ziman)认为，科学需要一些个体作出牺牲，因为科学家被期望能够坚持不懈地寻找没有明显效用的问题答案，并与他人相互协作来获取答案。基于此，齐曼认为无导向性和以应用为导向的研究的驱动力是明显不同的。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科学职业有着其他职业的普遍性特征，但其中又蕴涵着其特定的价值归属，即科学的精神特质。
科学职业化标志着科学成为一种具有独立目标和价值的社会建制，科学家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角色，科学真正实现了从主要是一种个人求知的文化现象向主要是一种社会生产性制度的转变。注21与此相伴随的是，到了19世纪末，随着工业和工程领域在社会中重要性的日益崛起，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却难以接受“纯科学”这种“高尚”的定义，他们试图与科学划分边界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引入了替代术语“根本的”(fundamental)和“基础的”(basic)，这些术语“并没有任何不纯的暗喻来贬低他们的研究”注22。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从制度上被分化开来，而一旦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以某种方式被区分，进行标记，哪些可以列入这两个类别则变得很模糊。克林(Kline)认为应用科学成为一个“保护伞”，被不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广泛使用，目的是提高他们在社会地位和经济资助方面的个人利益。这种分类被认为是重要的，因为“并不涉及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等级问题，这似乎可以让科学家和工程师都获益”。克林认为，划分不同研究类型的背后是从业者的利益。注23尽管此时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概念对立已经形成，但对二者间关系的思考还缺乏系统性。
1.“基础研究”战略地位的形成
对基础研究而言，二战是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对基础研究概念的理解后来被普遍接受，奠定了当前关于基础研究的制度安排和使命陈述。一战时期，很多国家突然意识到，与他们的对手德国相比，自己国家有关工业的基础性科学是多么缺乏。以化学为例，化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因为它是炸药、汽油、制药和染色工业所必需的，由于许多研究只能从德国进口，这些国家的政府开始大力发展本国的研究能力。科学家也利用战时这一特定背景为研究寻求更多的政府支持，这进一步加强了科学研究与政府间的互动，例如英国政府在1915年设立了科学与工业研究顾问委员会，到1916年发展成为独立的政府机构，并更名为科学与工业研究部(DSIR)。注24从这一机构的名字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一个基础研究机构，其部门政策优先考虑的显然是经济和社会的需要，不过战争仍然深化了人们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理解。
从组织模式上看，二战时期，政府与大学围绕科学研究形成的契约关系以及政府资助科学研究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模式，该模式也是战争胜利和军事安全的关键要素。战后，社会普遍认为这种契约关系应以某种形式延续：首先，在军界，尽管战时研究与开发办公室已经关闭，军方仍然希望继续与大学和科学家保持合作，并且使合作的关系成为一种常态；其次，大学和科学家也希望战后能够继续获得联邦政府的研究资助；其三，一些科学家指出，战后的研究不应继续以战事为核心，而应该转向公众福利，服务大众。这些观点使得美国需要重新思考国家战后的科技政策问题。不过，大学在与政府的契约中获得了研究所需要的资源，但政府对科学研究慷慨的资助也让科学家们感到一丝忧虑，他们唯恐基础研究的自治和自由的理念被侵蚀。注25时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布什(Vannevar Bush)确信，需要通过一种持久的方式来确保联邦政府与大学科学共同体的合作，但其前提是充分保障科学自治。注26由此可以看出，二战后，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是异常亲密的，因为彼此都确信这种友好关系能够为对方带来利益，不过二者间究竟该保持何种距离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对研究的分类而言，二战时期进行得最为有效。福勒(Fuller)认为，布什和他的支持者们把许多国防研究划分为基础类别，以减少公共责任性，而没有简单地采用增加实际研究经费的方式，这一点做得非常成功。注27布什在1945年后将基础研究确立为公共事业，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而斯蒂尔曼(Steelman)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完成的基础研究测量工作是另一个重要贡献。可以认为，这项度量工作是基础研究成为科学政策中一个重要类别的主要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斯蒂尔曼主政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在区分不同研究类别方面做得最为成功，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分类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并于1963年编入《弗拉斯卡蒂手册》(Frascati Manual)。这一编纂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旦基础研究可以被测度，那么就可以对其进行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国际比较了。
总之，二战期间及二战后，发展军事战略的野心促成了美国“曼哈顿工程”的成功实践，这也标志着国家全面干预并领导科学技术的开始。美国于1951年4月成立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1953年设立了总统科学特别助理，1976年又成立了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1993年则成立了内阁级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从而把科学技术管理提到了史无前例的战略高度。注28同时，美国国会在科技政策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的科技政策、科技财政预算、重大科技计划等必须经国会同意，并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从而确保了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地位。
2.公共资助基础研究的合法性的确立
冷战时期是基础研究发展史上又一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公共资助基础研究”观念的合法性得以确认，这一合法性来源主要建立在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基础上，即由于基础研究成果的公共产品属性使得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部门缺乏资助这类研究的动机，这也形成了日后对基础研究特征的广泛理解。公共利益观点认为，基础研究具有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非专有性(inappropriability)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三种特征，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企业将不会长期支持基础研究的发展，市场失灵意味着政府必须承担起资助基础研究的责任，以确保满足社会对知识生产的需求。这一观点最早来自兰德公司(Rand)的两篇早期研究报告。注29此外，很多科学家坚持，科学的本质是探索新发现，科学不应该受制于政府部门并应尽量远离那些具有实际政治目标的机构，要将兴趣作为从事基础研究的动机，这一科学自治理念成为科学家保护科学本质的重要理由。
基础研究的市场失灵观点获得了美国很多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推崇，因为这为学术共同体寻求政府资助找到了理由。学术共同体自20世纪初以来就一直在寻找社会的无私资助，同时又要坚持科学的自主特权和对目的导向的否定，而市场失灵理论是一个令人愉悦的观点，能同时使政治家、科学家以及企业都接受，因此成为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理论。
3.公共干预基础研究活动的开始
伴随着全球化和对经济增长的日益重视，以及一般公众对科学事业越来越多的批评，人们开始对“不干涉”基础研究的态度产生了疑问，冷战时期对基础研究的宽容态度不再继续。这一点可以从资助基础研究的理由的变化中反映出来，越来越多的资助强调基础研究的有用性，从价值理性走向工具理性的科学文化对基础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理由是因为科学有利于技术和创新并能够带来财富增加，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理念转变，即“科学究竟应该为谁服务”的问题。齐曼认为，似乎现在对发展科学有重要影响的唯一理由是强调科学对未来财富或其他有形利益的承诺。在竞争的氛围中，用科学来“推进知识前沿和追求真理已经不再那么重要，科学家们正努力利用增加财富作为增加他们研究资助的一种方法”注30。在“目的决定手段的效用理性”(ends justify the mean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下，方法在学术活动中不如目的那么重要了。现在从事任何研究的正当理由都可以被描述成能够生产财富或新技术。福曼在其对后现代的论述中认为，后现代性断言知识生产是受到束缚、带有私利的，从而截然站在古典和现代科学观的对立面，后两者把科学看做自由的探索，即不受限制的心智的自由活动，其成果在自由发表之后将有助于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事实上，就知识观来讲，这是划分现代科学和后现代科学的最鲜明的标准：一旦受束缚的、有私利的知识生产被一致接受，后现代性就开始了。注31与此同时，大学的领导者也愿意修改以往争取基础研究的理由，去支持更加商业化的科学和技术。有趣的是，作为学术自治最有力倡导者的科学家们，也非常强调学术研究和经济繁荣之间的紧密联系，“财富增加”遂成为新契约核心的组成部分，也引发了对“基础研究传统合理性”的质疑。
随着预算压力的增加，政府与学术共同体间的传统契约关系正在发生改变：从普遍资助到“合同制”的流行。国家对科研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在这一契约中，公共研究由来自研究理事会的政府部门委托开展，这就意味着给予研究活动以支持仅仅由其相关的应用方来管理，应用方主要是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在这一契约关系下，管理部门非常重视科研的成果，出现了一些从事短期应用研究的倾向，基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例如20世纪60—70年代，同美国政府主导的“癌症攻克计划”和“登月计划”一样，目标导向的科学研究活动日益增多，这也加剧了人们对基础研究未来的担忧，尽管这一担忧在30年前就已经出现且一直持续至今。
到了20世纪80年代，政府对待基础研究的态度发生了更大的转变。冷战的结束使得以军事目的为主的科研的重要性开始降低，同时，核动力的削弱导致了与之相关的物理研究领域经费的减少。这两个因素降低了物理学科的经费。随之而来的是，日本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经济的巨大成果，科学在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与之相对，美国在这一时期则经历了制造业的失业状况以及整个西方国家都经历的经济萧条，来自日本的挑战更使得西方国家感受到了普遍压力，一些国家开始思考科学与技术之间线性模式的有效性问题，认为两者之间的转换是非常复杂的。全球化的竞争也引发了科技政策重点的转向，埃尔金(Elzinga)将科技政策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科学政策、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政策、20世纪80年代的创新政策。那些原来对经济增长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科学、技术和创新间的关系，科学政策不再关注科学本身，而是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工业发展。注32在这一背景下，布什的纯粹、自治的科学思想被认为是不可行的，而大学和工业界的联系是必要和值得的。大学校长们为了获得科学资助，也不得不改变他们阐述诉求的方式，因为判断资助科学研究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便是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学校长们重新定义了基础研究以使其具有应用维度，与工业应用更为接近。注33这时，那些希望获得基础研究资助的人认为，如果政府资助过于强调应用性，那么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就会变相成为对工业的补贴，因此他们迫切希望对这一概念进行更好的界限划分，在这一划分中，他们的研究距离应用既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值得一提的是，在欧洲关于要严格区分基础与应用界限的呼声则要淡薄得多。
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基础研究的地位及其与政府、工业界的关系一直影响至今，“基础研究与工业生产和对于整个社会相关的技术进步紧密地结合起来”注34。到了20世纪90年代，科学发展处于一个平稳时期。不过，很多国家都经历了研究经费不足的困扰，研发(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下降了，部分原因是这一时期政府在财政和政治上的需求不断高涨以及日益增长的全球化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