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资本的基本概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关联

文化资本的概念界定最初缘起于布迪厄的相关研究，是对资本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场域、惯习等是文化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且文化资本理论体系的形成深受马克思相关理论的影响。从资本角度对文化概念进行的重新审视，可以为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研究提供新的理论研究视角。

（一）文化资本的产生与内涵

1．文化资本的产生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主要是以社会关系为中心进行研究的，其虽然以这样的认识思路展开对于资本的深入分析，但并不否认资本依附于一定载体的认识，货币、生产资料及商品都是资本的存在形式或载体。马克思构筑了科学完整的资本理论体系，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的形态由传统的单一的货币资本、实物资本发展到现代社会的多种资本形态，布迪厄没有拘泥于简单的经济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资本，而是对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进行了非经济学的解读，其扩大了资本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强调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由家庭、学校、社会共同作用和影响所形成的文化资本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单单从“经济资本”这一概念出发，马克思主义就提出了关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动力学以及现代社会所包含的各种矛盾，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布迪厄指出了另一种因素的存在——在这一方面，他赋予了该因素以相同的认识论意义——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概念中的文化是较为宽泛的概念内涵，不仅指一系列客观社会规则机制，物化为制度、仪式的区隔体系，还包括人们和他们的物质环境之间历史形成的交往互动，以及被惯习内化为身体经验的价值和标准。布迪厄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了马克思定义的术语：“资本”指的是每个场域所特有的“资源”，人们所拥有的更多呈现出一种“符号资本”。布迪厄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每个场域都有自己关于优秀的标准，这种标准内在于其自身的理性，而且规定了某个特殊的“资本”。布迪厄指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是一种镶嵌在客体或主体的结构当中的力量，也是一种强调社会界内的规律的原则。”布迪厄进而把资本归结为三种基本的形式：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

2．文化资本的内涵

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是以三种形式存在的：（1）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3）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后续学者对于文化资本的研究有相当部分是从文化资本的内涵和概念入手，尝试对文化资本做出较为全面的阐述，具体概念界定的观点见表1-1，国内学者在总结中，一致认为文化资本是指通过世代传承而积累的性情禀性、文化知识以及技术技能，包括个体的行为倾向、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对音乐、图书等艺术作品的品位，它以教育证书的形式被制度化，属于隐性的资本。

文化资本需要依托特定的社会空间而存在，它是行动者对空间中一定类型和数量的文化资源的排他性占有。一部分文化资源（这其中包含着物化资源和精神资源两种形态）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成为稀缺资源的，成为不同社会主体和社会阶级的争夺对象，占有这类资源可以获取一定物质的和象征的增殖效果，基于此种情况的资源流动，这部分的文化资源逐渐向资本的形态转化，最终得以形成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和共时性交织的过程，在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和历史阶段之中，资本构成的比重必然存在差异。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信息化要素融入文化资本中，信息技术的深化加快了文化资本的流动，在其影响力的释放中，不仅可以给行动者提供知识储备及行动实践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以实物、能力、制度证书等多种形态呈现的文化资本是具体与抽象交织的产物，可以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得以留存。

文化资本是一种与社会各种机制共谋的、并藉由这些社会机制（如教育场域的运作）来合法化其自身的资本形式。文化资本展现的是能够“辨识”出特殊符码意义并指导实践活动的一种“知觉和评价模式系统”，“它以有意识及无意识的方式发挥作用。”当人们借由这种特殊辨识系统（实质是惯习的形成）的导向作用，开始着力培养自己以及下一代与系统的契合度。这种特殊的辨识系统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资本存在，可以供行动者在复杂符号世界中流通和交流。

3．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区分

场域之中的社会行动者所掌握的文化资本的容量取决于他所在的社会网络中的每个成员所持有的各种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或象征性资本）的总容量。不同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场域空间内“不同类型资本的集中（这一过程与其他相应的场域的建构是相平行进行的），实际上导致一种特殊资本，即严格意义的国家资本的出现”，凭借这种资本，国家通过“元资本”决定着场域空间中不同形态资本的价值含量和彼此转换的“兑换率”，确定各类资本的相互位置关系，实施国家层面的管制和协调。根据文化资本的内涵，需要将其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作一个简单区分。

（1）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

最早提出“人力资本”一词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将其概括为五方面，包括：医疗和保健、在职人员训练、学校教育、学习项目、迁移活动；明确定义“人力资本”概念的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则认为，对于人力的投资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形成的人力资本，其中教育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本的分类里面，第一层次的文化资本（即具体化的文化资本）研究聚焦于文化资本与个体发展，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为资本拥有者“提供物质利益和符号利益方面的庇护：任何特定的文化能力都会依靠它在文化资本的分布中所在的位置，获得一种超常的价值，并给它的拥有者带来可见的利益”。在这一角度上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有很大的契合度。但应该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与贝克尔（G. Becker）的“人力资本”概念区别开来，与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学者不同，布迪厄集中关注的是各种类型的资本的意义与用途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变化，他把分析的焦点从个体的或全球社会的生产力的恢复，转向文化投资对社会阶级结构维持的影响，对不能用经济术语进行阐释的文化社会化以及文化传递的微观层面尤为重要。

（2）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也是由布迪厄首先提出的，1980年他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刊发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明确提出社会资本即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积累，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且熟识的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继而1988年詹姆斯·科尔曼深化和系统化社会资本的概念，阐述了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研究的一系列成果使这一概念引起广泛关注。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社会资本是个体在社会空间展开网络联结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文化资本是个体融入社会空间的一种“修炼”和拓展，它们为社会成员间的联系提供了经济资本以外的可能。布迪厄对于资本类型的划分，可以为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区分提供思路。文化资本在理论体系构造的过程中，已经将经济、社会等因素纳入并加以统一考虑。这种考虑方式事实上就意味着，文化资本已包涵着经济资本的存在，而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以及其他资本之间的转化是可能也是必要的。结合中国语境分析，置于同一社会网络之中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共同作用下，个体（即行动者）形成了文化资本积累中的稳定的性情系统，并在潜移默化之中对相同的文化符号识别、认知乃至认同，因此行动者之间自觉联结成群，形成共识、共享的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文化认同加强了场域中行动者的信任，而通过行动者之间制度化的规范和共识，又深刻印证着这种文化认同。在当前中国社会系统中，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互动、转化中保持适当的张力，有助于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形成。

（二）文化资本的核心概念释义

文化资本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其理论和方法是相互关联的，“场域”“惯习”“符号”“行动者”“游戏感”等概念贯穿其中，形成了文化资本分析的独特语言体系。

1．场域的概念

文化资本分析中提出了“场域”（Field）的概念，认为“只有在一个场域的关系中，一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进而文化资本得以有三种形式资本形态的呈现。场域的研究是以“关系分析”的方法对身处其中的行动者进行研究，这其中有社会地位影响的分析，亦有对行动者场域占位的多维空间分析，并结合资本的结构配比及可转换性进行聚焦。可以说对不同类型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作用力的关注是场域研究的重点。需要注意的是，“行动”一词经常出现于文化资本的场域理论中，场域之中的个体经常被冠之以“行动者”的称谓。对“行动”与“行为”的区分可以参考高国希的界定，他认为，“行动”不同于“行为”，受教育者可以有“无意识行为”，但不会有“无意识行动”。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角而言，用“行动”更贴切。由此，场域的“行动者”概念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行动”研究是相契合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场域研究的最基本要素，它是由获得不同社会地位（即在场域不同位置）的行动者所组成的多元社会结构。在受教育者社会化的进程中，多元社会结构深受行动者所持有的资本数量和类型、由资本结构所决定的权力大小、惯习影响下的行动者精神面貌呈现、各种象征性符号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并在实践活动中将时间性因素融入其中，通过过去和未来传递和扩大着这样的影响。具体分析“场域”概念，其可以分为以下几层含义：

首先，场域是结构和规则形构的空间系统。“场没有组成部分”，场域空间虽然是潜在、开放的空间，但其存在边界，“其界线是一种动态的边界，与场的内部斗争的利害密切相关”。行动者出于特定的利益或目的指向聚合在一起，为了争夺场域内的支配权（或者说资本支配权）而发生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可以说，每个场域都是以某一目的导向为特征的存在，行动者以目的实现为导向进行场域内个体的资本配置，即为投资行为。

其次，场域是以游戏感为表述的实践活动。“游戏感”是文化资本分析中经常出现的用语，它是实践感最具示范性的表现，是场域空间客观结构的产物，它使“游戏”一词首先获得主观的意义，即具有一个方向、一种倾向以及一种规则，成为一个实践意味指向的概念。游戏感引导着行动者的投入、兴趣以及“对游戏的预设的信从即信念”。另外，游戏还具有客观的意义，场域结构由特殊规则组成，对这些规则进行实践活动，可以由此生成指向未来的可能意义，即可能意义的导向性作用是场域内实践活动的缘起。形形色色的场域是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交织下以自主化的过程逐渐形成的。游戏感并非场域中刻意营造的自为存在，而是“生于游戏，随游戏而生”的无意识存在。

再次，场域是由资本配置所影响的权力束。场域和资本是相互制约的。场域是一种客观关系的表现，拥有不同资本类型组合的行动者借由相互关系交互进行的场域位置选择实现了这种关系的搭建。场域的位置是由空间内活跃的资本以特殊形式实现的分布结构建构来划定的，行动者在社会空间内位置的分配是基于两个参考条件得以实施：一是行动者持有的资本总量；二是行动者的资本类型占比。资本的生成和流动可以生成控制场域的权力，继而在生产与再生产的转化中实现了场域结构的完善。资本生产着一种规制力，得以整合场域规则，形成有规律性的控制力。行动者拥有的资本数量和资本类型分布特征可以反映出其在社会空间的成长轨迹，特别是在文化资本与其他类型资本间的流动和转换中，将作用力从场域内带到场域间，促使不同场域之间产生彼此关系交互的可能，因此场域并非是固化的，它具有相对稳定性。构成不同场域的资本，按照特定的兑换率始终处在不停地流动和交换过程之中。在不同资本之间进行的这种流动和交换，推动建构起不同场域的异构性特征，并以不同的运作逻辑各自拓展着场域的边界。

2．惯习的概念

文化资本分析中提出了“惯习”（Habitus）的概念，惯习首先是一套被社会历史约束和建构的系统，另一方面它也是以生成性和创造性为特点的一种性情系统。

“惯习是含混与模糊的同义词”，作为一种自发的生成，它是在变化的环境中面对临时境遇所作出的回应，其所遵循的实践逻辑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阐释，但却依然可以帮助行动者确定与世界的联系。

惯习的概念不仅已经在行动者内心深处形成内在化的主观心理状态，而且还积累着行动者的历史经验，凝聚着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轨迹，继而向客观世界外在化地生成原则。惯习结合了“两种看来相互对立的力量和因素”，将物质性与精神性、主体性与客观性、外在与内在、静态与动态、历史与现实、实然与应然等各种因素和力量，在惯习及其运作的结构中，渗透到一个完整的结构之中。惯习作用的发挥往往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的，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惯习之所以能产生一定的持久效果，是因为它具有无限的生成能力，并在场域中将行动者的思维认知、感受体验、语言创作、行动规范等联结起来。然而必须要承认，这些生成和联结总是受到所处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的限制。惯习是历史的产物，遵循历史发展的轨迹，进行着个体和组织的实践创造活动，并形成深刻的集体记忆。借由集体记忆，惯习可以使过去的经验实现恰当的在场，并以多种形态印记在行动者身上，实现其行为模式的合拍性。惯习的形成和发展是将人们置于生活空间的某种特定文化或亚文化语境中进行的知识资源获取以及精神文化需求满足。

因此，惯习是一种认知和激励机制，可以将个体接受到的社会环境影响内化于个体的成长过程中。同时，惯习也提供了这样一种媒介，通过它将所需的信息和资源输送到其被告知的行动中。惯习的存在将文化资本聚集起来，利用场域的空间作用力，形塑为个体的素质以及整体的文化惯习，成为融入现代社会规范的重要依托。具体分析惯习概念，可以分为以下几层含义：

首先，惯习是历史的产物。惯习存在于行动者的历史经验中，并被内化为一种心态性情系统，它与行动者已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生活环境、成长历程以及所经历过的心理状态紧密相关，是个体历史经验的结晶，即惯习具有历时性的特点。惯习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是双向存在的，一方面，惯习是历史活动的产物，是行动者思想成长历程和精神生活内在发展的经验凝缩；另一方面，惯习在记录、凝练和内化历史的同时，也呈现了外化及重新梳理、建构历史经验的潜能。换句话说，惯习在建构历史的同时也反映着历史。作为历史经验的累积，惯习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始终有实践活动相伴，实践活动积极地发挥着能动作用。由此，对于惯习的历时性特点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其次，惯习表现为当下的实然状态。惯习把时间的轨迹融入现实生活中，深刻影响着行为的模式和沟通的语言。惯习将行动者所经历的经验和事件收集、凝练并加以记录，把客观的历史在场域中内化，继而再通过实践活动将历史外化地呈现出来。简言之，惯习联结着历史与现实。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惯习记录着历史，呈现着历史，历时性的活动在惯习的存在中使用共同认可的某种符码进行着生成—解读—再生成的传递，完成它与目前实然状态的交叉转换。因此，在行动者的行动模式或者行为偏好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历史的印记。通过惯习，历史已然渗透到行动者活动的点点滴滴之中，而行为模式本身，反映着历史经验，并对经验的原有印记进行了适当的更新，以便使历史经验与当下的实然状态更为契合，使其在新的实践中再现出来并继续得以重视。惯习是一个动态的要素，它在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并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建构性功能，它存在于行动者的精神生活和社会行动中，是鲜活历史经验的展现。因此，惯习也成为场域中的行动者与其历史之间交互的中介渠道，实现着历史、现在和未来的互动，即行动者依靠惯习的力量将历史带入现实并推向未来。

最后，惯习还指向行动者的未来。惯习对于行动者场域内的活动提供指导。惯习作为历史经验累积而形成的意识结构，影响着实践行动的方向以及行动者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甚至价值选择。由于惯习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行动的方向，因此，其可以作为对行动者各种行为进行解读的一种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形成惯习的历史经验越丰富，则惯习可以集聚的资源以及利用这些资源形成的对“自我”和“他者”的解释能力就越强，由此所实施的行动也愈发理所当然。惯习的联结作用可以说它既是过去与现在相联系的纽带，亦是现在与未来相联系的纽带，同时它还是个体与前辈、同辈以及后辈对话的中介，是代际传递的推动力量。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但它的影子依然存在，个体或群体的惯习结构以及在场的实践便是历史经验“存档”的印证。通过对惯习的分析，可以追溯行动者行动的缘起（历史），亦可预判行动者行动的指向（未来）。惯习已成为人类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方式、行为规则和策略等实际表现及其精神需求的来源，它是个体特别是教育对象在精神生活和社会行动中所展现的鲜活历史，是在现实中的行动历史。历史的联结意味着在惯习中以符码的生成—解读—再生成程序完成它与当前行动条件的纵横交错。因此，人们的行动和行动方式或多或少都会伴随着印有行动者经历的痕迹，并具有创造现实和指向未来的强大实践能力。

3．场域、惯习与文化资本的统一

有理由认为，场域、惯习和资本的理论构建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当代社会结构是由数个交错的场域构成，场域之间既保持了一定的区隔，又在实践的中介作用下相互交织和相互转换。文化资本与惯习和场域之间存在着双向互构关系。在研究文化的时候，文化资本理论拓展出了一种关于实践与象征符号互动的政治经济学。通过把经济利益的概念延伸到文化领域，重新阐释了社会生活的符号象征与物质形态的关系，进而把文化解释成具有特殊积累规则、交换规则和运行规则的资本形式。首先，对于惯习与场域的关系而言，场域形塑着惯习，也制约着惯习，惯习对场域有认知的建构关系，场域是一个被赋予了价值和利益，值得行动者去投入的社会世界。其次，对于文化资本与场域的关系而言，两者之间是相依共存。“资本”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场域”，只有在特定场域的关系中，资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在的场域，资本既是场域空间内竞争的目标指向，也是竞争得以开展的条件保障。场域空间中的不同类型资本组合是行动者社会背景的凝缩，场域总体资本的结构决定着场域的结构，行动者拥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决定着其在场域空间的位置。可以说，资本的存在构成了场域的意义空间。再次，对于文化资本与惯习的关系而言，惯习取决于场域中行动者拥有的资本，与此同时，惯习也影响着场域中行动者使用资本的策略，推动着拥有一定数量资本的行动者采取某种特定策略，积极参与场域的博弈或远离博弈。

（三）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关联

1．资本概念的扩展与延伸

文化资本的概念构建是从扩展的文化视角进行研究的，参照胡海波等对文化层次的界定，广义文化一般包括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或观念文化。

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正是因为资本强迫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从事这种超过他们的直接需要的劳动，所以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可以说，文化资本分析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实质上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继承和延续，无论是从“惯习”“场域”和“符号”的核心概念分析，还是对具体场域（如教育场域）中的文化资本功能分析，都可以清晰地找到文化资本分析所反映出的现实主义的唯物立场。

对于文化资本理论而言，从其理论提出者布迪厄本人的分析方法借鉴来看，首先，他吸取了涂尔干社会关系分类图式与社会客观分类对应的思路；其次，从马克斯·韦伯利用经济学术语研究宗教和精神空间的学术思维中得到文化研究方面的启示；最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影响，将“资本”概念延伸应用于文化分析。

货币交换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完善使经济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推动社会发展，资本由特殊性向普遍性提升，资本的概念开始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开始呈现出资本概念泛化的趋势，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本概念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的其他存在可以依据资本原则进行分析和界定的研究新动向，也推动了其他各种存在（譬如文化）转化为资本的可能。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任何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见，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主要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为中心进行研究的，虽然以这样的认识思路展开对于资本的深入分析，但并不否认资本依附于一定载体的认识，他认为资本在具体运动的过程中总是表现为货币、生产资料以及商品等一定的物质，这些物质成为资本的存在形式或载体。文化资本概念深受马克思对于“资本”概念的启发，实质上究其方法论是对马克思资本理论的一种同义推广，布迪厄本人也承认其对马克思的模仿，“实践活动即使摆脱了（狭义的）‘经济’利益逻辑并转向非物质的、难以量化的赌注，给人以非功利外表，但实际上一直在服从一种经济逻辑”。在马克思经典理论的阐释中，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批判以及扩展到对整个现代社会的研究考察，最终都将研究的焦点归集于“资本”这一研究的核心概念上，资本是马克思对现代社会进行解读的关键所在。

当今社会变化迅猛，但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质、资本与资本“他者”之间的对立以及资本永不停歇进行扩张的本能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尤其是在新的发展阶段，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态势日益明显，资本已成为多元主体利益的组合，劳动关系所呈现出的多种样态也比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更加复杂，作为劳动衡量尺度以及剩余劳动凝结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因此，可以说文化资本理论是对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扩展和延伸。

2．生产劳动的共时性与历时性

马克思、恩格斯明晰地阐释了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他们关于生产力诸要素以及劳动过程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文化层面的意义。在对人类文化理解的层面上，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某个时期的技术、知识和思想观念的集合体，这与马克思直接或间接分析的生产力要素的具体构成是完全一致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是劳动过程中直接的劳动资料，而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意识以及价值观念，通过人的作用间接地、历时性地作用于社会生产。从理论结构整体性来看，文化资本分析是在惯习的历时性和场域的共时性交互中进行的概念呈现和理论体系构建，一方面文化资本与其他形态的资本共时存在，期间亦有相互转化的驱动和可能；另一方面文化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也是一个历时动态不断变化的过程。行动者是否能够延长其获取文化资本的时间长度，取决于其自由时间的长度，这里的自由时间是指从经济束缚中摆脱出来的时间，这是具体化文化资本最初积累的前提条件。文化能力在文化资本的传递和积累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获取资本需要一个延长过程，而能力就是这一延长过程所需要的特别的文化上的要求”。

3．马克思实践观的拓展

实践活动既可以使文化以有形或无形产品的物化形态得以呈现和保留，也可以在个体本身实现内化形态的转化，即“实践作为文化的动态形式，作为其最终成果的总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实践行为“从交往的角度来看，它们是用来保存和发展文化知识的；从社会化的角度来看，它们则是用来培养和维护个人认同的”。马克思关于实践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中重要性的观点、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以及围绕资本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都是文化资本分析的重要参考。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是把文化看作超功利和无目的的领域进行分析的，这掩盖了统治阶级通过物质型和非物质型资本之间的相互转化来强化其对有价值资源的进行垄断的事实。文化资本的分析不再把文化视为无功利性的存在，并以此进行文化实践向度的分析，提出了关于实践的一般经济学，并尝试研究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的实践行为背后的经济逻辑。在此基础之上，诸如文化积累、文化传承和文化再生产等融入众多智力因素的实践活动，也被还原成一种具有象征性特征和自主逻辑的利益行为，与其他类型的实践活动一样具有“资本”维度的考量。

马克思的实践观最重要的基本概念是：实践主体、实践观念、实践工具、实践场所等。实践主体回答的是谁在实践的问题，马克思一般情况下指的是人类，而文化资本分析中的实践主体指的是日常生活实践的行动者。实践观念解决的是人类如何实践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怎样实践、实践的逻辑和策略来自哪里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实践都是在实践观念的支配下进行的，而文化资本理论认为行动者的活动是在惯习的支配下进行的。马克思认为实践工具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一般指生产工具，而文化资本理论认为实践工具是资本。马克思把实践场所一般理解为客观世界（宇宙），或者说，实践对象为客体，而文化资本理论则提出行动者的实践场所为场域。可以说，以布迪厄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分析中的社会实践观是在继承了马克思实践观念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构建的。在布迪厄本人的诸多研究成果中，有关社会实践的理论分析集中呈现在《实践理论大纲》《实践的逻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实践感》《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等著作中，其中《实践的逻辑》中提及或引用马克思的论述多达19处，在《实践理论大纲》中涉及14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和《实践感》则分别有13处和11处。

可以把文化资本分析的实践概念理解为：行动者在特定的场域中借由各自拥有的资本，在特定惯习的指导下，以巩固和提高其场域位置以及提高其拥有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为目的所从事的活动。需要指出的是，布迪厄曾强调：“我要向你们指出，我从来没有用过‘实践’（praxis）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至少在法语中，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理论上的夸大说法……我只是说‘实际活动’（pratique）。”可见，在布迪厄研究分析中所使用的“实践”与马克思常用的“实践”并不完全一致。文化资本分析中的实践概念更多是指向人的“实际活动”，即个体所从事的一般性日常活动，包括生产劳动、物质交换、精神文化生活、政治参与和日常活动等诸多内容。

另外，在文化资本的分析过程中，围绕行动者在实践中使用何种资本空间、资本使用的具体实践过程以及实践工具的应用等方面的研究，不同于马克思实践理论中的实践空间、实践观念和实践工具等概念，实质上是从日常生活实践的视角为我们进行研究分析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资本分析在实践空间、实践观念和实践工具等方面对马克思的实践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为多视角深化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文化教育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的主体存在形式可以更好地体现文化的“人化”本质，这不仅是因为文化最能体现人的属性和动物属性的区别并为“人之所以为人”提供立论的依据，还在于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同时也是文化的目的所在，文化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其终极目的即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认识到人的全面发展和教育密切相关，教育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途径。马克思指出，“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但在这一时期，对教育怎样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问题还思考不充分。在《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对教育怎样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做了具体的论述，在考察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断定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作为马克思以后资本理论发展的一种代表，文化资本理论深化了资本理论向文化层面的延展，在关注人的发展方面，更多指向了文化能力、文化关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关注，这客观上是与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人实质上是一种“应然”状态下的人，马克思始终把“现实的人”作为研究的重点，其对资本进行更深入研究的目的在于厘清“实然”和“应然”状态下人的关系，并由此推及整个人类社会“实然”与“应然”状态的研究。

因此，马克思对于资本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对物质资本的研究，而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不断深化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这对于其他各种资本形态的研究可以说是高屋建瓴的。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不是物……而是人们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物对人的关系，或者说，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

对于文化资本理论而言，当文化发展的成果指向人时，即文化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时，文化资本就能够转化为一种文化生产力，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这是文化资本的正面取向。文化资本扩张带来的负面问题集中体现为文化资本泛化，这种泛化必然导致文化的异化。当文化资本过度扩张时，直接体现了人的一种异化的存在状态，表明了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资本的逻辑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进入了人们的社会交往领域，影响着人们对精神价值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