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命观的变化与天命思想的摇坠

长期的动荡，统治者的腐败失德，也导致人民对于上帝信仰的动摇。

殷周之际，为神权笼罩或为神权余威犹存的时代，周室的代殷，说是和当初殷有国家一样，乃出于上天的意志。但周室在承受天命之说以外，另注入了新的内容。《诗经·大雅》的部分诗篇，和《尚书·周书》各篇一样，一面称颂上帝的伟大（如《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一面警惕自己说“上天难以信赖，维持王业是不容易的”（《大明》：“天难斯忱，不易维王”），“天命的承受不容易”（《文王》：“骏命不易”），要“自求多福”。在天命思想的演变中，人的作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样，人的作为的成败，就会直接影响信仰增减的程度。当周室逐渐腐蚀而终至于崩溃时，天神的威信自然大为减损，民怨也就投射到天神的信仰上。实在说来，所谓天国的世界，不过是人间的倒映，上帝的状况也只是下帝状况的反射。当下帝失德败溃时，天神的威权也随着大为降落；当民怨日生时，人民指桑骂槐，借上帝而辱责下帝，这时不仅下帝的权威荡失，上帝的信仰也随之而摇坠了。《诗》中的雅诗，表达了人民对于天帝信仰摇坠的状况。

西周政权的末期，祸乱频仍，民困日逼，因而厉幽时代的上帝，在人民心中，疾威暴虐，实即是下帝形象的写照。这时，战争、徭役、饥饿、死亡层层缠扰着人民，百姓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转徙沟壑，流离失所，因而苍天暴虐之声，处处可闻。

《召旻》（《大雅》）写到：“老天太暴虐，降下严重的灾荒，饥馑饿坏我们，人民到处流亡，我们居住的地方一片荒凉。”（“昊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小旻》（《小雅》）抗议说：“苍天暴虐，施害于人间。”（“昊天疾威，敷于下土。”）《雨无正》（《小雅》）咀咒着：“苍天暴虐，完全不顾人民的苦难。”（“昊天疾威，弗虑弗图。”）

诗人陈述人民的苦难说“祸乱没有停止，百姓不得安宁”（《小雅·节南山》：“乱靡有定……俾民不宁”），谴责那不体恤小民的苍天，不该使民众穷绝（“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埋怨苍天不矜惜人民的劳苦（《柔桑》：“倬彼昊天，宁不我矜”），既然说是为民父母，人民无罪无辜，却降下这么大的祸乱（《巧言》：“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幠”）。诗人抨击说“人民处在危难之中，老天还迷迷糊糊”（《正月》：“民今方殆，视天梦梦”），进而控诉说“上天这样残害我们，惟恐不能把我们消灭似的”（“天之扤我，如不我克”）。

战争的祸患，徭役的繁重，人民复遭饥馑之灾。《云汉》、《召旻》和《雨无正》各篇，写出了饥馑的严重性（《云汉》：“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召旻》：“天笃降丧，瘨我饥馑”；《雨无正》：“降丧饥馑，斩伐四国”），百姓哀叹“旱既大甚”、“旱魃为虐”（《云汉》），在饥荒的袭击下，人民如旱年的枯草。人民莫不责骂昊天的残忍：“浩浩昊天，不骏其德。”这也是借昊天而责骂统治者的不德。《节南山》则不仅咒咀昊天的刻毒（“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还指责昊天的不平，降给人民这般重大的祸害（“昊天不佣，降此鞫讻”）。这反映了对社会阶级的贫富不均劳逸不公的现象的控诉。

西周早期时代，犹称颂“皇矣上帝”，到了这时候，上帝被谴责为反覆无常（《小雅·菀柳》：“上帝甚蹈”）；反其道而行（《大雅·板》：“上帝板板”），说它使人民陷于病苦，所说的话都不信实（“下民卒瘅，出话不然”）。这时，人民毫不隐讳地责骂它是个荒唐的上帝、暴虐的上帝（《荡》：“荡荡上帝”、“疾威上帝”）了。《十月之交》更是明白地指出，人民大众的灾难，并不是什么上天给与的，所有的纷争祸乱，都是由统治者造成的（“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这些雅诗篇中所显示的，不仅是斥责上帝的问题，而且是在指控统治者的作为的问题。以往，下帝借上帝的招牌，以震摄人心，而便其行事。现在，人民困逼怨怒之余，将这个金字招牌扯了下来。天帝神圣性的倒塌，亦即是统治者威严性的摇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