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Ⅰ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学力观

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继续革命”的思想意识仍存留于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一状况持续到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核心地位，会议决定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逐渐从革命转向现代化建设。之后，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也进一步深化了改革开放政策。

“文革”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主导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成为中国社会活动的中心。在此期间，从小学到大学都停止了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社会各领域开始消除“文革”的影响。尤其是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工作之后担任科学教育相关工作，强调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77年8月4至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与教育座谈会”上邓小平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教育战线同科研战线一样，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劳动者。同年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指出，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创造条件，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并提出要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问题。同年8月13日到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改变“文革”期间高校招生不考试的做法，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同年12月，全国约有570万青年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各大专院校从中择优录取了27.3万名学生。由此，停滞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我国教育也进入新时代。

1985年5月15至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研究了实行教育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措施。同年5月27日，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要求我们不但必须放手使用和努力提高现有的人才，而且必须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一方面剔除“文革”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提出加强青少年学生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培养。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共中央认为应该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加强党中央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领域的监督与领导。政府工作的重心转移至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和党的领导地位，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所以，改革开放的政策也暂时停止。在教育领域，中共中央认为应该加强对青少年进行中国历史和国情教育。所以，1989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转发给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指出，培养什么样的人始终是教育战线的根本问题。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真正把高等学校办成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坚强阵地。1990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依据上述《关于高等学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意见》发布了《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中指出，调整后的课程结构由学科课程和活动两部分组成。其中，学科课程采取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形式。另外，对历史科的课程安排做了明确说明：“历史课的教学大纲要增加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在1990年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中，确实增加了中国近现代史必修课和中国古代史选修课程的内容。1991年，时任总书记江泽民致信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和副主任何东昌，建议对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加强中国现代史和国情教育。同年8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了《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其中要求中小学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

在此背景下，第Ⅰ期的高中历史课程改革逐步进行，其课程改革中体现了学力观的变化与特征。以下将对第Ⅰ期的课程改革过程进行梳理，从而探究该时期的学力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