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育与“实用的过去”

中国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至今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教育诉求的变化，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及教学内容也在不断改变。所以，社会与学力观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或者说与学力观的变化密切相关。

在日本，围绕学力的论争由来已久。然而，在中国，“学力”一词的使用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才开始出现。所以，秦君主要从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培养目标中规定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考察了中国的学力观，包括三方面培养目标的制定，以及教育实践中该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教科书内容如何编辑，教育现场如何教学，以及学生的学习成果如何评价，都是迫切需要改进的内容。当然，高考无疑是评价高中生学习成果的重要指标，但教育实践具有长期性，需要从多方面把握。

秦君不仅对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还对教科书内容（体例、编辑）的变化，以及与高考试题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缜密的分析。当然，课程改革是逐年进行的，学生也在不断升级，所以新教科书的使用与高考之间存在时间差异，其间社会状况的变化也会影响教育实践。从现在回到过去观察教育现场的实际状况是不现实的，所以秦君通过访谈有当时教育经验和经历的教师及学生（包括曾经是学生现在担任历史教师），唤起教师和学生的记忆并进行记录。诚然，我们需要对访谈内容的描述及访谈对象所忆事物的真实性进行科学、谨慎的考虑，但如何把握相关者过去的经验，并将其放到当前的框架中进行思考也颇有意义。

选择历史科并对其进行教育学性考察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学科中的政治性，这是十分复杂的。在20世纪，将国民意识植于个人形成国家意识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便是历史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学科中，日语、修身、历史和地理等学科在形成国民意识、国家意识（战前的皇国史观、军国主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上述学科被取消，转而进行了以培养民主主义为目标的学科改革，而且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围绕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日本与邻国之间也发生了关于过去记忆的摩擦。另外，也可见德国与波兰之间关于历史教科书内容通过邻国间进行国际性对话来解决的情况（近藤孝弘的研究）。

历史的事实、历史学的成果与历史教育的内容之间应该存在距离，保持各自不同的性质和方向性。对学生而言，应该考虑如何将与自身经验相去甚远的历史事实结合到现实生活之中，这需要对历史科进行教育学性的思考和设计。如果仅仅是背诵教科书内容，即便在考试中能够发挥作用也会很快忘却，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应该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实用的过去”这一角度出发进行学习，教科书中记载的历史事物也应该与“实用的过去”，即“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并应用于现在进而可以预测未来（至少最近的将来）的过去”相联系，进行回忆和想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区分了国民（nation）与国家（state），并揭示了国民意识（nationalism，又可译为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即“民族主义产生于特定的地理区域中，其居民感到共有同一种命运和同一个未来”，而且“出现于人们开始感到同胞深深的爱而团结一心之时”。在这种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正是具有中央集权阶层结构的教育制度和出版行业。超越民族、宗教和语言的差异使国境内（未曾谋面）的人们共同拥有同胞意识无疑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课题。为此，不仅需要完备的教育制度，历史科的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从过去吸取教训而面向未来的教育。另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共有超越民族主义（跨国境）的地球公民意识也与历史科的教育实践及其学力培养密切相关。

秦君在论文中明确了中国学力观的变化及历史教育的改革虽然与政治相关，但并不从属于政治，而是基于科学的教育研究展开的，再次证明了历史教育值得进行教育学性考察的价值；对历史教育应有的方向性及学力培养的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提供了展望未来的线索。秦君这篇颇具价值的论文得以出版，本人深感欣慰。

西野节男

2016年12月14日于名古屋

秦东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