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记忆的生产与消费
记忆和回忆好比是对过往信息的存储与提取,记忆的信息是有价值的,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我们头脑中信息银行的存款,而回忆则如同取款,一个美好记忆的价值会随着回忆次数的增加而降低。墨守成规的人是过去的乐观者和未来的悲观者。不过,活在过去的一个好处就是代价低廉。我们之所以强调记忆的生产与消费价值,是因为生命的历程从本质上来说是由记忆构成的。如果记忆不留下一些历史证据,那么记忆与幻觉就没有区别了。如果回忆过多,我们称之为“活在过去”,这往往是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媒介记忆本身就包含着价值的创造,回忆不再局限于过去的心理再现,而且可以是一种创新的体验消费。
一、自传体记忆
没有记忆就没有时间。如果说生命是从有记忆时开始的,那么也可以说生命随着记忆的消失而结束。就某种意义而言,生命的意义与注意力经济活动都是记忆的不断生产和利用的过程。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是记忆的一种重要形式,主要指个人对于往事的回忆。它如同人生的编年史和长长的纪录片,记录了丰富的人生经历。记录和回忆能力构成了人类生命经济的重要部分,回忆也是个人对过去体验的重构和价值再造。
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是第一个阐明怀旧效应(reminiscence effect)的人,他认为,当人步入老年之后,总是会回忆起少年时候的事情。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人类自然的记忆消费活动,它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和需求。自传体记忆注定会成为注意力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从最初的记忆到年迈的忘却,从记忆的形成到记忆的磨损,从记忆能力的逐步健全到记忆能力的渐渐丧失,都无不与注意力经济活动息息相关。
研究表明,多数人最初的记忆产生于2~4岁,最初的记忆主要是视觉型的。而且,早期的记忆多是孤立的片段,它们只是几幅静态的照片。之后的记忆虽然也是片段性的,但是由于片段的增加,就具备了“连续放映”的效果。这样,早期的图片记忆开始更多的让位给了“视频”记忆。人类通过联想与补缺,使有限的一幅幅画面连贯起来,形成生动的故事。
在人类的生命历程中,存在着“童年失忆症”(childhood amnesia),也就是幼年时期记忆的残缺现象。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最初的记忆是为了屏蔽其他记忆,以避免痛苦的记忆和刺激进入我们的意识。时间是治疗痛苦的良药,随着时间的推移,痛苦的事情不再会被回忆,或者回忆起来往往不再那么痛苦,而幸福的事情回忆起来往往依然那么幸福,甚至更为幸福。人们有一种通过记忆来改造和美化过去的倾向,避苦趋乐、增加心理账户的收入是一种进化而来的生理机制。但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对痛苦经历的记忆也是为了未来能有效地趋利避害,更好地保护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记忆不是为了体验过去,而是为了应对未来。
心理学对童年失忆症的一种最新解释是,孩子缺乏自我意识。没有我(I)和自我(self)意识,经历就无法作为个人的回忆被储存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人类最初的经历之所以不被记录和回忆,或许是因为这些完全依赖父母和本能的行为对未来的成长并无价值,甚至可能是不利的,因为人们必须学会独立生活。而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则与环境适应能力有关,目的在于提高生存与繁衍的竞争力。从生理学看,人在20岁左右时的记忆达到高峰,因此许多怀旧生活都与生命周期这个年龄段所经历的事情有关。人类进入老年时期,五官功能开始退化,外部的信息难以进入生活,回忆成为生活的基本形式,注意力货币转向人脑内部的信息市场,这些信息来自过去的经历。无论是对欢乐的记忆还是对痛苦的记忆,都是为了我们能够在未来生活得更好。痛苦的记忆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降低其价值,快乐的记忆则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提升其价值,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它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生活。
精神病学家L.J.韦斯特(L.J.West)将人的意识活动比作一个站在窗前的人,在其身后,壁炉的火正熊熊地燃烧着。白天他看到的是窗外的世界,而夜幕降临的时候,室内的世界就在窗户的玻璃中呈现出来。这是对老年人生活情境的描述,室内的情境就是一个人的记忆。基于一种想象,费希纳在《死后生活手册》一书中认为,对于垂死的人来说,双眼紧闭意味着永恒的黑暗来临,原先那一束微弱的光线会照亮整个内心世界。这是对濒死体验的另一种描述。
二、记忆的数字化生产
记忆原本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大脑对信息的生物性记录。但是数字媒体普及以后,特别是拥有拍照和录像功能的手机的广泛使用,已经使记忆成为一种重要的产品,而且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自己生产和消费的日常产品。拥有美国国家工程院及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双重院士身份的戈登·贝尔(Gordon Bell),曾经是微软公司“数字生活”(MyLifeBits)项目的负责人。他长期致力于“全面回忆”的研究,为注意力经济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指明了一个重要的方向。
记忆的生产与外化由来已久,动物世界就有记忆产品的生产,如狗的尿就可以用来标识回家之路。在传统社会,人们通过绘画或者书写来捕获一个事件、一种情感或者一种思想,这种外部的记忆成为人们记忆产品化的主要形态。许多古老的坟墓中都有记录主人生前生活的情景,或者是绘画,或者是雕塑,或者是文字。人类对记忆的生产拥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渴望。
但在数字记忆时代,怀旧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首先,它将我们的“记忆”延伸到我们的童年,甚至深入到胎儿时期。随着注意力经济的发展,为了满足人类的“怀旧”欲望,商业公司或许还会为我们提供拍摄受精卵“肖像”的服务。其次,我们可以将那些本来只能进入我们潜意识领域的信息,通过快速照相记录,引入我们的意识领域,提供回忆的扩展性消费。英国超心理学研究的先驱弗雷德里克·迈尔斯(Frederic Myers)认为,意识自我是通过双眼来观察事物的,而潜意识的自我是通过照相机来看东西的。数字照相成为我们无意识活动的代理,通过翻看照片,我们可以发现原本被忽视掉的信息。最后,数字技术可以修复我们关于过去的记录的缺损。例如,我们可以用现在的照片,通过软件生成童年时代的自己。
数字记忆存在四大基本特征——可访问性、持久性、准确性与全面性。记忆的生产与消费主要取决于成本与收益,虽然数字记忆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记忆成本,但是,在花时间决定什么该储存、什么该消费的问题上,注意力成本却越来越高。这里不得不进行一个经济上的考量。数字媒介和智能手机的普及,随时随地的记录,使得人脑和电脑、注意力与记忆之间的协调达到了空前的效率。丹尼尔·卡尼曼则认为:“聪明不仅是指推理的能力,也指在记忆中寻找相关信息和在必要的时候调动注意力的能力。”在中文的字义中,“聪明”原本就是指“耳聪目明”,现在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一个人实现自身注意力经济效率的潜能。
数字记忆产品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让我们自己成为自己的消费对象。在英文中,主格的我(I)和宾格的我(me)是有着明确区别的,这强化了自我审视的对象感。而中文中并没有这种区分,“我”也很难被作为一个客体来消费。但是,数字化形式的“我”能有效地将过去的自己对象化,使其成为审视和消费的产品。我有多次上电视节目的经历,在最初作为嘉宾上电视节目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电视节目上的我更像是我的兄长。因为与照镜子不同,“电视上的我”与作为“观众的我”不是同步同态的,于是认同感就出现了问题。此后,随着上电视节目次数的增加,我重新建立了电视上下的自我认同感。但是,观看自己接受采访的过程确实可以成为自我消费的过程。数字社交媒体出现以后,自我记录、自我消费以及朋友圈的分享业已成为注意力经济的经常性活动,记忆分享与即时分享把人们联系得更为紧密,进一步提升了彼此的社交价值。
我们不仅生产记忆,我们还与互联网交换记忆和消费记忆。因为信息爆炸,我们的遗忘能力变得特别强大,生物学意义上的遗忘成为常态,而数字化的记忆也成为记忆的主要形式,成为我们日后注意力支付和交易的潜在“消费品”。记忆的媒介化,实质是大脑功能的“业务外包”,其后果是人类灵魂的外置,或者如彼得·罗素(Peter Russell)在《地球脑的觉醒》一书中所说的,人类与电脑互联形成的“地球脑”,是进化史上正在发生的一次新的飞跃。
彼德·罗素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理论物理和实验心理学学士学位,以及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他曾去印度学习、研究东方哲学,回到英国后开始研究冥想心理学,致力于整合东方和西方对心灵的理解,来探索和发展人类意识。他是将自我发展引入商务世界的先驱者之一。他在理论上的独特贡献为注意力经济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发展空间。
在数字化时代,基于地球脑的思想,未能记录自己生活的重要片段并将它作为数字遗产,将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它会让我们丢失生命活动的重要信息。微软的Movie Maker和苹果的iMovie都提供免费应用平台,帮助网民创作自己的影片。当然,在许多地方,擅自记录他人的信息,尤其是谈话信息可能是非法行为。记忆的大规模生产与消费,给注意力经济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不过,数字生产的记忆与人的生物记忆一样,也会出错,比如时间或地点记录不对,或者不准确。人类交往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别人关于我们的凝固的记忆与留在我们脑海里不断发展的记忆,将会发生冲突。两者都不是一个精确完整的关于我们是谁的描述:前者是定格在过去时间上的,后者是我们的大脑对过去的演绎,会被当下我们是谁所深深地影响”。在数字记忆被大量生产的今天,生物性记忆和数字化记忆之间如何协调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记忆的消费
历史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是:“不学历史我们只能活一世,而学习历史可以让我们的生命穿越千年。”杭州宋城的广告也是这样做的:“给我一天,还你千年。”记忆的生产与消费要达到的或许就是这样的一种经济效果。我们的记忆消费不再局限于我们的个体生命经历,我们消费着整个人类的历史记忆,甚至还消费着地球生命进化的历史记忆。
人类具有自我追溯的欲望,如认祖归宗。再往前,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人们也有一种寻求自己早期生活回忆的欲望。童年的时候,几乎人人都会追问父亲或母亲:“我是怎么来的?”有趣的是,我的一个哈萨克族女生告诉我,她从母亲那里得到的答复是“用羊换来的”。自人类性爱从公开转向私密以后,性禁忌渐渐演化为“文明社会”的标签。从童年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父母用语言虚构的世界,我们从小生活在童话故事里。爱情也是童话故事,带有许多虚构和想象的东西。数字世界的虚构能力前所未有,但是数字媒介也能够帮助我们忠实地记录一生的经历,强化和丰富我们对生活的体验。
如果我们确定人类的记忆能力远远超过一般动物的记忆能力,那么我们也可以断定,记忆作为人类的体验式消费,其消费的信息资源也大大超过一般的动物。但是,记忆的经济价值绝不只限于重温过去的生活。从进化意义上看,记忆是为了应对当下与未来。人类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人类对灾难性的记忆格外强烈。牢记灾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重蹈覆辙,增加生存机会。但是,这种心理机制也会给生活带来持续的痛苦。比如人类对亲人去世的记忆,尤其是因为灾祸丧失子女的父母,痛苦可能会陪伴其终身,因为这是基因财产的重大损失。当然,人类也有美好的记忆。痛苦记忆和美好记忆是一种进化得来的生理上的奖惩机制,可以使人类形成经验、知识和身体的条件反射,也有利于人类应对未来相似的环境。记忆的对立面是遗忘,遗忘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大脑保持健康和生命力的一个条件。遭受暴力和经历痛苦后,正确的反应是逐渐淡忘,但有时候这种机制会受阻,导致自我修复的失效。
人类演化的方向是强化对美好事物的选择性记忆和对痛苦事物的选择性淡忘,从而改善自身的生活质量。这里存在着一个度,其平衡点的动态调整应该服务于生存状态的优化,关键是既要记住教训,又不对痛苦留驻太多的注意力。这种注意力控制的方法也被称为情绪管理。人们正在尝试用药物选择性地阻断记忆,但这条路还很长。当然,为逃避现实而一味地沉浸在美好的记忆中,也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曾有一种方法是有意去强化美好的记忆,而在数字媒体时代方法很多。比如,热恋期间独特的手机彩铃有助于在以后的日子用彩铃唤起美好的情绪体验。
记忆资源的经济开发与利用,包括记忆的储存与记忆的提取。基于移动媒体的记忆储存与提取已经合二为一,数字记忆已经成为随时可存随时可取的信息产品。对于记忆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注意力经济观:一种观点以《全面回忆》的作者戈登·贝尔和吉姆·戈梅尔(Jim Gemmell)为代表,认为数字媒体提供的高技术与低成本使得记忆的生产和消费具有广阔的前景,一个全面回忆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另一种观点以《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的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onberger)为代表,他反对“全面回忆”,认为应该有选择地记录,有意识地遗忘,删除那些不必要的数字记忆。全面记录是没有意义的,如同雕塑,去掉没有用的东西,才能建构有意义的形象,意义是在删除没有意义的活动中建构起来的。根据他的观点,在自然状态,遗忘是常态,记忆是例外,因此我们要强化记忆。但是,在数字时代,人类的记忆和遗忘发生了反转,记忆成为常态,而遗忘成为例外,因此需要强化遗忘的能力。在一些人看来,在决定遗忘什么的时候,先要明白到底要回忆什么。我的观点有所不同,我认为我们往往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要回忆什么,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多的记录我们的生活。如果说回忆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功能——决策、学习和体验,那么,前两者只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因此,记忆消费的基本价值层面在于体验。
就生物记忆而言,记忆太过强大也会带来许多不利,比如痛苦的记忆会带来痛苦的回忆,记忆过多挤占头脑资源也可能会导致抽象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降低。因此,我们需要借助数字媒介,将注意力和记忆交付给新的技术。媒介记忆在提供了强大记忆的同时,也可以避免人脑过度记忆造成的资源浪费与负面影响。媒介记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类自身过度记忆造成的痛苦,媒介记忆能力的强化必然带来人类生物记忆的弱化,由于数字记忆已经进入日常生活,生物性遗忘也渐渐转化为常态,这是注意力经济的适应性行为。
根据戈登·贝尔和吉姆·戈梅尔的观点,记忆就像一部你可以快进快退,但在回放时只有按“前进”才能观赏的影片。电影的发明给我们认识记忆、生产记忆和消费记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种假设:由于注意力资源的限制,我们的经历只能通过碎片化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精神世界,人们对这些产品的回忆式消费,可以通过不同的串联方式,形成不同的版本和不同的体验。不仅如此,记忆的可塑性还为我们创建记忆提供了诸多的可能,因为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我们的记忆生产与记忆消费也变得更具戏剧性和体验性。
在人类的文化产业中,大量生产的“过去的故事”和“想象中的过去生活”,使得我们的生命长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以延伸。比如,有一款名为《模拟地球》的游戏,可以让玩家参与地球生命演化的整个过程。这既是生命历史的重现,也是生命历史的再创造。
戈登·贝尔和吉姆·戈梅尔在展望数字未来的时候指出,生活记录将全面数字化,而且会以我们都能够承受的价格和有益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生活。“云计算”的巨大记忆容量,促进了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大量生产,这些记忆资源如同水和电,成为随时可以消费的东西,虽然它们是免费的,但还是需要支付注意力。数字记忆技术的广泛使用,会对生物记忆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根据贝尔和戈梅尔的观点,从石器时代到现在,人类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追求全面回忆的过程,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工具,也是记忆的媒介,儿时的玩具储存了许多童年的生活经历。传统经济生活中,纪念品是回忆消费的主要产品,数字记忆将这种早期的经历转化为信息形态,将回忆的消费从物质空间中解放出来。此外,在我看来,数字记忆还可以将忽视或看不见的经历显化出来。数字记忆的一个最大好处是,即便是痛苦的记忆,我们也可以记录下来,只要我们不主动搜索,就不会有负面的价值,这是它与生物记忆最大的不同。数字记忆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在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老年痴呆症的过程中,它可以产生重要的经济价值。
人们或许会担心,记忆的大规模生产与消费会不会造成大量的隐私泄露问题。乐观的注意力经济学家认为,隐私的观念早已一去不复返。事实上,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下,人们根本就没有隐私;在农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中,也是很少有隐私观念的。互联网只是以一种新的方式让人们回归人类原始的那种“透明的”生活状态。
对过去的消费是人类的深层欲望,甚至有人提出,如果拥有祖先的数字记忆,人们对家谱的兴趣或许会超过对历史频道的关注。史前文明时代是缺少媒介记忆的时代,而数字记忆让我们进入一个可以全面回忆的时代。它将改变我们思考人生的方式,也会改变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姜奇平曾经提到,在柏拉图的眼里,真正的回忆不是对现世的回忆,而是对彼岸的回忆,即对“人是什么”的认同。演化注意力经济学分析就是要在各种生物版本中寻找人类最古老的记忆。
当我们遗忘的时候,我们失去的不是信息本身,而是指向信息的链接。如果互联网记录了每个人的历史,那么,回忆权的归属就会成为我们“回忆式”生活的一个关键。人类的共同记忆为人类建构了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历史上,人类的共同回忆曾经为教会、国王、政府所控制,现在我们的回忆权会不会同时被一些商业组织所控制,用于资本的利润生产?这也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社会记忆正在通过互联网成为全球共享的记忆,我们不仅消费自己的过去,我们还消费他人和全人类的过去,甚至消费地球和宇宙的过去。全面回忆也意味着我们追寻人类进化源头的欲望会不断得到满足,我们可以“追忆”非常遥远的我们祖先的“祖先”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