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学的使命：人性复杂内涵的深层次追寻

莫言小说创作的成功，并非偶然。事实上，由于数量众多的作品的出版、在世界各地的广泛的翻译和多次获奖，莫言早已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同。例如，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1994年12月7日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感言中，谈到自己所继承的文学传统及其形象系统时，就对莫言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说：“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置身的边缘的日本乃至更为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存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9]这位富有良知的日本作家所谓“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应该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超越性。大江还曾于2006年9月9日发表题为“始自于绝望的希望”的演讲时，作出明确预言：“我坚信中国很快会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莫言先生就是强有力的竞争者。”他的预言，在6年之后的今天，终于变成了令人欣慰的现实。

当然，一个作家，即便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可能像鲤鱼跳龙门那样，即刻化为巨龙，骤然腾空而去，成为超凡脱俗的圣贤，必然取得不朽的历史地位。事实上，也确有一些获奖作家已经被历史所遗忘。甚至就莫言本身而言，恐怕也还不能说已经达到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艺术极境。他对艺术语言的把握，似乎就略显平淡，神韵稍感不足。这里，不妨重温一下钱钟书的一席谈话，以期让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他说：“萧伯纳说过，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危害更大。当然，萧伯纳自己后来也领取这个奖的。其实咱们对这个奖，不必过于重视。”在谈到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因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而耿耿于怀一事，钱钟书说：“这表示他对自己缺乏信念，而对评奖委员似乎又太看重了。”[10]应该说，钱钟书的淡定和自信是令人钦佩的。在中国人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应该如此；在中国人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同样应该如此。钱钟书的充满了人生智慧的话语，无疑是发人深省的重要启迪。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应该承认，无论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宗旨，还是其百余年来的评奖实践，都令人信服地表明，一个作家获此殊荣，绝非等闲之事，一般来说，必有其值得表彰的根基性理由。考察诺贝尔文学奖，有助于我们沉思文学的意义。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它借助于语言的媒介，进行艺术的创造，给人带来新奇的审美体验，进而产生感动和震撼。优秀的文学作品能达到艺术上的创造，而伟大的文学作品，则不仅能达到艺术的创造，还带来关于人性复杂内涵的深层次追寻——它并不给出现成的答案，而是触动和升华读者的精神和情感，从而产生心灵深处的强烈共鸣。而在此过程中，独特性和超越性显然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当莫言得知自己获奖后曾说：“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的东西，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于写人，我想这样的东西超越了地区和种族。”[11]以独创性的艺术方法，以超越性的人生态度，努力探究人性的复杂内涵，为理解人类心灵提供一把钥匙，为人与人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精神交流建立一座桥梁，文学的创作理应承载如此崇高的使命——这是莫言创作带给我们的启示，或许也是当年诺贝尔设立文学奖的初衷吧！

本文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作者简介：郭杰，文学博士、教授。现任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兼任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副会长。曾任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访问学者，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被评为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学术带头人。著有《古代思想与诗的世界》、《屈原新论》等书，主编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话》。

[1]1914年、1918年、1935年、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未颁奖；1904年、1917年、1966年、1974年由二人共同获奖。

[2]在获奖者中，有以英文写作、反映中国内容的非中国籍作家（如赛珍珠，即珀尔•巴克，美国，1938年获奖），也有以中文写作、反映中国内容的非中国籍作家（如高行健，法国，2000年获奖），但却没有以中文写作的中国籍作家。

[3]据新华网2012年10月11日消息。

[4]莫言：《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载莫言《红高粱》，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页。

[5]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75页。

[6]莫言：《与〈文艺报〉记者刘颋对谈》，载莫言《红高粱》，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

[7]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9]大江健三郎1994年12月7日在瑞典文学院发表的获奖感言，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参见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王中枕、庄焰译，南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89- 97页。

[10]《钱钟书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文艺报》1986年4月5日。

[11]谢正宜等：《忠于对人的描写是自己获奖的主要原因》，《新闻晚报》2012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