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犹太教与犹太民族的形成与流散
一 迦南：上帝“应许之地”
犹太民族形成的特点是，犹太人的历史发展是与犹太教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摩西创立的犹太教对后来的犹太民族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犹太人（主体）的历史命运经历了一个建国—流散—复国的三个发展阶段，即《圣经》所描述“得乐园—失乐园—复乐园”的历程。其中，犹太教也就相应地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早期历史发展中，犹太人经历的三个阶段是游牧部落阶段、部落联盟阶段和王国阶段。犹太教形成于游牧阶段。
和西亚古老民族相比，犹太人是一个较晚形成的民族。犹太人的祖先是希伯来人，其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5000年以前。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左右，犹太人的祖先称为希伯来人或以色列人，经历了漫长的半游牧族长制的氏族阶段。
据《圣经·旧约》记载，希伯来人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尊奉是“第一个犹太人”。其家庭生活在上帝“应许之地”的迦南一带。其后代雅各与神跤力才改名为“以色列”（Israel）。其实，希伯来人最初是闪米特人中的一种。他们最初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南部，后来迁徙到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在这里他们接受了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埃及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由于希伯来人受到巴比伦人多神教的歧视，他们不甘忍受民族压迫，反对被异族文化同化，于是选择向外迁徙。选定的目标是迦南地带（如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带）。这一地带被《圣经》称为上帝的“应许之地”。可见，他们最初就具有一种很强的被异族同化的反抗精神。
迁移到迦南地带后，他们同样面临被异族迦南人同化的危险。为了防止本族人被异族同化，族长亚伯拉罕以与上帝签约之名来强化本族人凝聚力，这就萌芽了犹太教的雏形。之后，犹太人依靠犹太教来凝聚本族人。为了避免被迦南人同化，他们选择了再次迁徙。亚伯拉罕带领本族人从迦南地带出发，穿越西边沙漠，迁移到埃及地区。
犹太人，在形成民族之前，就用“希伯来人”这一名词来表述自己，其原义还不是专指民族形成以前的以色列人，而是指“过河之人”[3]意为亚伯拉罕生于伽勒底的乌尔，他带领全家渡过幼发拉底河到迦南。希伯来人“过河”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巴比伦多神教的控制。亚伯拉罕从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迁出的原因，起初是不满于当时统治两河流域的混乱的多神思想，因为多神思想和犹太教的一神思想相矛盾。亚伯拉罕到迦南四处游牧，立志把氏族里的所有人联合为一体。可惜他生前未能如愿以偿。他死后，其子以撒则勇敢地承担起他的这个遗愿。以撒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付出了艰难的努力。为了维持氏族的紧密联系，他要求自己的儿子雅各必须在亲戚的女子中娶妻生子。雅各娶了自己的两个表妹利亚和拉结，生有12个儿子。雅各的这12个儿子的后代发展为以色列民族的十二个支派。
犹太人的最初发展，以及古代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是处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衰落时期。所以，“大卫的扩张企图恰好因近东缺少强国才得以实现。当时在那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制止以色列的扩张”。[4]但是，从此以后，犹太人便开始了遭受他族奴役的历程。“出埃及”和“巴比伦之囚”是其著名的两大磨难。
二 从出埃及到以色列王国的建立
开始最大的一场民族灾难，是希伯来人受到埃及人的统治。
雅各和他的12个儿子带领自己的家族迁往尼罗河三角洲以东，即现在的苏伊士运河西面，在那里的歌珊定居下来。这就为日后犹太人遭受埃及人奴役留下了“伏笔”。当时埃及人正受一支属西闪米特人的异族人喜克索斯人的统治，从而才使游移到此地的犹太人可能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后来埃及人恢复了原居民的统治，并把当地的犹太人沦落为奴，强迫他们从事苦役。
这种苦役整整经历了4个世纪。在犹太人看来，使自己的民族脱离受奴役的苦海，是神的力量和上帝的启迪。经过400年的奴役之后，在犹太人中间培育出一位英雄——摩西。约在公元前13世纪上半叶，希伯来民族领袖摩西带领以色列的12支派逃出埃及，迁往他们的故土，即所谓上帝的允许之地迦南。《圣经》记载了上帝赐地给亚伯拉罕的故事：“我要把你现在寄居的土地赐给你和你的后代。这迦南地要成为你子孙永远的产业。”
在长达40年的迁徙过程中，摩西特意向自己的族人强调了对上帝雅赫维的信仰，认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摩西在出埃及的途中，接受假托上帝授予的10条诫命的启示，变成了为族人遵守的十诫。摩西还确立了独一神的律法。至此，犹太教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神教正式创立，摩西一般被认为是犹太教的创立者。
摩西创立犹太教的意图和背景是把希伯来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下拯救出来，并非想造就一个民族。但在其客观效果上利用犹太教却造就了一个民族——犹太人。因为当时在埃及希伯来人的人数超过了埃及人。其人数之多，思想之复杂，使得摩西不得不借助一种超越万物和众人的神力，来统一众多希伯来人的思想。于是这样的一神教就诞生了——摩西要求同胞崇拜的神灵不再是泥塑木雕的众多诸神的偶像，而应是一个凌驾于自然之上却没有形象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不受任何好恶制约和不能妄呼其名的神灵。当时摩西约定，这样的神并不属于全人类，而是专属以色列人的，这就为后来犹太教局限于犹太民族奠定了基础。
犹太民族是在反抗异族奴役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在“出埃及”之后的200年间，希伯来人征服了迦南的大部分地区。
当时迦南的政治结构是由宗教联盟走向部落联盟。开始从由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逐渐走向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出现相对稳定的部落经济环境。由于战争使得这种生活方式不太稳定，出现以一种被称作“士师”领袖在征服迦南过程中把整个部落团结并组织指挥起来的整体。由于当时统一的犹太民族尚未形成，“士师”还未成为全体以色列人的领袖。
为了抵御海上的非利士人的威胁，以色列地区的各个部落支派需要由一个共同的宗教文化、共同的领袖来统一指挥，组成部落联盟以共同对敌。于是，犹太人经过较长的时期，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以犹太教为纽带的共同心理素质，从而由部落联盟发展为民族。第一步是把各个部落联合成部落联盟，第二步是把部落联盟组成一个完整的王国。以色列王国的建立标志着犹太民族的正式形成。而在犹太民族组成的过程中，犹太教的凝聚、整合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第一位国王扫罗约于公元前1020年把各个部落初步联合起来，使以色列人从松散的部落发展成较为统一的完整王国。后来经过大卫和所罗门两个王国的统治，犹太民族和犹太教进一步有所发展。大卫的功绩是把首都定于耶路撒冷，而所罗门的功绩则是在耶路撒冷建造成犹太教的第一圣殿，并使其成为犹太民族的精神中心。
三 从以色列的分裂到“巴比伦之囚”
在公元前11世纪后的5个世纪里，犹太人组成了几个王国，并积极跻身于世界政治和军事的舞台。大卫、所罗门王统治的时期，是犹太人历史发展中的黄金时代。经过士师时期，以色列人建立了统一的王国。
然而统一的王国历史非常短暂，大约在公元前930年，即分裂为南北两国。南方的两个支派组成犹大王国，北部的十个支派组成以色列王国。
统一王国分裂的原因，既有深刻的内因，又有适时的外因。其内因有三个：一是，因为所罗门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对外族人的开放。这对犹太教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当时盛行信仰原迦南宗教的丰产神巴力，人们到处为巴力和其他诸神建造庙宇，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二是，所罗门向百姓征收沉重的捐税和徭役，以此来维持王宫奢侈糜烂的生活。三是，所罗门在政治上偏袒自己的南方支族，虐待北方支族，激起民愤。此时又正值周边大国埃及和亚述的再度强盛，在埃及和亚述的入侵下，通过以色列人内部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纷争，统一的王国就不能不一分为二了。
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南部的犹大王国至公元前581年被新巴比伦王国所灭，圣殿被毁，以色列人或遭杀掠，或遭驱散，其中有数万犹太人被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囚虏”。
“巴比伦囚虏”标志着犹太人散居生活的开始。此后，犹太人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留在犹大地区的贫民，另一部分是被俘虏到巴比伦的犹太贵族。
留在当地的只有少数犹太人，他们多数是贫民。巴比伦统治者为了监视留在犹大的犹太人，尼布甲尼撒任命亚希甘的儿子基大理为统治者。但公元582年，基大理被暗杀，导致了犹太人进一步的放逐和迁徙，从而就熄灭了以色列政治生命的最后一线希望。
留在当地的犹太人并没有使犹太人的文化得以发扬光大，相反，沦落到巴比伦王国的犹太人才成为以色列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不绝的主要桥梁，代表着犹太文化发展的主流。
沦落到巴比伦的犹太人的命运并非很悲惨。根据资料表明，“巴比伦并没有奴役他们，也未对他们施以严酷的体罚，在定居于组织严密的地方后，他们又成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并承担为国家服役和缴纳税款的义务”。[5]犹太人被放逐到巴比伦，并没有削弱他们对耶和华神的忠诚。相反，在他们的心目中认为，这种灾难正是上帝公正的预言性的警告，是对他们不执行人与上帝契约义务的一种惩罚。同时他们还相信，耶和华最终会把他们召回自己的家乡，而圣殿终会重新竖立在锡安山（Mount Zoin）上。“巴比伦之囚”对犹太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6]流放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不仅没有丧失自己的民族性，相反更加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还使他们意识到一神教与多神教是多么的格格不入。他们用自己的一神教对当地的多神教进行改造。
可以说，在当时以多神教为准绳的时代里，犹太人是第一个信奉一神教的民族，一神教是犹太人对西方文明的一大杰出贡献。他们深信，“真神即天、地的开辟者和历史的操纵者，最后所有的人类均将崇拜他。”[7]巴比伦王国被灭后，被奴役到那里的犹太人才得以解放。公元前539年，波斯结束了巴比伦王国，把近东历史上一个强大的帝国置于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公元前538年，波斯人允许犹太流亡者返归耶路撒冷并重建耶和华圣殿。
四 向世界各地的流散
从“巴比伦囚虏”之后，在以色列故土之外，犹太人开始形成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和生活方式，对确保以后犹太民族失国后的生存及其宗教特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锻炼了犹太民族对流亡生活的适应性。
犹太人向世界流散的方式有播迁、流放和被逐三种。
播迁是主动的和自愿的，是指犹太人因外出经商传教或逃避灾难或从侨居而流徙到世界各地的。这种方式是一种负有一定宗教使命的行动措施。
流放和被逐是被迫的。犹太人把流放和被逐用犹太教理解为他们这个民族犯了罪而应该受到的一种惩罚，从而加重了其宗教的神圣使命。所以尽管流放和被逐是一种灾难，但犹太人却甘于忍受。
犹太人的流放是指亚述时代和巴比伦时代的事件及失国后被迫离开迦南的事件。犹太教经典《塔木德》中的一些圣贤对犹太人的流放持有这样一种乐观态度——认为正是犹太人的这种不可思议地流散到世界各地，才会使犹太人永远不被他们的敌人所摧垮。为此，犹太人把通过放逐流放视作通向美好目的地必经的痛苦之路。
在流散中，犹太教始终起着凝聚犹太民族的作用。在犹太民族苦难的流散史开始的前后，犹太教的先知不断涌现，以阿摩司、何西结，弥赛亚及弥迦等为代表，他们都声称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发出预言，认为以色列人所遭的苦难正是背弃上帝信仰的结果，要人们坚定信心。在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中流行的口号是“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8]后来，犹太人又先后受波斯人、希腊人及罗马人的统治，先知们在民族蒙难之际开始传播“弥赛亚”的思想，宣称替世人赎罪的拯救者即将来临。大约就在这一时期，犹太教的经典《律法书》逐渐形成，其他部分也正在编纂。
由于犹太人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便成为不受欢迎的民族而再度被驱赶。这类事件最早发生于公元19年。当时的罗马皇帝提比略下令所有的意大利的犹太人如果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就将被全部驱赶出境。4世纪开始了基督教世界驱赶犹太人的政策。这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第一次相遇与交锋。
但是，外族人对犹太人的驱赶从客观上起到了加强犹太人联系和凝聚的作用。驱赶使一个地方的犹太人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促进了一个地方的犹太人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的联系特别使被逐出的意大利犹太人、西班牙犹太人、巴尔干半岛的犹太人、北非的犹太人、小亚细亚犹太人、中东国家犹太人加强了相互联系。
流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失去国家和圣殿之后，就在世界各地建立犹太会堂，并以会堂为中心建立了犹太社团，而祭司及律法学者则成为犹太社团中的领导阶层。“从希腊、罗马统治犹大王国开始到公元70年犹大王国最后被消灭之前，许多较大的犹太人居住中心已在巴比伦、波斯、叙利亚、小亚细亚的安第奥切、罗马、雅典、保加利亚、亚美尼亚、塞浦路斯岛和北非的昔兰尼亚、亚历山大及埃及的其他城市建立起来”。[9]在罗马人的残酷统治下，因犹太上层统治者的妥协，激起下层民众的不满与反抗，犹太教内部也由此产生分化。于是，出现了原始基督教运动，最后发展成后来的基督教。也就是说，基督教的产生是由于犹太教团内部上下层的分歧与冲突，主要是下层教民不满于上层对异族统治和奴役妥协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宗教。
与此同时，犹太教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一神论宗教随着犹太人的流散而传播到各国。这样，拉比犹太教时期（公元70—630年）也就开始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犹太人，以巴勒斯坦和巴比伦为聚居中心，犹太教的内部组织进一步完善，建立起拉比公会，成为犹太社团的最高立法和司法机构。拉比们注重对律法及经典的研习和整理，分别于4世纪和5世纪末编成《巴勒斯坦塔木德》和《巴比伦塔木德》。
《塔木德》是犹太教的口传律法总集，其地位与重要性在犹太教中仅次于《旧约圣经》。拉比犹太教时期所传的经书及礼仪、规范对后世的犹太教发展影响深远。
随着伊斯兰教在西亚的产生及基督教在欧洲取得统治地位，犹太教的发展则进入到漫长曲折的历史阶段（630年—17世纪中叶）。
犹太人处在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两者夹缝之中，分散在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处处受到压制，被驱赶进专设的那些被称作“隔都”的隔离区内。他们没有公民权，不能从事农业及手工业，也不能应征入伍和做法庭上的有效证人，只能从事小商贩及放贷业。在伊斯兰世界，犹太人的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他们仍被列为次等公民。作为犹太人的民族宗教犹太教也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犹太人也因其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或者被迫改宗。
在这种情况下，犹太民族的民族意识非但没有得到削弱，反而得以更加增强。
犹太人在外族的迫害中，使犹太教出现了些新思潮，从而发展了犹太教。自此以后，犹太教中便注入了神秘主义、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启蒙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学说的新鲜血液，不断发展，不断更新。
自8世纪后，犹太教内部兴起一股反拉比的思潮，形成一股神秘主义的潮流，犹太教徒热切盼望弥赛亚的降临，并在犹太社团的下层兴起哈西迪运动（Hasidism，即虔敬派）。
在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相遇时，犹太教受到了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中世纪中，理性主义思想进一步给犹太社团注入新的血液。其中最著名的代表犹太神学家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1135—1204）运用了新的神学论证方法，将犹太教信仰归纳出十三条款，确定成为以后正统犹太教的规范性信条。
犹太民族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越是采取开放性的态度，就越是能够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合理性，并为以后自身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就越具有强大的发展生命力。犹太人这么小的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能够越压越奋和越压越强地不断增强自己民族的自我意识，就是因为其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和改革性。
五 反犹浪潮与犹太自我意识的增强
犹太人在犹太民族发展过程中，遭到了极大的反犹浪潮的冲击，由此促成了犹太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反犹主义”一词最早出自于犹太演员家庭的马尔之手。1879年德国犹太人马尔写了《犹太人之鉴》一书，他在此书中首次使用了“反犹主义”一词。他是当时有名的反犹联盟组织的创始人和鼓动家。他认为德国以往的历史是外来的犹太人和本土的德国人你死我活的斗争史。这种斗争是一场犹太人战胜德国人后给文明带来灾难性结局的斗争。他在此书中断言，本土德国人的特性是高贵，而犹太人从名声上、道德上及体质上都具有无法改变其劣等民族的特性。于是，这种说法成为反犹主义者在种族上攻击、敌视犹太人的理论依据。
18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再度掀起反犹主义浪潮。[10]继马尔蔑视犹太人的理论提出之后，在欧洲掀起了厌恶、憎恨、排斥和仇视犹太人的运动。但犹太人是不屈的民族。历史上发生过不少极端敌视犹太人的民族和组织，如亚述人，巴比伦人、罗马人和纳粹，他们都企图从肉体和精神上两个方面彻底灭绝犹太人，但都没有成功。其根本原因是犹太人信仰犹太教的缘故。
正是由于犹太教，反犹主义不但没有削弱犹太民族的自我意识，相反却增强了犹太民族的自我意识。虽然在历次反犹主义运动中，强迫一部分犹太人失去了犹太身份，但在犹太人的眼里，却坚定地认为，留下来的犹太人，其民族意识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条是，反犹主义是上帝对犹太人的惩罚，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因而被逐出圣地，在非犹太人中间饱受磨难。但他们确信，自己所受到的苦难越深重，对自己所信仰的犹太教就越加坚定，从而总有一天能回到自己的故土。
坚定信仰犹太教的不是多数贵族，而是犹太平民百姓。在公元前1世纪，当希腊化运动推进到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时候，一部分犹太贵族、当权者很快就接受了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而广大的犹太平民百姓却固守古老的犹太教的信仰。
犹太人越是反抗，越是引起当地人对犹太人的镇压。越是镇压，越是激发起犹太平民的反抗。终于在公元前164年，爆发了马卡比起义。结果遭到了统治者的血腥镇压，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统治者安条克四世为了消灭犹太教，采取了烧毁圣典、亵渎圣殿、禁止割礼、不允许守安息日和强迫犹太人吃猪肉等手段。
欧洲的犹太人懂得生存之道，表面上改信基督教而实际上却深信犹太教。可是当统治者知道后，就更加残害他们。在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中流行的口号是“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
欧洲从希腊时代经过罗马时代走向中世纪，就成为欧洲犹太人最黑暗的时代。他们仅仅因为信仰犹太教，便遭到指控、诽谤、驱逐和被屠杀的命运。13世纪欧洲流传黑死病，犹太人被无端地指控为害死基督教教徒而在井里投毒所致，结果无数犹太人被杀害。在日耳曼的许多国家中的城市中，全部的犹太人被杀光；葡萄牙驱逐了境内所有的犹太人。其实，在这场鼠疫中，许多犹太人也死于非命。
欧洲本土人对没有被驱逐走的犹太人采取隔离的办法。这种隔离造就了许多“隔都”的出现。虽然这种隔都是对犹太人的歧视和羞辱，但却促进了犹太人的集体生活，使得犹太教律法和伦理准则得到最严格的遵守，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犹太民族的团结。
19世纪中叶后，在欧洲掀起了新的反犹高潮。种族主义者声称犹太人是劣等民族。犹太人再次成为全社会厌恶和憎恨的焦点。
20世纪，反犹主义运动在德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欧洲人把犹太人视为是“背后刺来的刀”，把20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的混乱归责于犹太人对经济领域的占领。二战中，欧洲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成为犹太民族史上最悲惨的一页。结果，使犹太人在更深层次上懂得了“要么团结起来，要么一个一个地被吊死”的古老道理，使他们更加增强了犹太人的民族自我意识、民族团结和民族自信心。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激发了犹太人的团结，增强了其民族自我意识，决定了他们在后来的复国道路中必然激发出最大的生命潜力——他们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战。命运把他们置于“死地”，他们的奋斗和国际人道主义的同情，又使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但以色列的犹太人发达了，他们极大地影响着其周边阿拉伯人。为生存而战如果走过了头，势必影响到他人尤其是周边的生存状况。后来（复国后的）以色列与其周边国家的矛盾尤其是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冲突则是历史上犹太人这种为生存奋斗的团结精神的某种延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