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发展概况

一　劳模运动的萌芽时期（1938—1940）

劳模运动的产生与开展和边区整个建设事业的发展分不开。在边区政府明确提出奖励个人模范及发动劳模运动之前，一些劳动和工作中的模范人物就存在于群众之中，并且起了一定的榜样作用，影响了周围的人。如绥德郝家桥的劳动英雄刘玉厚，在没有被推举为劳动英雄以前，是郝家桥减租会的检查委员，在群众中已经很有声望。

由于受之前“左”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农民怕发展生产后被定为“富农”或“中农”，粮食被征用甚至没收财产，因此没有生产积极性。边区政府为安定民心、休养民力和恢复生产，刺激群众的生产情绪，开始奖励和宣传生产模范、劳动英雄，从而刺激了群众的生产热情。从1938年到1940年间，边区政府制定了一些奖励条例，并以召开展览会为主要形式开展了各种奖励活动，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38年1月1日，边区政府举办了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为期三日。发起此次展览会的目的是：“更广泛的动员和鼓励战时生产，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和纪律性，奖励改良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促进国防经济建设，完成工人阶级在国防经济建设中，在民族自卫战争中的先锋任务。”[47]展览会展出了毛巾、鞋袜、纸版、铅版、汽油及各种副产品，手榴弹及修配的步枪、机关枪、迫击炮等民用和军用品。竞赛的结果，经评判委员会评定，奖赏了一批先进工厂及个人劳动英雄近200名。同时，在1938年的春耕中，劳动组织扩大，在劳动竞赛中，创造出不少农民“劳动英雄”。可以说，从1938年开始，边区政府开始宣传与奖励生产模范，刺激了一部分群众的生产情绪，但这时仅止于提倡的阶段，并未进行生产运动。

1939年1月14日，陕甘宁边区农产竞赛展览会（通常称第一届农展会）于边区首届议会前一天在延安南关开幕。展览共分边区概况、农作物、果类、畜牧、药材、狩猎与林业6个展室，展品2000多件，展示了边区农业、牧业生产的发展情况。展览历时半个月，是边区第一次举办农业展览会，受奖农民2000余名。“列入四等的在一千五百名以上，均各发奖状一纸，以资鼓励。”[48]由于展览品总共有2000多种，据此推断，参加农展会的大部分人员都得了奖。2月，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为了配合这一号召，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人民生产奖励条例》、《督导民众生产运动奖励条例》、《机关、部队、学校人员生产运动奖励条例》，分别奖励生产运动中有特殊成绩的群众和集体。5月，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在延安桥儿沟鲁艺大礼堂开幕，陈列分原料、成品、机械、模型四部，展出手工业、矿业、机械工业等方面的产品1000余种。评判委员会制定了奖励标准，有团体奖，还有50余名个人劳动英雄获奖。在1939年，边区政府共表彰了1811名劳动英雄，“约占全边区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三强。其中特级劳动英雄24名，甲级劳动英雄208名，乙级劳动英雄576名，丙级劳动英雄1003名”。[49]1939年底，陕甘宁边区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为要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经济建设方面采取许多积极的办法。……不但如此，我们还采用了奖励、竞赛、展览等办法以鼓励人民生产的热忱。因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大的提高了。……就是向来以参加生产为羞耻的边区妇女群众，现在也涌出了六百零七个女劳动英雄。”[50]

1940年1月16日，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在延安新市场开幕，历时18天。展览品分边区概况一览、农业、工业三个主要部门，“计此次展品受奖者达千件，劳动英雄受奖者共三千余名”。[51]“奖品中有白布印的毛主席画像。”[52]毛泽东发表讲演：“我们要奖励这些劳动英雄们，因为他们不但热心，而且要求进步。”[53]2月18日，延安各机关学校召开生产总结大会，评出劳动英雄甲等104名，乙等252名，丙等260名，予以奖励。

在这段时期的各项展览和活动中，评选出了一批劳动英雄，他们从群众中产生，站在群众的前列，成为陕甘宁边区生产建设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时期，劳模在群众中所起的作用还是自发的，在一般群众中的影响并不大。由于当时还没有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因而政府对劳模只是一般程度的鼓励和提倡。同时，组织群众生产的一些领导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缺乏自觉的认识，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因此，不能发挥劳模应有的作用。对劳模的要求，也还仅仅停留在对他们劳动成绩的要求上，标准单一。

二　树立个人劳模（1941—1942）

从1941年开始，陕甘宁边区面临严重经济困难，财政收入由依赖外援转为主要依靠群众，边区政府征收公粮的数量急剧增加，由此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为克服困难，边区制定了发动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的政策。根据这种政策和过去奖励劳模的经验，边区政府认识到，要进一步推动生产，“必须在群众中造成热潮，发动竞赛。要发动竞赛，造成热潮，只是泛泛的奖励这是不够的，必须在群众中抓住积极分子，并须培养一个在运动中堪为表率的人物。即是从那时起，在领导方面已经有意识的要想开展劳模运动并发现培养边区各种建设中的斯达汉诺夫”。[54]

首先，农村中劳动英雄典型的树立。吴满有，陕西横山人，受过各种苦难，卖过女儿，啃过树皮，1928年逃荒到延安，住在延安城南柳林镇吴家枣园，“是一个经过土地革命受过革命好处的农民”。土地革命后，由于政府的帮助和他本身的勤劳，1941年共收粮食34石，缴公粮14石3斗，公草1000斤，购买了公债与盐代金815元。1942年春耕期间，《解放日报》派记者到农村调查：“春耕运动期间，劳动英雄出现了很多，但究竟谁做庄稼最好？记者为明白这个问题，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亲至各地农村访问，现已找到众所公认的标准劳动英雄。这位劳动英雄姓吴，名唤满有，今年四十九岁……”[55]4月30日，《解放日报》报道了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多的事迹，同时配发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5月6日，该报又发表社论《吴满有——模范公民》，着重表彰他多出公粮、帮助乡民发展经济、关心抗战、支持部队的模范行为。吴满有对英国记者斯坦因[56]是这样讲述他如何当上劳动英雄的：“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叫人们从农民里找模范农民，做第一次劳动英雄选举的候选人。人们四处查询，把我当作候选人中的人员，干部看到了我的工作，我对新民主主义政治上的忠诚。一九四二年有一天开大会，我县的人民就选上了我，他们有几种理由。我地耕的深，我当时二十五亩地，每一亩都上粪多，耕作的好。我已养了两只羊，在当时对穷苦农民说起来已不容易了。”[57]此后，吴满有的名字渐渐并且频繁地出现在党报和各级报纸上，成为边区政府树立的第一个劳动英雄。

其次，工厂中劳动英雄典型的树立。1942年，边区温家沟农具厂发生了“狄德建事件”[58]。边区总工会派章萍和中央职工委员会委员李劼伯前往调查处理。章萍回忆道：“在解决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赵占魁这个模范人物。……他的这些事迹，正好是与狄德建相比对照。于是，我们就着手协助厂里总结赵占魁同志的模范事迹，先在厂里组织职工向赵占魁同志学习，取得了显著的效果。”[59]《解放日报》记者穆青、张铁夫前往农具厂采访赵占魁（见图1—1），并在1942年9月7日刊出穆青等采写的文章《人人都在谈说着赵占魁》。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号召全体工人学习他的新劳动态度——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赵占魁运动拉开了帷幕，但当时没有制定具体的推行办法。9月26日，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边区政府在农具厂举行颁奖大会，表彰和奖励了赵占魁。朱德亲自为赵占魁题写了“劳动英雄”的题词。中职委书记邓发在会上称赞赵占魁不仅是边区工人的特等劳动英雄，“而且具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埋头苦干、始终如一的精神，因此边区工人公认他为自己的旗帜，都向他看齐”。[60]关于赵占魁的消息在报上一发表，毛泽东主席立即给邓发打电话说：“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时我听你们说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61]

10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出通知，号召边区工人学习赵占魁勤苦劳作、始终如一的精神和新的劳动态度，迅速掀起学习赵占魁运动的高潮。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做报告时指出：“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工厂。”同月22日，边区总工会主任高长久在《解放日报》发表专论《继续开展赵占魁运动》，提出了模范工人的七条标准，作为职工开展赵占魁运动的目标：爱护工厂，严守纪律；积极工作，始终如一；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爱惜工具，节省资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努力学习，帮助别人；克己奉公，团结群众。

在此期间，少部分工厂已经掀起赵占魁运动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大多开展时间较短，不能坚持，或只做表面文章。“机器厂与该厂决定在十月革命节奖励模范劳动者，响应赵占魁运动号召，但运动没有具体布置，只是应付一下，所以没有真正开展起来。难民纺织厂于十月二十四日提出节约运动以响应赵占魁运动。在节约运动中收到相当成绩……但节约运动在二、三月内还紧张，到十二月份之后又垮下去了。……同时还有两个在边区很重要的工厂——赵占魁所在的农具工厂和工作比较有基础的中央印刷厂，都还没有搞起来。农具厂感觉没有办法，中央印刷厂认为过去生产率已经很高，无法再提高，对于运动也不注意。”[62]边区总工会主任崔田夫指出：“当时一般对于赵占魁运动的意义，还没有弄清楚。有的工厂以为又是一种定期的生产竞赛，或生产突击运动；有的工厂又不重视，借口等待总工会的具体办法，或以为本厂生产效率已很高，或者以为标准太高，都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总工会虽派了人到各工厂传达开展赵占魁运动的决定，但亦只作一般的号召，而无具体的推行办法，使赵占魁运动不能普遍开展起来。”[63]

在这一阶段，边区政府宣传的不单是劳模的个人生产方面，着眼点转向了典型人物“道德模范”的意义，对吴满有“模范公民”的宣传，对赵占魁“新的劳动态度”的宣传都表现了这一点。

由于生产运动的展开，除农村、工厂外，在部队、机关、合作社中也都发现和树立了典型人物，如李位、黄立德、刘建章等。政府将这些发现和选拔的典型在群众中宣传推广，组织群众生产运动，收到很好效果。不过，在延安高级干部会召开之前，边区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政策还不明确，有一定盲目性，干部思想认识上并不统一，“因之奖励劳模的政策也未能贯彻下去，只限于某些上级领导机关和附近的县区才有此活动”[64]，这时劳模的选拔只限于一定生产范围，而且往往是由上级领导指定，因而还未形成真正的群众运动。

三　劳模运动的高潮与扩展（1943—1945）

1942年底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统一了思想，明确决定了“生产是一切工作的物质基础”的总方针。由此，“各分区才开始普遍进行生产运动，奖励劳模的政策也才开始继续贯彻下去”。[65]边区的劳模运动形成了高潮。

首先，农业上吴满有运动及工业上赵占魁运动全面展开。1943年2 月24日，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倡议两人开展生产竞赛，提出了自己的挑战条件。吴满有于2月28日复信应战，除同意杨朝臣提出的挑战条件外，还建议开展两人所在村庄的竞赛，并主张把这个竞赛扩大到全边区和军队中去。这件事情引起了党政军领导层的广泛关注。朱德与贺龙电令边区所有部队积极响应这一生产大竞赛；西北局于3月3日给各区党委发出通知，要求推广、组织和领导这一运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联合发出指示，要求边区各县将大生产竞赛运动推广到群众中去。由此，劳模之间、村庄之间、军队之间、军民之间的生产大竞赛运动开展起来。

赵占魁运动在其开展和组织过程中最初并没有完全发动起来，这与当时工厂内部的领导核心、生产任务、分工不明确等有关。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会后各工厂建立了由厂长、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联合组成的“三人小组”，作为工厂的统一领导核心。但因分工不明确，工作仍不够协调。1943年2月7日，延安举行“二七”纪念大会，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对到会的各工厂工人代表和干部讲了今后开展赵占魁运动应注意的问题。同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他的《响应生产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文章，指出在边区发动赵占魁运动的可能条件与今后开展运动的方向和办法。3—4月间，边区政府召开了政府直属工厂厂长联席会议，各公营工厂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主任参加。会议强调公营工厂是革命政权物质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统一、加深了对公营工厂性质、任务的认识。会议总结了前一段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在工厂内部，厂长代表政府集中管理工厂内部一切，凡有关生产上的一切问题，厂长均有最后决定权”，“工厂内党的支部与工会工作，必须以完成工厂的生产任务为其基本的唯一的内容。一切党内的、工会内的教育与活动，只有对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与劳动纪律有帮助时，才有意义”，“党支部及职工会的基本方针与基本任务是同工厂行政取得一致合作来完成生产任务，为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而努力”。会议提出，当前工会的任务是深入开展赵占魁运动，合理解决工人日常生活困难，严格整风学习，保证中心任务的完成。会后，各厂即分别进行检查工作，同时开展赵占魁运动。从此，赵占魁运动进入另一新阶段。邓发亲自到中央印刷厂和农具厂指导他们开展赵占魁运动，帮助参加赵占魁运动的积极分子定个人生产计划。5 月7日，邓发在《解放日报》发表《如何在公营工厂中开展赵占魁运动》，具体指示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方法。各工厂的职工教育也由教条主义走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群众生活群众办，组织职工经济互助会，职工食堂实行民主管理，开展储蓄等活动，调动了职工生产积极性，赵占魁运动在边区各工厂才普遍开展起来，真正成为群众的运动。[66]至1944年2 月7日，全边区所有公营工厂都参加了赵占魁运动，报名参加运动的职工共1041人。[67]从1944年5月25日的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宣言看，当时边区的公营工厂约12000名职工，由此可见，虽然所有的工厂都参加了运动，但是具体到个人来看，约有1/10的职工报名参加了赵占魁运动。

1944年5月1日至22日，边区政府和总工会召开了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自1943年公营工厂会议以来工厂管理工作和赵占魁运动的发展情况，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提出了争取两年内实现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口号。为保证全面自给两年完成，“必须把赵占魁运动提高一步”，即把深入开展赵占魁运动作为实现工业品自给的主要途径。大会向全边区职工发出号召：“提高公营企业中的赵占魁运动并扩展为广大群众性的劳动英雄运动”[68]，并指出“为了适应边区工业的向前发展，赵占魁运动也应该提高一步，应该是劳动品质与劳动技术并重，是才德兼全”，要求在工厂管理人员中开展袁广发运动，在技师中开展沈鸿运动，在工人中开展赵占魁运动，在一厂内要把三者结合起来，向模范单位目标努力，“劳动英雄要做火车头”。[69]会后各个工厂树立了本厂甚至本部门的模范工人，如难民厂的袁广发运动，还有中央印刷厂的佟玉新运动、制革厂的柳贵荣运动等。中央印刷厂的赵占魁运动从1944年后就称作佟玉新运动。赵占魁运动进入了深入开展阶段，引向群众性的学劳模运动，成为边区工厂企业开展群众生产运动的一个确定形式。

其次，由以生产战线上的劳动英雄为主发展到同时注重在非生产一线的模范工作者。大生产运动中，边区政府奖励了大量生产战线上的一线劳模。随着生产运动的发展，干部和工作人员在其中所起的领导、组织作用日显重要。1943年1月，中共西北局奖励了22名为边区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领导干部，如开拓南泥湾的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王震等，毛泽东为这些干部分别题词（见图1—2） ；并对三五九旅、延安县委县府和延安县南区合作社三个单位予以团体奖励。

这是全边区范围内第一次隆重表扬和奖励领导经济建设有功的干部。经过高干会和对领导经济建设有功干部的隆重表扬和奖励，大大提高了各级领导对经济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促进了陕甘宁边区生产建设事业的向前发展，也促使劳模运动普遍开展。

为确保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任务完成，发扬干部的积极性与模范作用，鼓励进步反对落后，陕甘宁边区于1943年4月颁布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具体规定了奖励的条件、资格、办法等。除模范生产工作者，陕甘宁边区陆续对模范教育工作者、模范干部等做了规定，并实行了奖励。对主要从事生产工作的模范，陕甘宁边区当时大多以“劳动英雄”称呼之。劳动英雄的含义是很广泛的，以1944年底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来看，450个名额中，农业占100个，工业占80个，其余还有文化、军事、合作运输、财经贸易、卫生保育、行政、保安、司法等系统和行业。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要求：“敌后各根据地的大多数干部，还没有学会推动党政军群众与人民群众（一切公私军民男女老少，绝无例外）实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党部、政府及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有关明年全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及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过去江西苏区称耕田队或互助社），吴满有运动（农业劳动英雄），赵占魁运动（工业劳动英雄），黄立德运动（机关学校种菜英雄），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不把吴满有生产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耕多放粪）推行于各地，而说吴满有方法不应推行的观点是错误的。”[70]自此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根据地也陆续开展了劳模运动，并且根据各根据地环境和形势的不同，运动的形式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再次，各级政府、部门、地区等分别奖励劳模。对劳模的奖励，有各分区、县、区、乡等各级政府进行的，也有边区相关行业和部门奖励的。同一个劳模，也可能获得不同部门和政府的奖励。以1943年7—10月间的运盐奖励为例（奖励运盐英雄在边区各县属首次，所以各级党政部门比较重视） ：1943年7—8月间，建设厅奖励了运盐英雄徐兴财。8月28日，延安市运盐英雄给奖大会上，西区运输合作社队长徐兴财又获奖励，获得“帐棚”、毛口袋各一件。西北局行政处也奖给他毛毯一床、口袋一对。其他如物资局、市委、西区政府、市商会及公联会、手工业公会、群众报社等也赠以锦旗或物品。[71]1943年7月18日，庆阳为运盐英雄张林举行给奖大会，张林获得四匹花布。延安县在1943年10月10日为运盐英雄刘永祥、张仁、党世鸿举行给奖大会。每人所获奖品有锦旗两面，毛毯一条，布帐、盐包各一幅，毛巾、鞋子、肥皂等数十件。其中刘永祥所获最多，延安县除本县予以奖励外，还呈请边区政府奖他为边区劳动英雄，后刘永祥获边区劳动英雄甲等奖。从上述奖励看，同是奖励运盐英雄，表扬单位有建设厅和地方政府，给奖单位则更多，有的一次大会就有七八家单位赠予奖品。由此看出当时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是非常重视奖励劳模的。

最后，两次边区劳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劳模运动达到高潮。劳模的出现促进了边区生产的发展，极大刺激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总结劳模的生产经验，边区政府决定在1943年内召开各分区及全边区的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并颁布了选举办法。1943年11月26日至12 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模大会在延安召开（见图1—3），表扬和奖励了185名劳动英雄。大会总结和交流了生产建设的经验，讨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的方针和办法。毛泽东做《组织起来》的报告。大会提高了干部和群众对奖励劳模政策的认识。由于边区的建设事业还没有进入全面开展的阶段，因此劳模运动的范围当时还仅在于经济建设方面，范围上是局部的。在文教、军事、财政、金融、贸易、体育卫生、行政、保卫、司法等各方面尚未普及。虽然军队中也有英雄，但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面的，而非军事本身。

第一届劳模大会成为劳模运动发展转变的关键。大会以后，劳模回到农村、工厂、部队、机关中又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生产运动更广泛深入的基础上，边区展开了全面的建设事业。“随此，奖励劳模的政策也就发展成为推动全面建设的群众运动。一年来，各种工作的推进，模范村乡和模范单位的创立，以及此次自下而上普选后各级新英雄的涌现等都显示了这一运动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72]

经过宣传和推广，劳模运动进一步发展，进入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全面发展阶段，很多工作岗位中涌现了模范工作者，有些地方还开始了模范工作者运动。边区政府同时决定劳模由群众选举产生，以代替过去政府选拔的办法，自此，劳模运动进入更加完备的阶段。在更加广泛的建设运动中，边区政府为了适应1944年劳模发展的趋势，于1944年12月21日至1945年1月14日，召开了第二届劳模大会，到会代表476人，来宾600多人。此次大会包括的部门更多，除工农业外，文化、军事、合作运输、财政金融贸易、卫生保育、行政、保安、司法等行业和领域都推选出自己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标题改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指出劳模的三种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大会评选出特等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74名，甲等200名，乙等189名，共463名。评选出13个先进集体单位。

两次劳模大会标志着边区劳模运动进入高潮，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运动范围从局部经济建设发展到全面建设。第一届劳模大会之后，举行了工人代表大会、合作社主任联席会、仓库主任联席会、军队模范学习代表大会、文教大会，讨论了各项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奖励了各项建设中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劳模运动从农村、工厂、部队机关的生产运动，推广到文化、政治、军事及其他各项建设方面。第二，干部和群众对劳模运动的理解和思想认识从盲目转变为自觉。在干部方面已经体验到“哪里有劳动英雄，哪里的工作就好做”。发现典型、推广典型的方法逐渐为干部所认识。许多地方干部已经从帮助教育劳动英雄中与劳动英雄结合，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在群众方面，已经认识到当劳动英雄是光荣的，“一心努力生产，争取当英雄，去见毛主席”的道理，已经成为一般群众心理。[73]第三，劳模的数量、质量和标准，逐渐提高和进步。英雄大量产生，从各行各业产生了大批的英雄和模范。质量和标准也由以劳动成果为主渐变为“思想道德”与劳动成果并重。第四，由个人英雄走向集体模范，模范村、模范班、排、连及工厂机关中的模范单位相继出现。在农村中出现了像延安的吴家枣园，淳耀的白源村，安塞的马家沟，绥德的王家坪和郝家桥，华池的城壕村，定边的贺家圈等模范村。在部队中出现了张治国班，马绍义排、王福寿排，段全才连等模范班排连。在工厂中除了继续开展赵占魁运动，还发起了模范厂长、模范工程师运动。

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指出：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是经过从上面指定到群众选举，从局部到全面，从个人英雄模范到集体英雄模范，从上面的奖励到领导与群众共同奖励的过程的”。[74]抗日战争胜利后，边区面临备战国民党的局势，1946年10月边区政府决定各县以区为单位召开劳动英雄大会，要求各地予以重视，但没有召开县级以上的劳模大会。1947年之后，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共产党的指挥中心撤离延安，劳模大会没有继续召开，但表彰典型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却一直延续下来。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劳模运动，是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的结果，既有个人典型，又有群体典型，从村庄到边区的各行各业，数量较多；既是一种推动生产、做群众工作的方式，又是一种典型示范的道德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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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自立：《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报告》，载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总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2]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4年）甲5，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印刷厂1994年版，第457页。

[3]《关于边区经济建设之报告书》，载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总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00—501页。

[5]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2年）》甲2，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印刷厂1994年版，第113页。

[6]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载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九编“人民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7]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8]林伯渠：《边区财政经济问题》，载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总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5—67页。

[9]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载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九编“人民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

[1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42—544页。

[11]徐少锦、温克勤主编：《伦理百科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538—539页。

[12]汝信主编：《中国工人阶级大百科》，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13]曲伟、韩明安主编：《当代汉语新词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9页。

[14]《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载《博古文选·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15]《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载《方志敏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

[16]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5页。

[17]同上书，第578页。

[18]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19]同上书，第181—182页。

[20]同上书，第182页。

[21]《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22]同上书，第22页。

[23]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24]同上书，第184页。

[25]《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26]《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21日），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27]《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28]《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3页。

[29]《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92—393页。

[30]《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4—195页。

[31]斯达汉诺夫音译后有多种译名，本书统一采用较常见的“斯达汉诺夫”。

[32]《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35年11月17日），载《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4—376页。

[33]《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8页。

[34]［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98—499页。

[35]转引自［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98页。

[36]何锡蓉、曹泳鑫主编：《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与价值观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37]《谢觉哉日记》（1944年9月29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8页。

[38]转引自刘进《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39]《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年4月4日。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1—53页。

[4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36页。

[4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89页。

[42]同上书，第774—775页。

[43]毛泽东：《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44]《三边各县劳动英雄赴定边参加大会》，《解放日报》1944年1月9日第2版。

[45]《三边劳动英雄集会》，《解放日报》1944年1月15日第2版。

[46]同上。

[47]参见《新中华报》1938年1月10日。

[48]参见《新中华报》1939年2月25日。

[49]《1939年农业生产总结报告》，载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50]《1939年陕甘宁边区工作总结报告》，《解放》1939年第95期。

[51]参见《新中华报》1940年2月21日。

[52]《劳模的产生（运动发展简况）》，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2—240。

[53]《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农业展览会上的讲演词》，《新中华报》1940年2月3日。

[54]《劳模的产生（运动发展简况）》，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2—240。

[55]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

[56]斯坦因（1900—1960），出生于德国柏林，1941年加入英国国籍。1944年，作为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记者，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

[57]［英］斯坦因：《吴满有——从土壤里生长出来的》，魏伯译自《红色中国的主张》，《北方文化》1946年第11期。

[58]狄德建是一个工人，因不满当时的生活状况，提出一些过高要求，与领导闹对立，甚至煽动一些工人怠工。

[59]章萍：《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群众生产工作》，载李永海总主编、张立明卷主编《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陕西卷》，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2页。

[60]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

[61]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591页。

[62]《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抗战以来边区工运总结材料》，载李永海总主编、张立明卷主编《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陕西卷》，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8—509页。

[63]崔田夫：《一年来赵占魁运动总结》，《解放日报》1944年2月7日第3版。

[64]《劳模的产生（运动发展简况）》，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2—240。

[65]《劳模的产生（运动发展简况）》，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2—240。

[66]崔田夫：《一年来赵占魁运动总结》，《解放日报》1944年2月7日第3版。

[67]同上。

[68]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页。

[69]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页。

[70]《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日第1版。

[71]《本市运盐英雄给奖大会上　徐兴财号召扩大运输队》，《解放日报》1943年8月29日第2版。

[72]《劳模的产生（运动发展简况）》，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6—240。

[73]《劳模的产生（运动发展简况）》，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6—240。

[74]李富春：《关于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问题》，《解放日报》1945年1月9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