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发展期（1912—1949）

1912—1949年的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在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变革时期，伴随着政治斗争的日益尖锐与军事战争的此起彼伏：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先后发生，时局动荡引发社会活动领域的巨大变革，社会各界力量在“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中，汲取各方思想力量，促使中国教育、科技、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开始进入现代化进程，客观上促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翻译学科雏形的形成。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翻译人员：这一时期的科技翻译人员主要来自留学欧美回国的学者；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革命青年赴欧勤工俭学及赴苏留学；国内高校外语专业所培养的学生，确保了科技翻译、科技翻译教材编写工作的延续。科技翻译队伍壮大，留学欧美日的知识分子、赴欧勤工俭学者、留苏共产党人构成了科学翻译的主力军，他们分别侧重译介科技、社科及马列主义革命学说。这是我国的科学翻译活动完全摆脱外国人的束缚、进行独立翻译的开始。

（2）科技翻译规模：译书总量近万种，尽管各时期重点内容不一，但总体上以引入日本与西方近代各学科的知识为主，宗教翻译逐渐减退消亡，科学译书数量超过文学译书，这一期间编译出版了数百种外语专科词典或词表，极大促进了科学翻译活动的发展。就科技译作内容而言，兼顾了内容的实用性与先进性。因国情所需，民国时期政治（1418种）、军事（784种）与经济（1328种）三类译书出版比率可观，译书量很大；翻译传入的科学知识也有相当的先进性，像量子论、相对论、遗传学等学科知识，都在这一时期译入。

（3）科技翻译机构：民国政府的科学翻译机构国立编译馆在组织、制度等方面日趋成熟；科学社团也积极参与科技翻译活动；参与翻译出版科学书籍的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已多达上百家，并成为科学翻译活动的主体，例如，科学译书在商务印书馆译书比重占到了20%以上，科学翻译出版的规模标志着我国科学翻译出版产业的形成。就科学翻译机构而言，包括民国政府沿袭清廷旧规而设立的国立编译馆，负责翻译出版科学书籍，编译高等与中等教育教科书，科学术语名词译名的编订以及编纂各学科词典，但其业绩平平，编译书籍量很少，与其社会地位和应承担的义务极不相称；民国初期学者们致力于科学社团的创立，这些社团以引入外国科学书籍、统一译名及编纂学科辞典为己任，对民国时期的科技翻译活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民间出版机构的发展，也在民国时期科学翻译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民间出版机构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科学译书；此外，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领导下的秘密出版机构在翻译出版马列主义和社会科学书籍方面，发挥着中坚作用。

（4）科技翻译理论：科学翻译理论和方法的讨论进一步展开，许多著名翻译家积极投稿进行了讨论（严复、鲁迅、邹韬奋等），内容广泛深入，涉及翻译标准、原则、方法、译才条件、术语专名翻译、译品质量评论等，形成有别于文学翻译理论和方法的独特特色。民国时期关于科学翻译理论与方法的讨论，主要涉及科学翻译标准、术语名词翻译方法、科技翻译质量的讨论，对科学译才问题的探讨也已由科学译才必备条件的讨论，发展到科学译才诸条件（学科知识、外文、中文）的主次关系。论者大多具有一定的科学翻译实践经历，源于实践又进一步将其提炼为理论与方法，指导当时的科技翻译。然而与科学翻译实践的发展速度相比，科学翻译理论方法研究的发展速度是不够的。

综上所述，科学译书数量的激增与译品质量的提高，科技翻译人员独立翻译活动的开展，科技翻译机构有组织的活动，科学翻译产业的形成，科学翻译理论方法的专业化，科学译书活动对社会发展的全面影响，都标志着中国科学翻译事业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