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查理周刊》事件”透视西方新闻观的现实困境和逻辑悖论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课题组
2015年年初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1]遭遇恐怖袭击，由于事件造成重大伤亡，袭击主要针对的是象征西方言论自由标杆的媒体，又关涉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多重因素，世界舆论对此保持高度关注。在对事件引发的反暴恐主议题持续关注的同时，全球媒体和社会舆论对《查理周刊》刊登讽刺宗教先知漫画引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一重要次生议题的探讨争锋仍在继续：欧洲总体上强调要捍卫绝对的、无条件的自由价值观；美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官方表态和媒体报道相对谨慎；伊斯兰世界及俄罗斯、新加坡等不少国家和地区及一些宗教团体认为，言论自由有边界，不能以言论自由为借口行言论暴力之实；国内主流舆论认为，支持反恐与赞同《查理周刊》“讽刺一切”的做法是两回事，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西方固执地用自己的价值观、自由观报道世界，会导致更多的冲突。不过，随着事件的演化，西方社会对言论自由问题的反思也在增加：4—5月，140多位西方文化名人陆续发声，不认同美国笔会中心[2]3月17日对《查理周刊》“自由言论勇气奖”的授奖决定；9月13日，《查理周刊》发布讽刺漫画，恶搞在土耳其海岸遇难的叙利亚小难民艾兰·科迪，导致舆论对该刊做法的争议再度升温，西方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声音质疑该刊的“言论自由”是挡箭牌。
全球舆论围绕《查理周刊》事件引发的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话题的探讨争论，对我们透视西方所宣扬的绝对、抽象、无条件的新闻自由理念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和逻辑悖论，深刻认识理解并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科学性和指导性，增强在实际工作中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自觉性具有重要样本价值。
一 《查理周刊》及西方媒体强调的媒体有超阶级的“讽刺一切”的自由是对新闻媒体意识形态属性和阶级性的掩盖和矫饰
承认不承认新闻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和阶级性是无产阶级新闻观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的根本区别之一。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新闻机构在社会结构中属于上层建筑，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及人民大众的新闻媒体，公开承认新闻事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阶级性，承认自己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并自觉按照党和人民的意愿和要求进行新闻报道。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看，资产阶级利用新闻报刊作为喉舌都十分明确。但为了使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新闻报道为广大受众接受，现代西方新闻传播学突出新闻媒介是“中性介质”，强调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模糊以致否定新闻和新闻事业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阶级性。
表面上，《查理周刊》号称讽刺一切宗教，但实际上，该刊与西方媒体与文艺界一样，“对于伊斯兰教的调侃与讽刺存在着惯性”[3]。学者分析认为：《査理周刊》等法国讽刺刊物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维护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反教权共和传统，是捍卫西方价值观、推广统一“国家认同”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喉舌。旅法华裔学者宋鲁郑将该事件与2007年法国两个穆斯林团体起诉该刊却遭败诉的情况联系起来，分析认为：“温和派穆斯林团体寄希望在这个法治国家通过法律寻找一个说法时，却一再败诉。……假如法国法律能对这种自由有所限制——毕竟反犹太主义和为纳粹辩护是违法的，怎么可能还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4]可见，无论是西方的法律还是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维护的始终是垄断资本的利益，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二 西方媒体在相关报道中表现出的全力维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高度一致的“政治正确”，正暴露出西方一直否认的新闻媒体的党派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的产物，党性是阶级性最集中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新闻的党性，坚持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对党性和人民性作了科学概括，重申“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相比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党性问题上的坦率，西方新闻观在这个问题上则是虚伪的。19世纪末西方党派报纸逐渐消失后，西方新闻观更多地宣扬，只有私人拥有的所谓“独立媒体”，才能免受政府和政党控制，保持政治上的中立，进行“客观报道”。实际上，现代西方媒体多为资本控制，但资本背后均有党派身影，因此尽管党派性有所淡化，但为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服务的党派性仍十分明显，并非其所宣扬的“公共利益”代言人。
在西方政府和媒体看来，极端分子袭击《查理周刊》正是对所谓“自由”“民主”等西方核心价值观的攻击，是关涉到维护垄断集团根本利益和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问题。因此，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基调高度一致，作出“政治正确”姿态，强调坚决捍卫《查理周刊》所代表的言论自由，而对已占法国人口十分之一、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穆斯林群体的重大关切、利益和感受则列入“异类”并片面报道。
三 西方媒体围绕该事件的报道突出局部真实、掩盖整体图景，偏离了新闻必须客观、真实的原则
在如何理解新闻真实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西方新闻观有重大差异。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十分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并把这一点提高到新闻工作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高度来认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是：不仅要真实、准确地报道单个事实，还要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物全貌，并揭示出新闻事实发生发展的原因、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引导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西方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其新闻媒体在新闻真实性问题上，难以实现事实真实、总体真实和本质真实的统一。这一点在西方媒体报道与伊斯兰有关的议题时表现得非常明显。
CNN记者莎莉·科恩评论认为，西方媒体的偏见和选择性报道建构起来一个失真变形的伊斯兰世界，不少美国人“或许只知道媒体报道的那个充满恐怖分子的世界”[5]。事件发生前，不少欧洲媒体罔顾该刊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都曾产生过诉讼的事实，只抓住该刊与穆斯林之间的纷争进行大量报道，对该刊遭遇恐怖袭击负有一定责任。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李·威尔金就事件开出的方子是，当仇恨性的语言出现，媒体应该深入调查仇恨产生的原因和土壤。[6]事实上，考虑到穆斯林群体的边缘社会地位、底层经济状况，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喉舌的西方媒体永远不可能全面、深入、真实地考察这个问题，实现威尔金所说的用“更多的言论”回应仇恨污辱的设想。
四 西方媒体围绕事件报道所宣扬的绝对、抽象、超阶级的新闻自由与西方新闻自由的实际状况存在背离，凸显西方新闻观的逻辑悖论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绝对的、超阶级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相对的、具体的。从欧洲历史看，“新闻自由”口号从提出开始，就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斗争服务的，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客观讲，历经修正的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推动了西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西方新闻媒体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是少数垄断资本控制舆论、赚取利润的得力工具，其所宣扬的不受制于任何组织机构、绝对的、抽象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新闻自由，不仅不符合人类社会新闻自由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也与资产阶级的新闻实践有较大背离，具有较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实际上，西方媒体及其从业人员也很注意对资本主义主流社会承担社会责任，绝不利用新闻自由损害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西方社会内部也存在新闻自律、新闻他律、新闻监管，以对新闻自由加以限制和管制。[7]特别是当国家面临安全、稳定上的风险时，对新闻的控制更会收紧。
事件发生后，一方面，西方社会、政要和媒体纷纷表示要无条件支持绝对的言论自由；另一方面，西方政府加强了对新闻和言论的管控。法国有几十个人“因言获罪”遭到逮捕；法国电视三台也因未播周刊遭袭的新闻而受到批评；英国《金融时报》迫于压力不得不在纸质出版物中删除了网络版批评周刊行为“愚蠢”等敏感字眼。美国布朗大学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古勒维治表示，法国当局的大规模拘捕行动，无疑与《查理周刊》惨案发生以来各方纷纷发声支持言论自由的舆论大环境相冲突，“法国政治阶层中充斥着伪善和机会主义者”[8]。这些案例和情况是对西方借此事件宣扬绝对新闻自由的反讽。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根据意识形态、价值观分野及国家关系亲疏远近，而对不同国家施以不同的新闻自由标准。对那些依附西方阵营的国家，即使其国家体制与西方有根本区别，西方国家也网开一面。西班牙《起义报》报道说：“美国和欧洲有人谴责《查理周刊》事件是对言论自由的恐怖袭击。但是他们对沙特阿拉伯全无言论自由的事实却从不进行抨击。”[9]而对那些政治、社会制度不同、坚持独立发展的国家，西方国家动辄指责其正常的新闻管理活动是独裁、威权。此案例中，就有一些西方媒体指责俄罗斯、中国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对言论自由的反思是“压抑自由”。
五 西方媒体在事件报道中全力突出捍卫“自由民主”基调，显示其维护、传播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实现国家利益外衣下的资产阶级核心利益的“高度自觉”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利益是以统治阶级利益为核心的全民利益的表现形式。在我国，国家利益和全民、公众利益高度统一，新闻报道旗帜鲜明地全面维护国家和公众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指出：“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事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在新形势下把握大局大势、维护国家利益提出的更高要求。
西方国家在全球推行“民主外交”“人权外交”，不仅将意识形态作为实现政治、经济、安全等基本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且为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披上了全民利益的外衣。[10]事件发生后，美欧政界和媒体将捍卫所谓“自由民主”调门抬得很高，其意图无非是统一国内各种力量的思想，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维系与盟国关系，争取中间力量同情，打压对手国家，从而全面维护国家利益包装下的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当然，此次美国与法国及欧洲在事件的具体报道和反应上态度和观点有明显距离：美国未派高官参加巴黎反恐大游行，主流媒体也没有刊登争议漫画。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为维护国土安全和国家利益，美国媒体和社会在这一敏感议题上的“大局观”。
六 《查理周刊》的言论及西方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反映出西方社会和媒体在认识、处理民族宗教关系方面有很大局限性，伤害民族宗教感情的教训深刻
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关系理论坚持民族平等、承认民族差别、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同时主张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一切宗教一律平等。新中国几代领导人进一步丰富、发展、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关系理论，将对民族宗教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并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为我国新闻媒体做好民族宗教报道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要依据。
历史上的单一民族国家法国在全球化带来的大范围跨国人口流动影响下，已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多民族国家。但是，法国政府从各个方面力保法兰西民族的整体性和“纯洁性”，不承认少数民族地位和民族差别，没有民族政策以及专门协调处理民族问题的政府机构，也没有将民族成分及宗教信仰列为人口登记和普査内容，还强制推行“同化政策”，从各个方面淡化少数族裔观念。[11]在这种大环境下，秉持极端自由主义、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维护法国核心价值观、脱胎于基督教文化土壤的法国媒体，很难在报道中恰当处理本国的民族宗教关系。在其报道影响下，欧美舆论往往将多发的治安和犯罪问题同穆斯林移民联系起来。西方某传媒大鳄在事件发生后曾在推特上表示，即便多数穆斯林是和平的，在他们认清并摧毁不断壮大的圣战分子毒瘤之前，必须为此事负责。[12]这些情况不仅反映出西方社会对不同文明、宗教、民族的傲慢和偏见，也反映出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喉舌的媒体难以摆脱认识上的局限。
（作者单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原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0期）
[1] 国内又译《沙尔利周刊》《沙利尔周刊》，本文统一用《査理周刊》。
[2] 美国笔会中心（PEN American Center）：成立于1922年，是国际笔会（International PEN）最大的区域分支机构，也是美国最大的文化组织之一，总部设在纽约。
[3] 张敬伟：《法恐袭事件与两大文明的宿怨》，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资料，原文刊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15年1月13日。
[4] 宋鲁郑：《西方为什么打不赢反恐战争？》，2015年1月，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SongLuZheng/2015_01_12_305961-sshtml，2015年1月12日。
[5] 《CNN评〈查理周刊〉遇袭事件》，2015年1月，四月网，http://fm.m4_Cn/2015-01/1259513.shtml，2015年2月6日。
[6] 符遥等：《〈查理周刊〉冒犯了谁？》，2015年1月，《中国新闻周刊》网，http://news.inewsweek.cndetail-1348.html，2015年2月1日。
[7] 参见文有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方面（五）》，《新闻三昧》2001年第12期，第54—55页。
[8] 李公明：《“他们也有权表达他们的观点”——从〈查理周刊〉案思考言论自由与双重标准问题》，2015年1月，腾讯大家栏目，http://dajia.qq.com/blog/4419560516751049，2015年2月3日。
[9] 阿蒂略·A.博龙：《巴黎恐怖袭击根源在于美欧罪恶中东政策》，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反恐动向》（内部资料）2015年第1期，第29页。
[10] 李宝善：《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指导新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文章选》，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
[11] 于海峰：《当代西方主要国家人口民族构成及民族问题概述》，《理论界》2013年第2期，第90—94页。
[12] 《德国右翼组织煽动反伊斯兰化游行》，2015年1月，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