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有益的尝试及其局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蔡仪在美学上确实做了一次有益的探索，一次大胆的突破。相对于过去的美学，无论立论的出发点，逻辑范畴和研究方法都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过去的美学总是把重心放在审美趣味、审美快感和艺术欣赏方面，蔡仪却把美学纳入认识论，突出审美的认识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过去的美学总是在自然美的名义下谈论人和社会的美，蔡仪却把社会美与自然美区分开来，赋予它以不同的意义；过去的美学虽然也曾关注到审美客体自身的条件，但极少把它当作审美的真正根据，蔡仪却认定唯有如此才可能使美学成为科学。蔡仪努力从马克思主义原典中寻找理论上的支持，却使原典中的一些概念和命题获得了重新解释，具有了新的意义，因此即使蔡仪美学的许多结论不能成立，他的探索本身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仍具有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蔡仪美学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把美学看成是一种认识论；把认识理解为单向性的反映论；把反映的对象，即审美客体表述为种类性或典型。

蔡仪是个立足于中国并充满革命现实主义的学者。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首先需要的是哲学认识论，因此他坚定地否认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本体论。在他看来，在整个民族尚处在危难之中，生存且无保障的情况下，审美，特别是艺术，理应承担起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因此他赋予审美以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而且他相信建立在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美学是唯一科学的美学，但是他忽略了即便是唯物主义认识论也只是观察世界的一般原则，不能取代任何具体的科学结论，从认识论到具体科学结论之间尚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仅仅在认识论意义上讨论美学问题，其他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必然被排除在外，与人们生命本身相关的一些审美现象必然被淡化或掩盖。而美学思想史证明，超越认识论，从本体论理解和建构美学更能体现它作为人文学科的本质，也更能实现它在社会文化批判中的作用，因为审美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生命的一种需求，或者说是生命的一种形式。审美本身既有认识问题，也有实践问题，而首先是实践问题。人类不是认识了美才去创造美，评价美，而是在创造中发现了美，并学会了评价美。审美活动正孕育在实际的创造活动中，是创造活动的一个必然的因素。马克思讲的人是按照美的规律造型的，无非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一种规定性，按照美的规律造型是劳动的一种规定性，所谓异化，就是劳动失去了自由自觉的性质，也就是劳动不再是按照美的规律造型，从而与享受完全分离开来。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真正美学问题正是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如何在认识中树立一个永恒的审美标准的问题。而且即便从认识论来讨论美学，也不应忽略审美活动作为一种认识与一般认识活动的区别。这种区别并不如蔡仪讲的是抽象概念与具体概念的区别，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识过程应该是“具体—抽象—具体”，具体概念与抽象概念并不是分立的，而是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任何认识都不会停止在抽象概念阶段，而必然发展至具体概念。而且蔡仪几乎不加区分地把马克思讲的艺术地把握方式推衍到审美活动，认为审美活动就是形象思维活动，就是智性的认识活动，所谓“美的观念”是经过形象思维，由具体概念和意象发展而来的，其实，审美活动与艺术活动是有很大区别的。审美活动包含三种类型和三个层次，即，直觉—形式、想象—意象、体验—生命境界，其中虽然要涉及智性和形象思维，但作为它的根基的是感性，而感性不是别的，就是社会化的自然本性本身，就是自然所赋予人，从而使人有可能向理性延伸的一切。感性是理智、意志、情感的共同基础。理智在通往真理的途中要对感性加以分析、概括和抽象，但是它所抽象的东西永远是感性的一部分。审美活动作为感性活动，它的共通性正是建立在这种伏脉深广的感性生命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康德所讲的共通感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概念，无论是抽象概念还是具体概念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审美活动即便具有认识功能，它所提供的认识也仅是感性层面的，朦胧的和不确定的，也正因为如此，审美活动本身永远不可能像艺术一样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是反映论，但是这是就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讲的，反映论并没有回答反映的心理机制和具体过程，19世纪以来的哲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如果用反映这个概念描述人的认识活动，那么这个反映应该与字面的意义不同，它不是单向性的摹写与映象，而是主体与客体间非常复杂的碰撞、渗透和交融的过程。胡塞尔的哲学现象学提出了“意向性”概念，使我们注意到理智与意志间的关系；弗洛伊德提出了“本我”“自我”“超我”的概念，使我们注意到潜意识对人的认识的影响；我们从完形心理学受到启发，认识到知觉的产生基于物理场与心理场的“异质同构”和“同形同构”；我们还从人本主义心理学得到提示，认识到对真理的追求是人类基本需要中的一种需要，从而认识到在认识活动背后有一种内趋力，当代认知心理学更以许多科学实验向我们证明，所谓认识实际上是个信息的摄入、加工、储存和输出的过程，其中知觉是现实的刺激和已有知识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记忆是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构成的记忆系统；思维则是人脑对各种信息的加工，凡概念的获得都经过了发现属性及其联结的规律，提出假设并验证假设的过程。显然，蔡仪没有注意到这些研究成果，他所依据的除了哲学反映论之外，多半还是传统的巴甫洛夫心理学。不过他提出了“美的观念”这样的概念，说明他并不是把认识简单地归之为“刺激—反应”。但所谓“美的观念”，按照蔡仪的理解，就是在审美实践中积淀下来的“符合美的规律的意象”，其中不涉及人的内在需要、意识与潜意识，以及心理—生理结构等。想象，这一具有特征性的审美心理问题，本来可以使蔡仪多少摆脱纯粹反映论的框架，却又被生硬地等同于形象思维，这样，从休谟、康德以来关于想象作为理智与情感的中介、悟性与理性的中介的讨论便被轻率地弃置在一边，于是，蔡仪便在审美心理学面前完全自我封闭起来。

认识概念的科学性是由反映限定的，反映的概念是由种类性限定的，蔡仪美学的真正根基在于种类性概念。依照他的认识，美与真是同一的，它们都确立在事物种类性概念基础之上，而“典型种类中典型的个别”，就是“美的极致”。这里，我们不妨从以下三方面提出质疑：第一，据说在事物的各种种类性中有一种“本然的种类性”，这个“本然的种类性”在审美活动中是如何被确定的？第二，能否把“本然的种类性”概念推衍至社会，把阶级性称作“本然的种类性”，进而把阶级性说成是人的“本质”？第三，把事物的真归之于“本然的种类性”，同时把美亦归之于“本然的种类性”，认为美即“事物本质、真理的一种形态”是可能的吗？很显然，蔡仪在确定“本然的种类性”时，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分类原则。依照自然科学的分类原则，一种生物或非生物的种类性是由将其与其他种类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本然的种类性”可以看作是某种本质的体现，是“真理的一种形态”，但是是否同时是美的呢？众所周知，美常常含有新颖、独特的因素，司空见惯和习以为常的东西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但问题还不在这里，而在蔡仪将这种自然科学的分类原则推衍到人类社会，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也有一种“本然的种类性”，这就是阶级性，它既决定了社会事物的真也决定了它的美。他忽略了作为一般生物或非生物，它的“本然的种类性”是在自然中造就的，而阶级性却是在社会交往中生成的；由于是在交往中生成的，因此阶级性在不同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可以向相对立一方面转化；所以对社会生活来讲，即便阶级性是“本然的种类性”，也不是恒定不变和不可移易的。而且，既然阶级性是个历史的范畴，可不可以称它是“本然的种类性”也是值得讨论的，因为有一种比它更为“本然”的东西，那就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由此造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它相比，阶级性不过是它打在人性上的一个烙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一个整体，一个世界，人的真和美要靠它的全部人格和个性来体现，这一点蔡仪在《新美学》改写本中也已意识到了，不过它没有意识到应该为人本身确立一种不同于生物或非生物的真正科学的审美标准。

毋庸置疑，建立在“种类性”与“个别性”统一基础上的典型，并不是真正的典型，而是类型。典型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历史内涵的，因此，恩格斯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离开了环境的所谓典型只是逻辑的抽象物。它似乎代表了同一类型的所有个别，而事实上任何个别也代表不了，因为任何个别都是活生生的有机体，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历史。当然，把典型理解为“个别与一般的统一”，从而与亚里士多德、贺拉修斯讲的类型混同起来不是始自蔡仪，而是那个时代理论界的普遍的错误，蔡仪只是给它提供了美学的依据。

当然，问题还在蔡仪把这种典型理论与马克思讲的“美的规律”等同起来，在由他主编的《美学原理》中甚至把他的典型理论说成是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发展，这一点尤其应该加以辨明和澄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的规律”，是在讲人的劳动与动物的劳动的区别时提到的，显然是指“造型”中的美的规律，即形式美的规律。作为一种印证，马克思青年时代写下一首诗，其中也提到过美的规律。形式美是有规律的，比如比例、对称、黄金分割之类，人的劳动自觉不自觉地要遵循这种规律，马克思指出这一点的目的只在于强调人的劳动的基本特征，而不在于解决任何意义上的美学问题。如果把马克思讲的“美的规律”解释成为典型的规律，从而认为人的劳动都是按照典型规律造型的，这显然违反了马克思的原意，也根本不符合人类的生产实践的事实，而且很容易把一般的，包括原始人的简单劳动与艺术这种高级的精神生产混淆起来。

我们珍惜蔡仪为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在中国美学史上，蔡仪的名字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引进美学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工程，这个工程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完成的，蔡仪美学因此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遗憾。重要的是蔡仪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开辟了一块阵地，踏出了一条路径。从他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遂把意识形态性当作一种外在的使命而把科学性当作内在的定性，踏入了自己的历史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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