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行业组织的变迁

评弹界，首个民间组织是光裕公所，取“光前裕后”之意，对成立时间的说法有三：其一是康熙年间说，见《光裕公所颠末》所记，“康熙年间，重立公所，名曰光裕”；其二是乾隆年间说，艺人口口相传，乾隆四十一年（1776）王周士在苏州宫巷第一天门创立光裕公所；其三是嘉庆年间说，见《元和县永禁匪徒偷取小日晖桥光裕公所木料砖瓦碑》所记，“嘉庆年间设立光裕公所，坐落宫巷元坛庙东”^注2。1926年，评弹界在上海举行纪念光裕公所成立150周年的庆典，出版纪念刊物。因此乾隆年间说，即光裕公所成立于1776年，较为确实可信，“该说也最受道众推崇”^注3。

光裕公所成立缘由有两个。一是艺人自身的发展。民国时期，评弹艺人的活动中心由苏转沪，市场扩大，听众增多，但因缺乏组织协调，导致供求脱节——“场子聘请艺人，不易寻觅，艺人物色场子，苦无机会，这就促使公所的成立”，艺人“从此有了安身之处”^注4。二是艺术所处的环境。艺人凭借技艺而大红大紫，但社会地位低下，“说书艺人是受乞丐头目监管的”。因此，公所的成立，有助于艺人得到政府认可，取得合法地位，免受歧视和欺凌，也便于道众切磋技艺，相互提携帮助。为了满足听众要求、调剂书场供需、保障艺人生活、提高社会地位、交流演出经验等目的，评弹界首个民间组织——光裕公所应运而生。

图1-1 苏州光裕社社员团体合影
（资料来源：《光裕社150周年纪念幢》）

光裕公所将艺人组织起来，以集体力量应对外界环境，和谐内部关系，维护道众利益，促进事业进步。对外抗争如马如飞曾组织反甲头斗争，对清政府禁止说书据理力争，结果“准许男子说书”^注5。对内协调即为颁布章程法规，维护合法利益，制裁不法行为。《光裕公所改良章程》规定：尊师重道方面，“凡子弟勿犯师长。生意在附近，不得任做，尽师生之礼，违者议罚”，规范师徒礼节，约束道众行为；礼让同道方面，“凡在外经营，苏道拜访，理宜答拜”，“凡同业各系宗支，勿得越做他书。前事一概不究，迨后不准，犯者重罚”，融洽同道关系，警戒不法行为；限制女说书方面，“凡同业而与女档为伍，抑传授女徒，私行经手生意，察出议罚”，降低外界压力，明确入行规矩。^注6行规的创立与推行，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促使道众舍小利而取大义，增强凝聚力，维护业界和谐稳定。公所在调整内部关系上的成功，既利于艺人整体一致对抗外界压力，也促进自身力量的壮大，使之成为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民间组织，势力之盛，执评弹界之牛耳。但行规亦有狭隘性，即排斥“外道”和女艺人。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政治时局的动荡，尤其是近代以来苏州的衰落、上海的崛起，为评弹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外道”艺人与女说书人先后崭露头角，并走向联合，建立了更具适应性的组织。光裕公所保守的弊端日益显露，限制了自身的成长，原本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这一转折缘于润余社。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商业繁荣，文化昌盛，而太平天国运动却使苏州等江南传统商业都市渐趋衰落，于是上海日渐成为江南的经济中心。因此包括评弹在内的许多曲种移驾沪上，逐渐兴盛。评弹在沪兴盛，原因是多重的：其一，上海人口多、市场大，苏州艺人过剩时，水平较低者率先入沪，收入优于苏州“响档”，于是名家亦到沪演出，后因战争影响，江南人士纷至，出现“街头巷尾尽吴语”的情景，评弹受众群体增多，更加速了这一过程；其二，上海政府较少干预艺人演出活动，一些在苏州不能演的书目（如《倭袍》）和开篇（如《哭沉香》）都可在租界登台；其三，上海曲艺品种繁多，娱乐活动新颖独特、层次较高，便于艺人之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其四，“上海先生”的桂冠能使艺人较容易接洽业务，成为许多人之毕生追求。因此，由于苏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及其独有的政治环境松、曲艺品种多、受众群体广、生意接洽易等优势，评弹发展中心便由苏转沪。1920年前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地位得以确立，“评弹以上海都市为中心市场的迹象和论断比比皆是”^注7。这为润余社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润余社的成立缘于光裕公所的行规。为了与女说书人划清界限，公所严禁男女拼档、禁止收女艺徒或给女艺人介绍生意。然而，这些禁令却最先被公所成员打破。1908年，谢品泉之侄谢少泉因收女艺徒，触犯行规，被判“出革三年”，只能在外地演出而不准在苏登台。少泉无奈只得离苏来沪，与“外道”沈莲舫、凌云祥、朱酉山等人常在壶中天茶馆闲聊，渐有共识，情投意合，索性组织起来，于1909年成立润余社^注8，形成“上海第一个评弹艺人行会组织”^注9。社长凌云祥，社址南市木梳弄，在城隍庙松鹤楼设立茶叙处，于雅室里挂了一块“申江润余社”的牌子，与“姑苏光裕社”相抗衡。成员有凌云祥、凌幼祥、程鸿飞、沈莲舫、朱酉山、谢少泉等。其中，谢少泉在出革期满后，返苏重入光裕组织。^注10可见，润余社成立初期，公所影响力仍很强大。为扭转这一局面，润余社的拓展需借外力。

民国时期，润余社依靠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关系在政府备案登记，易名为“上海润余社评词联合会”。规模逐渐扩大，鼎盛时达40余人，行家云集，群星璀璨，评话艺人有郭少梅、程鸿飞、凌云祥、朱少卿、朱耀良、潘伯英、朱伯雄等，弹词艺人有李文彬、李伯康、李仲康、朱兰庵、朱菊庵、黄异庵、夏荷生、张鉴国、张鉴庭等，实力一度“足与光裕社相抗衡”^注11。该社以团结著称，内部关系和谐，成员相互提携，编创时代新书，产生出一批优秀作品。如李文彬的弹词《杨乃武与小白菜》、朱少卿的评话《张文祥刺马》、程鸿飞的评话《岳传》、郭少梅的评话《三国》，还有在程鸿飞、郭少梅的帮助下由张鉴庭改编的《顾鼎臣》《十美图》等作品，均广受好评，成为沪上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1940年凌云祥去世，其子林幼祥继任社长。翌年，林幼祥去世，张鉴庭继任，继续拓展业务。

起初光裕社^注12在上海并无正式的茶会及事务所，周宾贤等人为了解决“没有组织，接生意发生困难”的问题，联合在沪演出的其他社员于1916年在广东路品芳茶楼成立同义社，又名“春申同义社”，取“同道义气相互团结”之意，这是评弹艺人在沪建立的第二个民间组织。周宾贤任会长，成员多为从光裕、润余两社退出的青年艺人。同义社的成立也是艺人为了联系业务、互帮互助的结果。然而该社组织松散，缺乏严格社规，入社无需介绍人，门槛较低——“曾正式拜过评弹艺人为师；有演出能力，并能说一部以上的长篇；到品芳茶楼饮茶连满三天”^注13，因而缺乏影响力。较低的入社门槛、涣散的社团组织，导致同义社竞争实力远不如润余社，甚至与稍晚建立的宽裕社相比，也一度处于下风。

1922年，宽裕社于上海成立，前身是无锡四乡的说因果，后有评弹艺人加入，鼎盛时近40人。宽裕社的演出场所是“堂子帮”，端午、中秋、年夜被称为“掉头汛”，是旺季，要从夜饭时节一直唱到天亮。^注14 旺季之外，也在六马路、中行弄、锡金公所附近的小场子演出。较突出者是弹唱《珍珠塔》的罗禹卿和评话演员周斌之。以周斌之为例，他自编《西游记》，十年磨砺，参详纯熟，在20世纪20年代享誉书坛。因善于钻营，宽裕社的业务比同义社强。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同义社会长周宾贤利用宽裕社员喜爱听书的机会，与他们“义结金兰”，先后拉拢15人参加同义社，势力渐超宽裕社。宽裕社自大量社员改弦更张后，不久便无形瓦解。同义社的力量渐趋提升，但组织涣散的弊端仍未纠正。

在上海，光裕社社员虽然成立了同义社，并在与宽裕社的对决中取胜，但组织涣散仍是其软肋，故而势力远不及润余社。为了与润余社相抗衡，社员重启“光裕”这块金字招牌。1924年，上海光裕社成立，又名“光裕社上海分社”，首任会长朱耀庭（光裕社副会长），成员为经常在沪演出的社员，如陈志林、陈瑞麟、蒋宾初、许继祥、蒋如庭、朱耀笙、朱介生、周玉泉等。该社以“促进业务，团结社员，开拓说书业之前途”为宗旨，订出社规：“凡尚未加入上海光裕社的光裕社社员，不能在上海演出。”^注15上海光裕社照搬光裕社在苏州的运营模式，目的是为了加强组织领导的力量，争夺演出市场。凭借光裕社原有实力，上海光裕社成立后，社员站稳脚跟，形成与润余社相对峙的局势，并逐渐占据上风。

至此，沪上评弹组织已有四个，其中“苏道的势力也压倒了外道。光裕社员不能与润余社员同场演出，润余社的基本场地较少，处处受到光裕社的控制”^注16。然而，上海光裕社对此并不满足，企图建立更庞大的组织，以期囊括整个上海评弹界，像苏州一样，形成独霸局面，重振雄风。就在光裕社与润余社逐鹿沪上之际，在光裕社的大本营——苏州，悄然生成了一股新势力，这就是普余社。

普余社采用光裕社社员与“外道”合作的形式，以男女拼档为特色。其成立原因与润余社相类似，因光裕社社员与妻女拼档演出触犯社规而被迫退出或被革除。“光裕社员要男女拼档，即使被革会籍，也在所不惜”，这是有原因的。对此，普余社元老王燕语结合自身经历做了解释：说《三笑》的王少泉（王燕语的父亲）吸食鸦片，家道中落，而自己（王燕语）业务平平，只能暂居在苏州临顿路一家馄饨店楼上，后经赵湘舟劝说，便教妻子说书，因为“男女拼档生意就好了”，果然如是。另外，说《倭袍》的钱景章也和妻子陈亚仙拼档，“他和我的情况有点相同”^注17。尽管光裕社社规森严，但迫于生计，社员冒着被革除会籍的危险，与妻子女儿拼档登台。这也说明当时男女拼档演出很有市场，从另一层面暴露了光裕社的部分社规已与现实环境相脱节的弊端。

1929—1930年，王燕语、钱景章等人以男女双档形式演出于苏锡常等地。后因光裕社社员反对，吴县警察局以“男女档有伤风化”为由，禁演。迫于无奈，王、钱等人决定加入润余社，但因夏姓道众的挑拨而作罢。^注18走投无路之际，钱景章等人便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提起申诉，结果胜诉，取得了在苏演出的权利。因光裕社、润余社都不待见，他们便于1934年7月7日成立普余社，社址是苏州太监弄吴苑茶馆，会长钱景章，成员有10档30余人：弹词男女档有王燕语、王莺生，王如泉、沈丽斌，汪佳雨、汪梅韵，顾韵笙、顾竹君，周润泉、周雪艳等；女双档有徐雪行、徐雪月等；女评话演员有也是娥、陶帼英、张志英、贾彩云等。1935年，主要成员入沪，受到听众欢迎，业务不断拓展。初在南市“太平楼”“迎宾楼”等书场演出，后于租界里的“中南”“大中”“大中华”“南京”等旅社附设的书场演出，20世纪40年代，在“梅苑”“公园”“跑马厅”等十余家书场演出，一度发展为70余人（一说近百人），其中，女演员如徐雪月、沈玉英、醉疑仙、范雪君、朱雪琴、黄静芬、徐丽仙、侯莉君等，更是名噪一时。普余社为女艺人提供了组织保障，为评弹艺术带来了清新之风，“促进了弹词音乐的发展”^注19。至此，在上海形成光裕社、润余社、普余社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并未持续很久。

20世纪40年代中期，普余社社长钱景章成为苏州文艺界的领导，于1946年将光裕社和普余社合并为吴县评弹研究会。钱景章当选理事长，常务理事有范寄舟、王燕语、赵秉章、赵稼秋，监事是陈晋伯，理监事有姚荫梅、潘伯英、杨莲青、沈丽斌、马汉民、吴剑秋、丁冠渔。普余社社员加入光裕社，而“普余社的名义也就不再存在了”^注20。钱景章以取消普余社为代价，换来了吴县评弹研究会会长一职。可见，艺人组建的行业组织并非铁板一块，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通过相互妥协，可实现组织间的合并。而在苏州发生的这一幕也在上海重演了。

由于上海经济繁荣，社会开放性及当地人的开明程度较苏州为高，因此普余社得以成功入驻，这引起了上海光裕社成员的忧虑。1935年，“鉴于男女档成立之普余社，光裕社员开会，议设立上海评弹会”^注21，由黄兆麟、李百泉、蒋一飞、夏荷生等人向上海市政府教育局提出申请，筹备成立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陈瑞麟曾质疑：光裕社之名历史悠久为何不用，却要另立新名？黄、李、蒋解释为：“光裕社的上海评弹研究会，如能成立，则只有润余社并入研究会，我们就不会并入润余社了。”^注22次年1月5日，在文庙召开成立大会，以上海光裕社成员为主体，签到者达83人，另有上海市教育局3人出席，同日举行选举大会。黄兆麟担任主席，常务委员有魏钰卿、李百泉、蒋一飞、蒋如庭，候补委员有朱耀庭、朱介生，检查委员有夏荷生、吴均安、韩士良，候补委员有薛筱卿、陈瑞麟，初步形成领导机构。上海评话弹词研究会以光裕社社员为主体建立，并得到上海市教育局的认可。该会暂设会所于云南路42号的“游艺协会”^注23驻地，作为“游艺协会”会员，受上海特别市党部社会局之监督指导，任务是“研究评话弹词设法改善”，以适应时代需求，目的是“尤宜技艺为重，切勿党同伐异把持书场地盘，务使有真才实艺之贫苦同业均得登台机会”^注24。研究会也考虑到非光裕社社员的利益而主张平等对待，以促使社员团结，维护艺人利益。

与普余社于苏州并入光裕社相类似，润余社、同义社、宽裕社也于1946年并入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正式形成领导机构。会长为杨斌奎，副会长有韩士良、严雪亭。光裕社重振雄风，再次独步江南，本该历经劫波而更加紧密团结，但这一良好愿望却难以实现。由于研究会过于庞大、成员来源过于复杂而矛盾重重，平等对待这一建社目的难以达到。该会成员主要分为三个群体（见表1-1）。

表1-1 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群体分类表

就在评弹艺人风生水起之际，一支衣着简朴、军纪严明、为人和善，并以“同志”相称呼的部队闯进了他们的生活。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虽然战争刚刚结束，但艺人还是欢欣雀跃，为了人民的军队，为了安定的生活，为了美好的未来，放声歌唱，幸福似乎真的唾手可得。然而，接踵而至的是管理力度的加强。1950年建立上海市评弹公会以确立政府对评弹界的领导，1951年建立上海评弹团以树立组织化的榜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将势力渐次渗透进评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