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会昌法难

穆宗、敬宗、文宗俱循例作佛事，白香山、元微之与僧人交游，宰臣裴休尤为笃信。惟敬宗已酷信道教，道士赵归真已出入禁中。文宗已有毁法之议，大和五年禁度僧营建。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曰：

文宗皇帝尝语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其间吾民尤困于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

李训亦请罢大内道场及沙汰僧尼，文宗许之。及至武宗，佛教经最大之厄难。帝未即位时，已好道术，及登帝位，召道士入禁中，信其所言。又雄谋勇断，决革积弊，因而会昌五年（845）之毁法至为严酷。日本有僧人圆仁者，于仁明天皇承和年中三次渡海求法，首二次遇风不果，第三次于承和五年六月十三日首涂，七月二日到扬州海陵县（今泰县）。是后数经转折游江南河北，于承和七年到长安，即开成五年（840）八月二十三日，时武帝已登帝位。再五年，圆仁因毁法还俗，冒险回国，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记》四卷。身遭法难，所述极详。今据其文，参以他书，略述于下。

武帝于开成五年正月十四日即位。四月中书奏以帝诞日为庆阳节（圆仁记作“德阳”, 《僧史略》中亦作“德阳”），是日设斋行香。会昌元年正月四日国忌，敕行香设千僧斋，正月九日敕开讲，其时尚奉行故事，未著手毁法也。但在六月十一日（《旧唐书》作十二日）圣诞日于大内设斋，两街供养大德及道士四对论议，二道士赐紫，释门大德均不得著。南天竺三藏宝月入朝，不先谘开府，从怀中拔出表进上，请许归国，因犯越官罪收禁。宝月弟子三人各决七棒，通事僧决十棒，未打三藏，但不放归国。盖武帝在藩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开成末年秋，已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帝亲受法篆。本年六月又召衡山道士刘玄靖入内，与归真同修法箓。事盖与圆仁所述佛道辩论，及宝月被禁同时，武帝痛恶释氏，已甚显著。或因此，八月七日圆仁上表请归本国，但未得许。

会昌二年三月三日，因宰相李德裕奏，敕下发遣保外无名僧，又不许置童子沙弥，是毁法已见其端倪。五月二十五日使牒勘问外国僧艺业。五月二十九日，敕停内供奉大德、两街各二十员。六月十一日值圣诞，敕僧道御前论议，道士二人得紫，僧门仍不得著紫。十月九日敕下，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练、咒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巧，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并勒还俗。若僧尼有钱谷田地，应收纳入官。如惜钱财，情愿还俗，亦勒还俗，充入两税徭役。后左街功德使奏，准敕条疏僧尼除年老及戒行精确者外，其爱惜资财还俗者一千二百三十二人。右街功德使奏同此，还俗者二千二百五十九人。诸道亦奉敕同此处分。所蓄奴婢，僧许留奴一人，尼许留婢二人，余并任本家收管，无家者官为货卖。

会昌三年正月十八日，前项僧尼还俗讫。二十七日军容使仇士良有帖，唤京内当街诸外国僧。明日俱至，计青龙寺南天竺三藏宝月等五人，兴善寺北天竺三藏难陀一人，慈恩寺狮子国僧一人，资圣寺日本国僧圆仁及其弟子惟正、惟晓等三人，诸寺新罗僧等，更有龟兹国僧共二十一人，仇士良亲慰安存。盖仇乃信佛者也。二月一日功德使牒云，僧尼已还俗者辄不得入寺及停止。又发遣保外僧尼不许住京入镇内。四月中旬，敕下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五月二十五日勘问诸寺外国僧来由。六月十一日圣诞，僧道入内论议，道士二人赐紫，而僧则否。时太子詹事韦宗卿进《涅槃经疏》二十卷，《大圆伊字镜略》二十卷，帝敕焚之，并毁其稿。敕书有曰：

韦宗卿参列崇班，合遵儒业，溺于邪说，是扇妖风。既开眩惑之端，全戾典坟之旨。簪缨之内，颓靡何深。况非圣之言，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传。

敕又斥佛本西戎人，经疏为胡书。又谓韦宗卿不知共遏迷聋，使其反朴，而乃集妖妄，转惑愚人，左迁为成都府尹。按《全唐文》云：韦宗卿元和中官侍御史、户部员外郎，出为益州刺史，敬宗时作《隐山大峒记》。又《义天录》著录有韦宗卿《金刚般若经注》二卷。又前有敕焚宫内佛经，埋佛、菩萨并天王像等。九月闻潞府奸人匿京城寺中，敕令两街功德使疏理城中僧人，公案无名者尽勒还俗，递归本贯。诸道州府皆同斯例。近住寺僧，不委来由者，尽捉按问。投新裹头僧于府中，打杀至三百余人。自本年起两街讲说绝。凡此均见武宗毁法之愈亟。圆仁前后求归国者百有余次，不许。

会昌四年正月，中书奏定断屠日。遂敕曰：

斋月断屠，出于释氏，国家创业，犹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兹弊。鼓刀者既获厚利，纠察者潜受请求。正月以万物生植之初，宜断三日，列圣忌断一日。仍准开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断三日，余月不禁。

据圆仁所记，唐朝原于三长月（正、五、九月）不杀生，兹依道教于三元日（正、六、十月之十五日）断屠。

三月敕不许供养佛牙。又敕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王寺、终南五台、凤翔法门寺等处有佛指亦不许供养。如有违者，送一钱者脊杖二十；如有僧尼在前件处，受一钱者脊杖二十。诸道州县送供养者，捉获脊杖同前数。因此四处绝人往来，无人送供。准敕勘责彼处僧人无公验者，并当处打杀，具姓名奏闻。此盖恐潞府留后押衙作僧潜在彼处也。向例长生殿内道场，安置佛像经教，抽两街诸寺解持念僧三七人，更番入内持念。武帝令焚烧经教，毁折佛像，起出僧众各归本寺，于道场内安置天尊老君之像。本年又于诞日不召僧入内论议，并敕僧尼不许街里行、犯钟声，如有外出者，须于钟声未动前归。又不许别寺宿，违者敕罪。七月又敕以供养佛者，尽入兴唐观祭天尊。是年圣诞日，道士奏略云：孔子言黑衣继十八子为天子。黑衣者，僧人；十八子者，李氏。而武宗为唐第十八代，故深信之，憎佛愈甚。此圆仁当时所闻，未悉确否。但《旧唐书·武帝本纪》亦载本年以赵归真为左右街教授先生，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害生灵，宜尽除去，帝颇信之。因是自此年七、八月起，法难起矣。

是年约在七月或闰七月，敕下令毁拆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其僧尼等尽勒还俗。按《通鉴考异》曰：《会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请赐中条山兰若额为大和寺。盖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此即上文之不入寺额者也。故杜牧《南亭子记》曰：“武宗皇帝始即位，……去其山台野邑四万所，冠其徒几至十万人。”又《旧唐书·李德裕传》云：“（长庆四年）罢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所。”所谓“山台野邑”、“私邑山房”等，盖皆招提、兰若之类也。然据圆仁所记，是役长安城坊佛堂亦毁三百余所，天下无数，则所毁之招提、兰若，固有在都内者，非限于“山台野邑”也。同时天下尊胜石幢、僧墓塔等，有敕皆令毁拆。十月又敕令毁拆天下小寺，经佛移入大寺，钟送道观。其被拆寺僧尼，不依戒行者，不论老少尽敕还俗，递归本贯。年老身有戒行者配大寺，虽有戒行而是年少者尽敕还俗，归本贯。长安城中因又毁拆小寺三十三所。其时，道士赵归真等奏曰：“佛生西戎，教说不生，夫不生者，只是死也”云云。又谓炼丹服之，乃可长生，广列神府，利益无疆，遂于禁内筑仙台。

《巡礼记》又称八月中，太后郭氏信佛法，每条疏僧尼时皆有词谏，帝进药酒杀之。又太后萧氏貌美，帝欲纳为妃，不从，遂射杀之。按郭后当即宪宗懿安皇后，系死于大中二年；萧后当指穆宗贞献皇后，《新唐书》载其卒于大中元年，此均在武宗死后也。又据《新唐书》，武宗对于太皇太后、皇太后均甚敬重，圆仁所记，乃僧人之谣传也。

会昌五年三月，敕不许天下寺置庄园，又令勘检天下寺舍奴婢多少，并及财物。令都中诸寺由两军中尉勘检，诸州府寺舍委中书门下检勘。并分城中寺舍奴婢为三等，分别收遣（详圆仁记）。约在三月，敕令天下诸寺僧年四十以下尽勒还俗，递归本贯。又登仙台，责道士何以无一人登仙。道士诿过于释道之并行，于是又敕令僧尼五十岁以下还俗。其后下诏日益严切，因此依年岁、戒行及祠部牒之有无，分为数起，准敕令僧尼次第还俗。自四月一日起，年四十以下僧尼尽勒还俗，递归本贯。每日三百僧还俗，十五日方讫。自十六日起，令僧尼五十以下还俗，至五月十日方尽。十一日起，无牒者还俗，最后有牒者亦须还俗。五月终，长安僧尼尽。寺惟留三纲检理财物，讫，再还俗。外国无祠部牒者，亦须还俗，送归本国，因此天竺僧人难陀、宝月等因无牒，均准敕办，日本僧人圆仁亦无祠部牒，功德使准敕，配入还俗例。又帖诸寺牒云：如有僧尼不伏还俗者，科违敕罪，当时决杀（详圆仁记）。以上当是都城内处分之年月及情形，天下州道当推后若干日，而据圆仁记情形则相同也。

据《通鉴》载云：

秋七月，……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祅僧皆敕还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磐以铸钱。

又诏僧尼改隶鸿胪寺。八月壬午下诏，略曰：

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魏晋之后，像教浸兴。是逢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耗蠹国风，而渐不觉；以至于诱惑人心，而众益迷。洎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工木之功，夺人力为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莫过于此。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馁者；一妇不织，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殿。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于戏！前古未行，似将有待，及今尽去，岂谓无时。驱游惰不业之徒，已逾千万；废丹雘无用之居，何啻亿千。自此清净训人，慕无为之理；简易齐政，成一俗之功。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朝廷，宜体予意；宜布中外，咸使知闻。

此诏书中并言，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据《旧唐书·食货志》云：腴田鬻钱送户部，中下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后又诏东都止留僧二十人，诸道留二十人者减其半，留十人者减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据《通鉴》，此诏在前诏之后，果尔则僧尼减去更多。

时宰臣执政者为李德裕，卫公不信佛教，敬宗时任浙西观察使，表奏王智兴在泗州立戒坛之不当。宝历二年亳州言出圣水，饮之者愈疾，德裕奏谓为妖僧用以敛钱，请塞之。先在浙西，罢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盗；后在蜀，毁属下浮屠私庐数千，以地予农。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剃发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风大变。凡此可证卫公早恶佛法。按孟蜀何光远《鉴戒录》谓，卫公信道教，常冠褐，修房中术，求茅君点化，沙汰缁徒，超升术士，未知全确否。德裕虽于敬宗、武宗时上表，谏言方士，惟据其所作《方士论》，则并非谓方士均欺诈，不过真方士乃习静者为之，不必妄入朝市，自衒其术，面欺明主。而其《黄冶论》，则谓炼丹之术必有精理，应可成就。且在《李文饶集》中有《伤茅山尊师诗》，又有《三圣记》，中有曰：

有唐宝历二年，岁次丙午，八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玉清玄都大洞三道弟子正议大夫使持节润州诸军事守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赞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德裕，上为九庙圣主，次为七代先灵，下为一切含识，于茅山崇元观南，敬造老君殿院，及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躯，皆按史籍遗文，庶垂不朽。

据此则何光远之言，非全虚妄也。总之，武宗信道毁佛，卫公亦不喜释氏，宜其毁法至酷烈也。

将毁法时，两街僧录灵宴、辩章同推玄畅为首，上表论谏，遂著《历代帝王录》，奏而弗听。时朝臣未闻有谏者，僧人抗议亦不如周武时之甚，佛教势力之已衰，可知也。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谓其时毁寺减僧，出四御史屡行天下以督之，而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且圆仁所记亦为明证。是年六月，圆仁目击泗州普光王寺，庄园钱物奴婢尽被官家收检，寺里寂寥，无人来往。月底到扬州，见城内僧尼正裹头，递归本贯，拟将寺金钱财物庄园钟等入官收检。又闻有敕令尽碎天下铜佛铁佛，称量斤两，委盐铁司收管。七月在楚州，圆仁不敢将佛教像随身行，恐科违敕罪。八月到登州，闻有敕令，天下金铜佛像，当州县司剥取其金，称量进上。登州虽远离京师，地处海边，然“条疏僧尼，毁拆寺舍，禁经毁像，收检寺物，与京城无异”。同月到文登县，又知另有敕天下还俗僧尼缁服，各仰本州县尽收焚烧。恐私家隐藏僧服，窃自披著，故须切加收检，尽行焚讫，奏闻。焚讫后有藏者，查出须处分。又有敕令天下寺舍奇异宝珮、珠玉金银，仰本州县收检进上。又敕天下寺舍僧尼所用银器钟磐釜铛等，委诸道盐铁使，收入官库。时文登县寺院已拆尽，圆仁无寺可住。十一月又闻有敕令边州还俗僧，并仰所在知存亡，且不令东西。又据《百岩寺重建法堂记》叙法难曰：

明敕既□（疑是降字），莫不遵行，官吏颁选，敢不从命。

又如颜鲁公《八关斋报德记》后宋州刺史崔倬石幢亦有曰：

会昌中有诏大除佛寺，凡熔塑□刻堂阁室宇关于佛祠者，焚灭销破，一无遗余。分遣御史复视之，州县□（疑是震字）畏，至于碑幢铭镂赞述之类，亦皆毁而瘗藏之。

此外《重建圆觉大师塔志》、《大云寺残幢》及《方山证明功德记》均记有毁法事。而《语石》曰：

余所藏唐幢，往往有大中重建题字，五代宋初尚有发地得之而再立者，皆因会昌之劫也。

而《金石苑》载有《重修北岩寺记》，其寺亦系毁后再修，此则在蜀之资中也。而浙之天台名刹，亦竟破毁，事见于沈懽之《国清寺止观堂记》。日本僧人敬光《唐房行履录》，谓圆珍于台州国清寺毁后到台，建止观堂，此毁法之事诚遍天下也。但据圆仁言，则大河以北法难似未波及。圆仁记曰：

三四年已来，天下州县准敕条疏僧尼，还俗已尽；又天下毁折佛堂兰若寺舍已尽；又天下焚烧经像僧服罄尽；又天下剥佛身上金已毕；天下打碎铜铁佛，称斤两收检讫；天下州县收纳寺家钱物庄园，收家人奴婢已讫。唯黄河已北镇、幽、魏、路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毁拆佛寺，不条疏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频有敕使勘罚，云：“天子自来毁拆焚烧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

《佛祖统纪》卷四十二载，宣宗八年潭州岳麓寺僧往太原求大藏经事，中云河东节度巡官为之记，言潭州僧因天下经典武宗严旨毁灭几尽，乃往太原求藏经五千四十八卷以归。此亦可见会昌毁法至严厉，但河北幸免也。

武宗毁法后，向日游手坐食之僧人必多困乏缺衣食，是以天下不但有拆寺除僧之扰乱，而且徒增生计无著之许多人民，社会之秩序当益因之摇动。僧人为救济贫困，向有悲田院之设，自僧尼还俗后，无人主领。因是李德裕乃奏请改悲田院为养病坊，于乡闾中选人主之。寺院奴婢之处分，会昌五年四月、八月均有中书门下奏，敕旨依奏。据《旧唐书·食货志》，毁寺后所收中下田均与奴婢丁壮，人十亩。但僧人老弱未知如何谋生计。李卫公《请淮南等五道置游弈船》，状文有曰：

自有还僧以来，江西劫杀，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绝行，缘所在长吏掩闭道路，颇甚嗟怨。

圆仁《巡礼记》亦曰：

唐国僧尼本来贫，天下僧尼尽令还俗，乍作俗形，无衣可著，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冻饿不彻，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因此更条疏已还俗僧尼，勘责更甚（“甚”字原文无，今依高楠氏考证加）。

按唐末王仙芝、黄巢相继起义，山东江淮之民于短期间从之者数万，是必社会人民之困乏，有以致之。而武宗之毁法，未详为僧人谋生计，亦或其一因欤？

武宗灭佛后一年而薨。宣宗即位，诛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因其惑武宗，排毁释教也。李德裕亦因事谪配朱崖，宣宗遂大复佛寺。据大中五年孙樵上疏，谓因诏复营废寺，“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声不绝天下，而工未以讫闻。陛下即复之不休，臣恐数年之间天下十七万髡如故矣”。是可知武宗诏令，天下实已奉行，然佛教势力犹在，故稍纵复竞事佛矣。又圆仁记并言宣宗初复佛教事，文曰：

（会昌六年）五月中大赦，兼有敕天下每州造两寺，节度府许造三所寺。每寺置五十僧，去年还俗僧年五十以上者，许依旧出家，其中年登八十者，国家赐五贯文。还定三长月，依旧断屠。

武宗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崩，宣宗五月即敕复佛寺，故可知佛教势力仍甚强也。

自会昌五年至唐亡凡七十年，中亦经诸镇之倾轧，黄巢起义之战乱，民生凋敝，佛教之势力亦受其影响。后之诸帝多亦信佛，而尤以懿宗为甚，遇八斋日，必内中饭僧，数盈万计。帝因法集，躬为赞呗，大安国寺僧彻升台朗咏。帝于彻宠锡繁博，敕造栴檀木讲座以赐之。《旧唐书·李蔚传》记其豪侈曰：

始，懿宗成安国祠，赐宝坐二，度高二丈，构以沈檀，涂髹，镂龙凤葩，金扣之，上施复坐，陈经几其前，四隅立瑞鸟神人，高数尺，磴道以升，前被绣囊锦襜，珍丽精绝。

懿宗又敕两街四寺行方等忏法，戒坛度僧各三七日。别宣僧尼大德二十人，入咸泰殿，置坛度内福寿寺尼。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雕造真檀像一千躯。咸通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圣诞，僧道奉召入宫讲论，僧彻述皇猷，辞辩浏亮，帝深称许。彻又恢张佛理，旁慑黄冠，当时许为法将，赐号净光大师。咸通十四年之迎佛骨，至极奢华（见前）。未几帝崩，僖宗即位，诏归佛骨于法门寺，仪事简略。时京城耆耇士女，争相送别，执手相谓曰：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见复在何时，即伏首于前，呜咽流涕。所在香刹，诏悉铲除，近旬百无一二焉。想僖宗力谋反懿宗所为。僖宗、昭宗之世，虽常召僧人谈论，当只系奉行故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