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与政治之间——李商隐的人格与评价

妻子岂应关大计

张尔田的《玉溪生年谱会笺》前面，有王国维的序，序说：“四家诗皆有序，序者，所以为作者之意也。”这是说《诗经》在秦汉之间产生了四家不同的解释，形成齐、鲁、韩、毛四派，四派都各有解诗之作，名为“序”或“说”。毛序今仍存，鲁诗说见于刘向所述，论诗之“本事”亦极详尽。清人有辑三家诗说名家者，如范家相、丁晏、冯登府、阮元、陈乔枞等皆是。治毛诗者，说《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赞美后妃之德；相信三家诗的，却认为那是讽刺康王贪恋女色而迟起的作品。《汉广》描述女子游于川畔，《韩诗外传》解释那是指孔子南游至楚，见处女佩瑱洗衣，叫子贡去挑逗她的事。研究毛诗的人，又怎么肯接受？诸如此类，各家所谓的“本事”到底是不是真有那么一回事，莫说我们不敢相信，他们彼此之间也早就互不相信了。但虽然如此，他们却又都认为他们所看出来的诗旨诗意，应该就是做诗者的意思，所以纷纷撰为诗序。序者，所以为作者之意也。

这岂不是甚为荒唐吗？不然，他们说得一点也不错。不同的诠释者、不同的诠释脉络，看出了不同的作者之意；且读者之诠释，即为作者之意。

这个立场，在接受过诠释学说洗礼以后的现代文评中，是完全能够成立的；但恐怕现在仍有很多人不能接受，要诧为怪论。因为他们相信诗有一个作者，作者在诗里隐藏着一个他准备表达的意思，我们读诗，就是要把这个作者想告诉我们的意思找出来。如清朝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中就质疑道：“诗有内有外，显于外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以意逆志，汉宋诸儒以一志高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批评汉宋儒者那种以读者之诠释为作者之志的办法。

跟吴淇有同样想法的人，至今仍然不少，而且这样的人常被视为保守派或传统派。其实他们本来是要革新的，故反对汉宋诸儒，却不料革新的姿势反而成为实质上的保守。历史上的事，往往如此。

以李商隐诗来说，岂不也有“四家诗”吗？王安石将他与老杜关联起来，说他社稷心膂、欲回天地，且唐人学老杜而得其髓者，只有义山一人。于是后人便致力于发掘义山与杜甫的关系，甚至认为做诗要“用昆体功夫，达老杜浑成之地”。学老杜，也必须取径于义山。虽然义山有很明显不像杜甫的地方，却被解释为是“貌不似而神似”。这一派最推崇的，是《有感》、《重有感》一类的诗。而这样的说法，在第二派看来，乃是完全不通的，如金朝的王若虚就说：用昆体功夫，必不能达老杜浑成之地。且新旧《唐书》都说义山“放利偷合，恃才诡激”，乃一人品不足论的文士而已，其诗亦往往涉及闺袆。故义山诗只具有华美的文字技巧形式，其可学在此，必须摆脱也在此。第三派又说：不然，义山诗里的香艳情事，都不是真的，只是运用美人香草、隐喻寄托的方式，在表达他的身世之感和对时代的批判罢了。刘熙载《艺概》说：“太白诗言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乐府形体耳，读者认作真身，岂非皮相？”谈李义山诗也是如此：残阳落日，比喻乱国；落花芳草，暗示君子潦倒，所谓：“楚雨含情皆有托”也。钱牧斋以下，如冯浩、张尔田等，多采此一观点。第四种解释，则如释道源这位和尚说，义山诗有“见色悟空”之妙云云。

他们之间彼此争辩，犹如治《诗经》之四家。因此我们可以用四家诗的诠释分歧现象，来理解有关李义山诗的诠释史。但进一步说，我们似乎也不能不承认，在理论上，诠释分歧乃阅读文学作品时“理有必至，事有固然”的现象；可是在大部分读者的阅读经验中，类似这样大的理解差距，毕竟罕见。例如李白、杜甫、苏东坡、黄山谷、陈后山……他们的历史形象和诗歌内涵，读者所知虽有深浅之异，但大体是稳定的，对于许多诗的解说也不会有太大的距离。为什么像《诗经》和李商隐的诗会这么难解或多解呢？

《诗经》的原因，当然和李商隐诗不同。李商隐的问题是：在他的生平资料之中，提供了一个令后人莫衷一是的论辩空间，那就是爱情与政治之间的纠葛。

李商隐——据史传资料及各家年谱说——是个没落的宗室，家境甚差，很小便得谋生养家。幸遇令狐楚，待之如子弟，于是开始接近政治。但考了十年都无法中举，沮丧之余，不得不奔走四方。后来靠着令狐楚儿子令狐绹的推荐，而科举得售。却不料，就在这个时候令狐楚过世了，李商隐却爱上了令狐家政敌王茂元的女儿，就婚王家。这一点，使得李商隐的人格备受怀疑；而在那党争激烈的时代，他与两家的关系，亦使两方面都不敢用他，都猜疑他。他不断努力，想改善这种情况，总没有什么结果，徒然游宦南北，漂泊于政治权力中心之外。晚年或许看开了，信了佛教，或许郁郁以终。

不管各派怎么描述李商隐的生平，怎么解释他的政治立场，这个轮廓大样，可视为各派据以画出李商隐眉目的“粉本”。

或许他们有的画得愁苦些，有的画得清俊些，但李氏娶王茂元之女这件事，无疑是具有关键性地位的。像新旧《唐书》便据此而说李商隐是背恩负义的小人，冯浩也根据这一点而论证李氏从此与令狐绹关系冷淡，所谓：“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得再窥。”（《九日》）整本冯注，均在发挥此义。反之，徐复观就不以为李商隐在政治上没有出路是因令狐绹的淡漠，而认为压抑、排挤李商隐的，应是王茂元家族。李既不见欢于妇翁，又与其子婿等不合，以致“十年京师穷且饿”（见徐氏《中国文学论集》中第177—254页《环绕李义山锦瑟诗的诸问题》）。当然，也有些人可以从这一件事而肯定李商隐对爱的执著。

但不管如何，中国诗人在政治生涯里颠沛流离者很多，却难得看见一个人像他这样，是因为爱情的缘故。李商隐一生命运之坎坷，都是由于娶了王茂元的女儿。他的婚姻，在政治场中成了争执点。正是：“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英雄无奈是多情

吴梅村《圆圆曲》里这两句话，到底是感叹，还是讥讽？

这不得不令我想起清朝张佩纶的故事。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曾载：

张佩纶字幼樵，号篑斋，丰润人，同治庚午辛未联捷进士，授翰林院侍讲，年纪还不到三十，慷慨好论天下事，和张之洞、陈宝琛最契，时人目为“清流”，世称丰润学士；在甲申前，以搏击得名，言论风釆，倾动朝野，一纸纠弹，百僚震恐。

当时发捻初平，民敝兵疲，战备固无可谈，外交亦多推宕粉饰，不顾丧失主权。李鸿章与法所议和约中，已明认越南归法保护，尚饰言“不伤中国体面，越南不敢藉此背叛。”故罗惇曧著《中法兵事本末》中，责鸿章最严，指为“巨谬”,“竟以弱中国以迄于亡”。较之清流党诸人，比鸿章于秦桧、贾似道尤觉切至。自同治庚午天津教案，法人要挟甚奢，曾国藩被议而去，由李鸿章接替。恰巧普法战役，法人仓皇自救，津案渐以销灭。清廷以李对洋务有办法，李亦益发自负，无视舆论，因而发言盈廷，更多枘凿。御史吴峋对法事交涉，疏讦枢臣，法使谢满禄下旗出京，清廷也明宣谕旨，宣告法人罪状。战云弥漫之际，左宗棠也极力主战。这时左在枢府，同列诸大臣，以左怙功偏执，想把他调开，慈禧遂任左钦差大臣主持闽省军务，以福州将军穆图善、漕督杨昌浚充帮办，内阁学士张佩纶充会办，兼船政大臣。召詹事何如璋还京，并命左宗棠驻兵闽浙交界，相机调度。这是当时东南所布置的棋子。及法舰攻毁江苏之长门炮台，将进攻吴淞口，因曾国荃戒备甚严，便转向闽海。张佩纶适当其冲，何如璋尚未卸任，自然也脱不了责任。

罗惇曧的《中法兵事本末》载张佩纶《奏报法船入马尾疏》中，对当时两军情势亦有叙述，谓“六月下旬，法船常有十二、三艘出入。”并称“臣密调诸将，以兵不厌诈，水战尤争呼吸，而诸将枕戈待旦，多者四十余日，少亦二三十日，均面目枯槁憔悴可怜；加以英美来船，与法衔尾，奇谋秘策，不可复施。臣知不敌，顾求援无门，退后无路，唯与诸将忠义相激劝而已。前月二十八日及本月初一日之电报可覆按也。当六月下旬，美提督晤何如璋，以调处告，税务司贾雅格函告督臣。又有其提督领事欲调处之说，其辞甚甘，其事则严，臣亦知其意，而无如与国牵制何？初一、二日大雨如注，风势猛烈，初二日子夜，初三日黎明，臣以手书饬诸管驾，相机合力，有初三风定，法必妄动之语，未刻，而法人炮声作矣。臣一面饬陆车整队，并以小炮登山，为水师相应，一面与何如璋各升山巅观战。……”张所奏的话，自不免多所文饰，尤以“分途逃遁”反为“升山巅观战”，为免罪地步。但当时敌我势力悬殊是实，各帝国主义者，自恃船坚炮利，要想“瓜分”这“落后地区”，和法船错杂碇泊，以及佯为调处等等，均不无隔岸观火或趁火打劫之狡谋，这一仗败是注定了的。张佩纶平时以之责人，轮到自己头上，便不能不背上这个黑锅了。

沃丘仲子记张佩纶，云“张初数弹合肥，合肥以五千金将息，且属吴挚甫（汝纶）为介，张李遂交欢。至闽事之败，实承合肥意旨，谓中朝主和，乃有此覆。后以女妻之。”这一个说法，把马江之败，说成张佩纶故意怯战熸师，交换人财两得。自非确论。国人不少是打死老虎的英雄，到了失败时，各种揣想推测之词都一齐出笼了。张佩纶革职充发之后，荷戈出塞，以琼儋、柳永自伤；他本工诗，遇景触事，乃恣所发挥，有“子公弃敦煌，恐为遗虏笑。方扬郅支功，宜得长安召。嗟余农偏衣，崎岖事闽峤。未获襄老尸，耻作孙歆报。无赦有新条，懔懔十行诏”等句，又有几首绝句诗，也写得极好，如：

“名声缰锁谁羁络，勋业彤旅亦等闲。便借筑岩成大隐，敕儿家事莫相关。”

“流传臣亮街亭表，天鉴春秋督咎心。未学凤雏轻一死，平生梁父恨孤吟。”

“绛侯不解结袁丝，刘柳从来善退之。恩怨一心何足校，群公平贼是匡时。”

“熏尽牙香典赐裘，椰冠学士配军头。故人书到浑无酒，寂寞溪山感触游。”

佩纶在关外所作各诗，均颇剽健，所谓精悍之色，犹见眉宇，与凄婉得江山助者，兼而有之，自称是“东坡人厄我天穷”。他元配朱修伯之女死后，继娶边宝泉之女，在佩纶谪戍的次年，病殁京邸，他在居庸闻讯伤悼之极，有“断肠魂销未死前，更无人处有啼鹃。浮云幻尽三年态，朝露虚留一梦缘。耿耿望夫真化石，深深埋玉早成烟。衾裯动郁山河恨，傥结来生更惘然。”之句。

清廷对张佩纶马江偾事，原只想把他们议处了事，如前面所述，督办军务的是左、杨诸人，张不过是会办。次年光绪乙酉，醇王奕对邓承修曾说：“去年朝廷派张佩纶到福建，原为外间督抚奏报不实，总是粉饰，欲得破除情面之人，使之有所顾忌，非要他去打仗也，伊办事固不要，闻人所控亦多出自于私憾。……”因为清廷欲平闽人之愤，所以叫他往关外走走。而慈禧召见邓承修时也谈到闽事，并说：“朝廷吃亏在无水师，决难争胜，不独马江之败为然，即刘永福之败，亦系江水暴涨，不能立脚，法国轮船驶入遂败退；且基隆、澎湖岌岌，声息不易通，台防危在旦夕，不得不作此收场。……”总还算明白，所以张佩纶在关外时，廷旨“张佩纶无庸察办”，不久准其纳赎归来。

沃丘仲子说合肥赠金事，无可征，而佩纶于赐还之后，入李幕司文案，确曾与吴挚甫共事。至于李小姐因何而获“孟光接了梁鸿案”？据传：某日，鸿章患感冒，延佩纶入室内谈话。他偶在案头，见有诗稿系吟马江事，诗为“鸡笼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一战岂宜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焚车我自宽房管，乘障谁教使狄山。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论才宰相笼中物，救敌书生纸上兵。宣室不妨虚贾席，玉阶何事请终缨。豸冠寂寞丹衢静，功罪千秋付史词。”情词悱恻，议论和平，佩纶看着，不由他不感动得泪下。询知是合肥幼女，继室赵夫人所生，敏丽能诗，年甫二十，合肥嘱他留意择婿，佩纶问才学地位如何？合肥说：“像你这样，便好。”佩纶便即跪下，自陈丧偶，便向求婚，合肥冷不防这一着，只好答应了。

据传：李鸿章许配之后，张佩纶出来和众人说了，消息传到后衙，那赵夫人极力反对，曾哭骂李鸿章为“老糊涂虫”说：“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高不成，低不就，千拣百拣，这会儿倒许给一个四十来岁的囚犯，你糊涂，我可明白，这事总是休想！”

夫妇争嚷不休，那祖玄小姐，听见两老为她怄气，闹得大了，便出来劝她母亲，说：“妈！别要气苦，爹爹已经把女儿许给了姓张的，哪能再改悔？况且爹爹为女儿择婿，才学第一，革职要什么紧？女儿决不怨爹妈的。”赵夫人见女儿肯了，也只得罢了。不久，这个“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的侯相掌珠，便下嫁佩纶，婚前合肥为他捐了三命顶戴的道衔；结了亲之后，妆台画眉，绮窗斗韵，情好綦笃。一来文字知己，再是经过困阻而后成婚，特别觉得甜蜜异常。但鸿章的两子经方、经迈，都和佩纶不睦，无时不想把他撵走，樊樊山《致张之洞书》中曾说：“受业过津，与丰润倾谈两日，渠虽居甥馆，迹近幽囚，且郎舅又不相和，不婚犹可望合肥援手，今在避亲之列，……绝可怜也。”其后经方密托天津海关道转请御史端良，劾张佩纶“居北洋幕中，妄干公事”。佩纶和李小姐不得已偕同移居南京，买了故靖逆侯张勇旧宅住下，改园名曰“驯鸥园”。这地方以后即为国民政府立法院所在地。他本来有书癖，这位李祖玄小姐，又拿出她奁金，遇有善本便买，缥缃插架，尽是宋元椠本，红袖添香，乐胜画眉。他寄友诗有“……好拥皋比开朴陋，愿凭英武报平安”、“袖中合有屯田策，懒向辕门更纪勋”句，亦可见他此时的心情了。

以后，张之洞继督两江，这个人是会做官的，因朝中对佩纶没有好感，为避免嫌疑，叫人向佩纶示意，愿修葺苏州的拙政园，请他移家。佩纶怫然说：“他自做他的总督，我自住我的南京，何必不容我这一个废员？他不来看我，由他！”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佩纶在南京病死，陈弢庵入江痛哭，有句云：“雨声盖海并连江，迸作辛酸泪满腔。一酹至言从此绝，九幽孤坟孰能降。少须地下龙终合，孑立人间鸟不双。徒倚虚楼最肠断，年时期与倒春缸。”

张佩纶娶李鸿章女是续弦，李义山也是。佩纶幽囚余生，毫无政治前途，李义山也浮沉下僚。但二人妻子皆能识赏诗人，终不相忒。张佩纶与岳父李鸿章原是政敌，数弹劾李；后来入司李幕，娶李祖玄，遂引来谣言臆测，亦与李义山相似。据徐复观说，李义山与王茂元儿子王瓘等不睦，南游江乡，即系为王瓘谗言排挤而去；张佩纶之与李鸿章子李经方、李经迈不合，经方且托御史奏劾他，也仿佛类之。张亦诗人，千古文人际遇之相似，再也没有如此巧合的了。

可见诗人之入仕途，原也可有此一格，只不过义山遭遇特酷罢了。因为张佩纶际遇虽与李相仿，但张有霸气。庚子乱后，慈禧于西安行在设政务处，奏派张为提调总会办。然当时行在政务大臣是王文韶、瞿鸿机，于式枚、孙宝琦会办。瞿与张本属同年，但早年出任学差，不常在都，声望并不及张，其余诸人张更看不起。所以他拟了辞电，请陈夔龙代达荣禄，其中有“佩纶不敏，亦曾近侍木天，忝居九列，岂能俯首王瞿，比肩于孙”等语。这就不是义山所能说的话了。

义山从正九品起官，徘徊数十年，才好不容易补了个太学博士，属正六品上阶的闲差，最后仍不免槖笔入幕，远赴四川，俯仰由人，一辈子以笔墨供奔走。木天九列，在李义山，只能以想象得之。所以他常将朝廷譬为天堂阆苑，必须有天梯才能攀登。（如《玉山》诗：“玉山高与阆风齐，玉水清流不贮泥。何处更求回日驭，此中兼有上天梯。珠容百斛龙休睡，桐拂千寻凤要栖。闻道神仙有才子，赤箫吹罢好相携。”）政治对李义山来说，有很多的屈辱，但也充满期待，因从没有真正尝过权力的滋味，也就没有实现他对政治的理想，所以更无法如张佩纶那样淡然舍去，“懒向辕门更纪勋”了。这是生命形态、个人气质及出身条件之不同使然，但却显示了李义山比张佩纶更像一个政治人。政治在李义山的生命中实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他兴奋、哀伤、嗟怨、彷徨的主要原因。

这样一位政治人，怎么会犯上那么大的“错误”，娶了另一派系政敌的女儿呢？是他不够警觉吗？抑或“英雄无奈是多情”，因为对爱也有所执著，故不得不自陷于此一困局呢？

功罪千秋付史评

李商隐《马嵬二首》云：

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

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路人报晓等。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第一首是对唐明皇杨贵妃故事进行政治性批判，认为二人的爱情，不但倾国，也毁灭了自己。著语甚重。可是第二首却能站在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本身来考虑：他生未卜，徒闻海外，对这一份不能圆足的爱情，深致叹惋。身为皇王，不能保其妻子，远不如一个老百姓，更点出了政治人物无法兼顾爱情的隐痛。这就是“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了。

唐人评史多持第一种观点，如杜甫咏马嵬，即称赞玄宗能毅然割舍此情（他甚至认为这是孽。情的问题在杜诗中其实从来不存在），不愧圣王，所谓“中路诛褒妲”。刘禹锡也说：“六军诛佞幸，天子舍妖姬。”郭畋更指出马嵬赐死杨贵妃：“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这样的观点，不只是说说而已，据《唐语林》卷七载：“宣宗时，越守进女乐，有绝色。上初悦之，数日锡予盈积。忽晨兴不乐，曰明皇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敢忘？召诣前曰：应留汝不得，左右奏：可放还。上曰：放还我必思之，可赐鸩一杯。”这个故事，我们以为是残忍的。但传述者并无批评之意，甚至以此为“圣明天子事”，为什么？

写《连昌宫词》的元稹，在词中大骂：“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做疮痏。”又在自传性作品《会真记》中叙述自己为什么拋弃崔莺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他们的口吻多么像啊！

李商隐在许多时候，也有同样的口吻，因为他彻底明白政治生涯中爱情的确可能是祸水。对于秉国者为了女人而丧身亡国者，他毫不吝啬地给予讥嘲，像《北齐二首》就说：“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巧笑堪知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他批评陈后主、隋炀帝等，也都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发言。

然而，对于在政治行为中被牺牲的爱情，李商隐却又不能漠视，他虽不能直指唐明皇“江山情重美人轻”（袁枚语），但《马嵬》第二首，实已表达了极深沉的喟叹与感伤。这就像白居易的《长恨歌》。长恨之恨根何在？就在七月七日长生殿的爱情密誓，于现实政治条件下被摧残了。爱情带来了战争，战争又殄灭了爱情。长恨之恨，不只是唐明皇与杨贵妃两人爱情不能圆足的恨，更点出了政治与爱情永恒的对决。因此白居易既要批判“汉皇重色思倾国”，又不得不哀“此恨绵绵无绝期”也。

由《马嵬二首》，我们可以晓得李义山对政治现实环境中爱情的处境，是深有体会的。而此一体会又与其历史判断相涵。不但马嵬，就是论北齐，北齐可论之人与事甚多，如王船山《读通鉴论》评北齐之亡，便只分析它与陈朝的关系，并不曾像李义山那样，谈到女人的问题，并以嬖娈女子为北齐灭亡的原因。可见义山对历史的观察，自有其特殊关切点，故其论七夕，言“当时七夕笑牵牛”，就与黄仲则所谓“桂堂寂寂漏声迟，一种秋怀两地知。羡尔女牛逢隔岁，为谁风露立中宵。……”云云，大不相同，其中当有诗人自己特殊的情怀和观点在。

这种情形，一如陈寅恪的《十年》诗：“赢得青楼薄幸留，十年梦觉海西头。擘合金钿缘何事？换羽移宫不自由。夜永独愁眠绣被，雨寒遥望隔红楼。当初一誓长生殿，遗恨千秋总未休。”字面虽多用李义山和白居易诗，但悔居海西，意中当有一海东某地与之相对，所以说雨寒遥望、夜永独愁，只能寄托遥远的向往，这就不再是什么爱情与政治的纠葛，而是陈寅老政治的讽喻，对他自己留在大陆的感伤。由这种对比，我们便能晓得李义山所关心的是什么了。这样的关切，难道他没有自抒牢愁的成分吗？会不会是对于那发生在他身上的政治与爱情冲突，他也有浓重的无奈与感伤呢？《马嵬二首》上责其事，下哀其情，他不能如杜甫、元稹那样斩钉截铁，仅取一端，是他个人的人生矛盾。而对后世评价李商隐的人来说，这爱情与政治之间的问题，也很难论断哩！

（《国文天地》月刊四卷七期，198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