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概况

［美］朗格著 高俊译

 

我希望能从社会历史、周边环境及远景展望等多个视角来对上海的外国人居住地做一番考察。根据1842年8月中英之间达成的《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外国人居住地与上海县城毗邻而处，现在已经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此，我想先将这个地区成为外国人居住地之前的那段历史做一个简单勾勒，兴许这可以作为考察上海外国人居住地的一个有趣的开场白。

上海是构成中华大平原的一个微小部分，这个大平原北起北京，南至杭州，西接湖北最西部。土壤的冲积性质、出土的海洋扇贝，以及展示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冲积平原的形成过程，均表明这里曾经为海洋覆盖。扬子江及其支流裹挟而下的大量淤泥及沉淀物促成了这里沧海桑田的变化，相关观察及历史记载也可佐证这一地质演化。现在，我们仍可以看到浦东面积在逐年增大，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亲眼见证了一些今天的娱乐场地是如何从冲积河域变成了水陆两栖地，然后再变成旱地的过程。1842年，金色河滩尚有15英尺高的水面覆盖，现在已经部分露出水面。1855年，金盾灯塔建成之初，时时被江水冲刷，现在河面已经距它有一里之遥了。另一个历史事实是，吴淞口对面的崇明岛，在历经多年潮起潮落后，最终于公元1350年演化为一座长32英里、平均宽度10英里的河口沙岛。因此，当我们得知扬子江夏季泛滥之时，洪流携带高达4英尺的淤泥夜以继日地滚滚而下，且扬子江口的河滩正以15个月1英尺的速率垂直增高时，也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中国城市、省份及其他行政单位的统计数据，这些文献丰富、详细地记载了上海的地质状况。我们知悉大约2000年前，昆山这座现在地处80英里内陆的城市，曾经是该区域的一个出海口。公元1075年，当时的贸易港口青龙镇，距离今天称之为苏州河的河面尚有25英里，但是由于遭到河水逐年的侵蚀，公元1101年，海关办事机构不得不迁至上海。此后，上海迅速成长为一座重要的海港，且地位日显重要。有关上海港口历史的这些叙述并非跑题，因为这和报告中稍后要谈到的城市排水、居民健康以及港口保护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我们现在有必要对上海城市的历史做一快速浏览。这里有一张绘制于公元1010年（距今已有850多年）的上海地图，还有一些更遥远的记录，遥远到可以把我们带回到公元250年——一个常被中国文人墨客浪漫描述和讴歌的所谓“三国时代”，当时的上海作为吴国的一部分被称为娄县，吴地在历史上一度以姑苏闻名。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有关这一地区的记载凌乱星散，但基本上“华亭海”是人们比较常用的称谓，字面的意思就是华亭地区的出海港口，而华亭这个名字最早见于《三国志·吴志》中。公元1010年的这张地图给我们展示了在上海城墙以北大约1英里的地方耸立着两座别称为“芦堡”的城堡，意即芦苇之城。这一称谓表明了该地的滩涂属性，也可知当时的屋舍多是由芦苇建造。这两处城堡就是今天上海英国领事馆的旧址，而且就在20年前，还有人建议租界当局应该采用具有悠久历史的“芦堡”为名，如果这一建议被采用，至少可以避免如今已被我们误用的“英美租界”这一不当称谓。

就我们所见，上海作为地名正式出现于公元1015年，当时被称之为“上海镇”，意思是上海地区的集镇。“上海”的本义是指“朝向大海”或“海洋上端”，但有时它也被写作“海上”，意思是“海面之上”。所有这些名称都体现了这座城市襟江带海、通衢内陆的优越地理因素。作为富庶的江南及扬子江流域的天然出口，以及南北货运和海上转运的商贸中心，我们不会对上海的快速崛起有丝毫怀疑。1250年，一座书院落成于此，1360年，上海已经建设得像模像样，然而在1570年，由于倭寇的侵扰，上海的发展受到破坏，致使上海大规模修筑城墙，据说在当时上海居民积极参与了这一建筑计划，并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里必须提到让我们倍感兴趣的古今上海地图比照，你们都知道和黄浦江相比，今天的苏州河是何等狭小，然而，老地图所反映的情况恰恰相反。一位资深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公元780年的时候，黄浦江的宽度仅有一箭之距，而当时的吴淞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苏州河，宽度却不少于5英里，今天的莱富巴茨以北数英里都被吴淞江水覆盖。11世纪以来，随着冲积而来的淤泥堆积，江面减至3英里。然而，黄浦江却由于一些我现在难以给出合理解释的因素在逐渐加宽。它在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和吴淞江交汇，相反，它在龙华寺一带与许多支流一起汇合，横贯浦东，在吴淞口一带东流入海。15至17世纪之际，当地一位范姓慈善家疏浚了黄浦江的河道，在今天外白渡桥附近的兵工厂一带挖掘了一条人工运河，沿着上海城墙的方向自西向东将黄浦江和吴淞江连接起来，这条运河因其设计者的姓氏被称之为范家浜。从那时到现在，吴淞江（或称之为苏州河）一直处于不断萎缩之中，而黄浦江则通过这个最初很狭窄的运河口逐步扩张，并演变为我们现在所见的样子：苏州河大约仅100码宽，而黄浦江的宽度则已经超过1200码，深度更是达到6至7英寻。

但是造成吴淞江上游河床日趋狭窄的类似因素，也就是说，扬子江浪流裹挟的泥沙致使河床淤积，危及上海的江海航运，而这本应是促成当地民生富庶的有利条件。显然，民众和官方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公元960年开始直到上世纪中叶，各种疏浚工程从未间断。最重要的措施无疑是清淤活动，这一原始的治理手段现在仍然在附近的一些河道治理中运用。农夫用一根长度和河床深度成比例的竹竿，顶部装置上一个篮子，通过控制篮子的开合，将淤泥从河床底部挖出来，然后把它堆放到身后的舢板上，而清理出的这些淤泥被他们用作了农田肥料。这也许可以视作是对淤泥阻塞河道的一种补救措施。人们还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预防，比如在河道崎岖之地进行截弯取直，浪流的畅通同样可减少淤泥沉淀的现象。为确保吴淞江（我们现在称之为苏州河）河道的顺畅，一个特别的计划被采用——在扬子江上建成一道闸门，通过控制洪流来进行清淤。早在1100年，在靠近今天福建路北段附近，就已经建成了这样的一道闸门。但是在几个世纪之后，它已经难以应付日益凶猛的洪流，最终被冲毁。在1735年的记载中，我们发现在它的原地沿着河道又建成了约半英里长的一道泄洪石闸，我相信石闸的痕迹今天仍然可以在老石桥的遗址中间觅得。如今，当地居民对这两处闸门依然存有记忆——“老闸”及“新闸”的地名分别代表前后两处的泄洪闸。

更多的兴趣点可以投放到我们称之为中世纪的上海史上。在《万民福音部》和Lettres Édifiantes中，详细录有上海本地居民徐保禄（Paul Seu）及其女儿甘第大——两位非常杰出的基督信徒的传记，中国人在此际已经开始接受耶稣基督。这些简明扼要的介绍将我们带到了可能是外国人和上海开始接触的最早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由英国人控制的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岁月走到了尽头，商人和传教士试图评估与广东之外中国其他地方的民众交流和贸易的可能性。富有冒险精神的郭实腊（Karl Friedrich Gutzlaff）医生进行了首次尝试。1831年，他得到了一个机会，搭乘一艘自广东开往天津的货船，对沿途停泊的口岸城市进行考察，8月20日到达上海。当时他并未与地方官员打交道，但是通过亲身考察，这个国家资源的富庶及潜在的巨大的商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年，一些在广东的外国商人租借“阿美士德号”（Amherst）商船，继续沿着中国海岸进行情报搜索，并试图与沿途口岸建立贸易关系。郭实腊医生由于具有精湛的医术，获邀参与此次考察，沿途散发基督教书籍并提供诊病服务。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先生是“阿美士德号”商船的押运员，在他带领下，一行人小心谨慎地穿过舟山岛，他们试图找到一个能将他们带往上海的领航员，并把其船装扮得像是一艘本地货船。尽管先后有几个领航员上船接洽，但他们都声称再多的酬金也难以让他们将一艘外国船带进上海。不过，其中一人给了他们一些航行建议，使他们最终安全抵达吴淞口。他们首站抵达的这个长江口上小而险峻的无名岛屿，如今已以郭实腊岛而闻名。对林赛先生和他的助手们来说，可能“阿美士德号”没有领航员反倒是件幸事。他们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经由他们亲手绘制的航海图对于今日的海运和货运来说弥足珍贵。

1832年6月21日黎明时分，林赛和郭实腊等人将“阿美士德号”停泊在吴淞口，然后雇用一艘小船前往上海县城。尽管一路上遭遇了不少盘问和阻挠，但他们始终坚称自己仅仅是生意人，只是去衙门递交一份商务申请。下午4点，他们终于来到上海县城，他们观察到货运码头在城墙和黄浦江之间一字排开。在林赛先生记叙中，他们对上海的访问如此进行：“我们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登陆，进入上海内城，随之前往道台衙门，当地人很友善地为我们指路。等我们到达衙门时，道台的扈从试图将我们拒之门外，我们及时地制止了他们，把门推开后进入衙门外间，但是通往内廷尚须穿越三道大门。我们在外面等待了几分钟，其间不停地敲门，但是看不到任何开门的迹象，同行的辛普森（Simpson）和斯蒂文斯（Stevens）用肩膀奋力顶开大门，他们用力过猛以至于将门上的合页震落下来。我们于是进入了衙门大堂，在大堂的一端我们看到了道台的精美的办公桌椅，许多官员看到我们不期而至颇为诧异，以至于忘记了我们的失礼行为，并很友好地招待我们，给我们沏茶、上烟。道台当时并不在场，知县魏之瀛过了会儿出来见我们，指责我们不懂礼仪，然后坐了下来，我于是在他对面落座。看到我的这一举动，他非常生气，站起身来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随之一言未发就拂袖而去，似乎是对我们胆敢和他平起平坐而感不快。最后，道台终于现身，同意了我们的见面要求，也接受了我们递交的贸易及发行书籍的申请。很明显，他原本是准备训斥这些陌生人一通，勒令他们迅即离开并回到广东，但是不到24小时，中国官员们的举止完全改变了，甚至那位目中无人的知县魏之瀛也很有礼貌地招待我们，逢迎我们上座。”林赛先生对此的总结，即便是到了1870年，仍然和40年前的理解异曲同工，这就是“中华帝国的官员都秉持这样一种理念：迁就只会滋生傲慢，下马威反倒会使对方谦卑友善”。

在参观完上海县城的许多地方后，林赛一行随即返回船上，当他们驶入黄浦江时，他们惊奇地发现上海地方的所有军事力量及水师舰船都在黄浦江上集结待命，士兵在河堤上搭起了帐篷，两岸火炮密布，为了让战备景象更加壮观，帐篷前面成堆的泥土也被塑造成帐篷的形状，并且用白灰粉刷，这样看起来和帐篷的白色棉布无二。15艘帝国兵船一字儿在黄浦江口排开。“阿美士德号”对此反应颇为淡定，它从容地从这一阵仗前通过，并在吴淞口外停泊下来。不管这伙冒险家的勇气和智谋多么出众，但他们和地方官员的交涉并不成功，甚至可以说毫无成就可言。上海官员最终采取的因应举措似乎并没有把他们当回事，只是希望他们早早离开了事。他们于是也失去了继续滞留的动力，在购买了一些零碎物品，诸如绉纱和苏州丝绸后，就踏上了返程。

1835年，在“阿美士德号”航行结束后不久，同样肩负着商贸和宗教传播使命的“休伦号”（Huron），在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和斯蒂文斯（Edwin Stevens）率领下启程前往上海。10月，他们抵达上海，在将“休伦号”停泊在吴淞口后，他们花了3个小时到达上海县城。一行人在天后宫上岸，斯蒂文斯在船上稍事逗留，散发了3箱随身携带的书籍，收到这些书籍的民众看上去非常紧张。麦都思随后进入天后宫并受到当地官员的友好接待，这可视作是对他求见愿望的友善回应。这一次知县魏之瀛早早在隔壁的房间内等候他，麦都思看到魏知县坐着后，正准备也坐下来时，却被告知他只能站着禀报。麦都思当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由于他的坚持，此次会面无疾而终，他也因之被拒绝进入上海内城。不过，他们还是得到了膳食供应，“休伦号”也得到了必要的补给。当他们回到船上时，他们发现许多衙役正将斯蒂文斯此前散发的书籍回收并准备焚毁，看在他们是传教士的面子上，这批书籍最终还是逃过了一劫。总体而言，此次上海官员的待客之道相比上次颇具敌意，尽管普通民众对他们都很友好，并且当地的商人也和他们秘密接触，表达了迫切的通商愿望。

即便是上海的官员拒绝接待这批肩负和平使命的外国人，他们很快就不得不接纳他们——这一次是作为不受欢迎的征服者角色。在此，我们无须对中英之间因种种矛盾而最终导致1841—1842年的这场战争进行讨论。简而言之，当1842年6月16日，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率领一支庞大且装备精良的军队抵达吴淞口时，却发现黄浦江入口处的战备防守非常强大，差不多就像那些史学家吹嘘的那种“上海城池固若金汤”。一支装备将近200多门重火炮的炮兵队伍布防在吴淞口到宝山的黄浦江西岸，东滩一带还有55门火炮守护，它们身后尚有成千上万的士兵。中国守军的将领是一位值得称道的英雄，他拼死抵抗，最终战死疆场，他因此而赢得身后英名，他的塑像现在被供奉在上海的城隍庙里。但是这些抵抗并没有起到作用，沿岸的火炮很快被英军拆卸，中国守军从战壕中被驱赶出来，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完败。舰船随即逆流而上，军队也大踏步开往上海县城，他们跨越了苏州河上的老石桥，从左面进行迂回，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租界所在。他们沿着朝向北城门的大街行进，一路上商店已经关闭，当地居民为讨好这些让他们遭受沉重打击的入侵者，沿途奉上了酒肴三牲。洛奇上尉（Capt. Loch）这样描述：“在这里，商人的店铺、仓库，以及像是酒厂的屋舍建筑，表明我们到达的是一个大城市。一名先遣部队的士兵回来报告，说是他们已经接近上海城墙，我们于是停了下来，整理好队形后向北城门方向快速推进。北城门已经关闭，但是从缝隙中看进去，可见2门火炮对准城门入口，但悄无声息。封城清理后，我们发现中国士兵已经弃守阵地，随着人流逃往他处。”上海遂正式被英军占领，士兵进入茶楼驻扎，黄浦江面上的英军战舰耀武扬威，岸边的军事设施也已被摧毁殆尽。一座颇具现代气息的堡垒耸立在古芦堡——今天英国领事馆的位置，在它的正对面，浦东方向也耸立着同样的一座堡垒，但是守军在英军舰队到来之前就已落荒而去，什么也没有留下。一位英勇的英国绅士组织对黄浦江上游进行了一番勘察，他现在已经是这个军事要塞的舰队司令，以凯利特船长（Capt. Kellett）的称谓闻名于世，备受尊敬。

随后发生的事件你们都已耳熟能详，英国人在战争中捷报频传，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对外国人来说非常优厚的《南京条约》，根据其中的一项规定，上海和其他四个港口，将被辟为通商口岸。

璞鼎查随即从南京顺流而下，一路上仔细考察了上海的周边一带，选中今天的租界位置作为未来英国臣民在上海经商的栖身之地，准备在此大兴土木工程。这一选择是基于一种战略的考量，此地东向是宽广的黄浦江航道，其他三个方向都有河流环绕，在战时可起到很好的防御作用。

根据相关既定协议，1843年11月9日，巴富尔（George Balfour）上尉抵达吴淞口，麦都思此次作为翻译陪同前往，同行者还有英国商务利益的代言人詹姆斯·怀特（James White），他现在作为下院中布莱顿市的代表为外界所熟知。此外，还有来华传教士的先驱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医生，他医术精湛，备受尊崇。战争期间，他在英国人占领下的舟山开办过一家医院，受到当地人爱戴，此行他希望在上海继续开展他的行医布道事业。巴富尔一行乘坐的“弗莱格森号”（Phlegethon）汽轮自吴淞口沿着浦东环行，一眼望去，上海县城的东侧江面上航行着密密麻麻的中国货船，这一熙熙攘攘的活泼景象一直延续到极远处的洋泾浜。作为对其为政府和公众所付出的辛勤工作及杰出服务的肯定，麦都思被擢升为女王陛下驻中国的首席商务领事，我在此将充分利用他的私人回忆录中有关他们此次上海之行的见闻及早期经历。

在我们今天称之为小东门的大街上岸后，巴富尔等人直驱上海道台衙门，此次他们受到所有应该得到的礼遇。但当巴富尔提出要在城中有一处居住地时，道台明确表示了反对，但不反对他们在临近城区寻觅一歇息处。巴富尔声称，与其在这一点上让步，他宁愿将“弗莱格森号”停靠在码头，然后就居住在船上。一行人极其不快地离开了衙门，但是尚未走远，从后面跑来一位貌似谦恭的中国人，向他们致意后，说是自己有一处住宅可能会合他们的意。巴富尔等人于是跟随着此人来到一处叫姚家弄的街道，意外发现这处住宅宽敞精美，于是当场决定下榻于此。我不知道巴富尔等人刚刚遭遇的中国式官僚作风是否弱化了他们此刻的惊喜，不过他们很快发现，在道台大人一本正经、满口不可能的背后，实际上是另有乾坤——就在他们离开广州北上之际，道台亲自为他们准备好了这套住宅！只是这一计谋就没有针对性吗？决不可能。他们很快弄明白，这处私宅属于当地的一位巨贾，道台预先已经答应将和洋商贸易的全部活动委托给此人。巴富尔作为英国驻上海领事，所有涉外贸易都须经过他的同意，因此，将他招揽到同一屋檐下，来和这位享有垄断经营权的中国巨贾培植私谊，无疑是一个缜密的计划。通过这一计划，上海的广东老公行可望能有新的发展。于是，接下来就是中国人的精明机敏与西方人经营能力的大比拼。这位富商为此目的忙得团团转，几近精疲力竭，最终，经过几个月的博弈，他自己无奈放弃，颇为狼狈地败下阵来。

与此同时，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开始陆续抵达上海。传教士们在麦都思医生带领下，经常去南门外一带的江边勘察。此际的麦都思医生经验丰富而学识渊博，在外国人中间德高望重。外国商人后来在城东一带觅得经营场地，这些场地有的位于内城，有的则毗邻外城。早期到上海的商人包括前文已经提及的詹姆斯·怀特先生，极具爱国精神的上海早期居民麦克利尔·史密斯（Mackrill Smith）先生，仁记洋行的吉布（Gibb）先生，以及怡和洋行的德拉斯（Dallas）先生。

我在此有必要提及的是，就在巴富尔领事和他的随员首次拜访上海道台后不久，雒魏林医生的夫人以及船长夫人（她的名字我一时记不起来），作为巴富尔上海之行仅有的两位女士，给上海道台递交了她们的名片，请求允许会见他尊贵的内眷，然而这一请求遭到了极其无礼的拒绝。我相信此举可能是上海的外国女性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与当地女性进行社交活动，至少在官方层面如此。我很高兴地得知，实际上，外国女性的举止和影响在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女性中间一直发挥着作用。这种作用可能会更具决定性，同时也更令人感觉愉快，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可推动两个种族间“社会兼容性”问题的解决。

1843年11月14日，巴富尔上尉向上海的外国侨民发布了第一道领事通知，内容包括上海英国领事馆的进展状况、上海正式开埠的日子定为11月17日、在吴淞口修筑停靠码头以及洋泾浜与苏州河之间未来外国人居住地的四至。外商港口沿着居住地一带不断扩展，但也给中国货船保留了一席之地，以便它们能在黄浦江西侧顺利通过。此外，拖船使用的纤道，也就是我们今天视为外滩的这一神圣地带，亦须保持开放。理想的贸易限额也以某种方式得到暗示——无论何时，只要入港停泊的船只超过15艘，它们就必须首尾相接地有序停靠，这样可以防止船舶因剧烈摇晃而相互影响。为收取过往船只的关税，海关银行在小东门大街建成。标准的称重方式及其他测量措施也由英国领事馆统一制定，商人们也被劝告务必遵照新规则行事，并提醒和警告那些在不同省份不同贸易领域使用不同的度量衡的商人们。随后又宣布诸多永久性的方案也正在制定之中，而所有侨民都获邀配合领事来执行《南京条约》赋予他的职责。

一个临时性的外侨居住地就这样被确定下来，巴富尔上尉的下一项任务就是为上海侨民获取一个精心挑选的、永久性的居住地。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很难想象，你们现在居住的这块土地在当时是怎样的一幅景象。现在的英国领事馆在当时是一座军事堡垒，一半已经塌陷，被各种渠沟及泥沼环绕。从那里到洋泾浜到处都是挖泥船坞和木材堆放场，对面河畔大教堂一带的景象今天仍然依稀可辨。后面则是大片的棉田、稻田以及村落，一派田园风光，如今那里已经建成了外侨俱乐部。洋泾浜朝南延伸的地方——县城和南门一带的江面之间，是一处非常热闹的城郊部分，有大量的中国货船在那里进行交易。

巴富尔上尉最初的打算是以女王陛下的名义，从中国政府手中购买一处足够宽广的土地作为外侨居住地，日后再将这块土地分割出售给那些有意向的购买者，借用拍卖行业的术语，即“整体买入，分割销售”，以适应特殊购买者的意愿。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如意盘算，道台大人拒绝了这一要求，坚持外国人应该自个儿去跟业主交易。但要是去和一位很有天赋的中国人讨价还价，你只能增加他对这群外国人更深的成见，刚刚结束的战争已经带给他们足够多的不良观感。现在，你可能对巴富尔领事及他的属下所必须完成的这项任务有了一定的了解。直到1846年，为达成此项任务的种种争议仍未完全平息。总体而言，巴富尔领事只是作为有意向的购买者，而具体的工作则是在麦都思和上海道台或其幕僚之间进行，他们多次去找土地的所有者协商这笔交易，其过程之艰辛犹如一场“拉锯战”。即便有人流露出交易意愿，也会穷尽各种欺诈及夸大手段来抬高地价，何况大多数业主其实并不想交易，这样一来，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一位看似慈祥友善的老妇人，今天琼记洋行地皮的原业主，言辞激烈地反对所有交易，她使用极其下流的脏话把前来交涉的人骂得狗血喷头，这还不算，我甚至羞于描述，她居然冲着道台大人的脸吐了一口痰，声称自己绝对不会把祖产卖给这群洋鬼子！在今天麦加利银行的位置曾经是一处很大的池塘，池塘中心的小岛上建有许多屋舍，这处地产的主人是一位女士，可能外国人脑子里一下子会想起“女王岛”，苏格兰人则会称之为“圣母湖”。要进入这个小岛必须通过一个吊桥，吊桥平日都有人看守，外国人和中国官员一旦接近，吊桥就会在这个悍妇的督促下被匆匆拉起，根本没有办法靠近。但是麦都思和道台秉持着“勇者无惧”的信念，正如在所有类似事件中一贯坚持的那样，最终成功说服“女王”把她的领地纳入了交易条款，那一带现在已经大厦林立，兴许可以改称为“银行广场”。

此番变迁让我们想起另一个颇为瞩目的景象，从洋泾浜一带望去，宽阔的河流一直沿着今天的江西路到达远处的商业银行区，在流经繁华的南京路后汇入黄浦江，这似乎可以解释何以四川路与外滩周边的街道走向都如同河流般蜿蜒。一些当年的堤岸垂柳现在在婆罗洲公司（Borneo Company）大院周围依然枝叶飘拂，往事历历在目。洋泾浜的一条支流，西向流经斯威特米特堡（Sweetmeat Castle）和福州路一带，直到远处的威尔什印书馆，在那里又朝南沿着山东路——山东路的走向也像河流一般曲折，汇入洋泾浜，此番景象使得这一带的租界看上去犹如一座岛屿。

外国人购置土地的进程极为缓慢，怡和洋行与琼记洋行间的江边陆地首先得到开发，整个地段是如此低平，以至于不得不采用三年前修建游乐场时的人工增高办法。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1854年，租界当局就曾将军队撤离时留下的防御工事拆来筑屋。我们还发现，史密斯先生曾在1861年建议购买疏浚护城河的泥土。而在不久前，亚特斯（Yates）牧师绘制过一幅令人吃惊的图画，画面反映的是中国人的居住状况，那些没有经过奠基的房屋中的卫生条件令人忧虑。租界建设的缓慢似乎可以从另一件事上得到体现。1846年，麦都思得到了一个伦敦会的地契，前提是此处的建筑风格要与中国人合拍，他们担心在租界之外的地方，西洋风格的建筑会引发民众的普遍不满。直到1851年，我们发现有记录提及在伦敦会驻地和外国人公墓之间还堆放着大量中国人的棺椁。

1844年至1851年的人口统计显示，上海的外国人数量在逐年稳定而又缓慢地增长：1844年，50人；1845年，90人；1846年，120人；1847年，134人；1848年，159人；1849年，175人；1850年，210人；1851年，265人。1854年，太平天国叛乱期间，大量难民涌入租界，导致人口第一次骤增。而根据中英之间最初达成的《上海土地章程》，华人实际上是被排斥在租界之外的，但这些法规在战时被人道主义的情感所忽视，租界一时间容纳了近2万名无家可归者，后来发现，他们多数属于华人社会中的无用之人，他们多聚居在洋泾浜北岸人口稠密的地带，这里最初曾是当地人的村落。在这一轮袭扰稍稍减弱后，上海地方官和租界当局开始联手制定系列法规，要求中国租客限时离开，或者不管再发生任何状况，移民租界都将被严格禁止。然而，在1860年，约有12万之众的太平军再次来袭，当他们全副武装一路烧杀过来时，随之涌向租界的中国难民据说将近50万（我很伤感地想象那一幕，颇为这两次事件中租界中外国人英勇而成功的防御感到震惊，我这份报告的主题限制我不能用过多的笔墨来描述泥城之战的英雄事迹）。战争带来的最大后果是人口的骤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1850年时上海的外国人有210名（包括法租界在内），到了1865年，公共租界内的外国人多达5129名，此外还有77500名中国人。到1870年，根据日前刚刚结束的统计，外国人有2773名，中国人有51421名。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1865年还是1870年的人口统计，法租界都不被包括在内。与1865年相比，导致1870年上海外国人总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外国陆海军及护商水兵的陆续撤离，普通侨民的增幅则相对稳定。

巴富尔上尉曾企图在此打造一个纯英国人的居住地，因为他觉得英国军人为《南京条约》的签署做出了牺牲。但是这个条约中有关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条款，使得其他外国人也能同等享有英国人获取的特权。巴富尔上尉很快发现他的这一保守想法在当时行不通。的确，道台大人颁发了命令，声称所有涉外事务都须经由英国领事，租界内所有土地的租赁也必须先在英国领事馆备案，为修筑和养护道路及码头而成立的土地租赁人委员会，同样必须由英国领事来任命。但其他外国侨民对上述规定竭力反对。1846年，法国领事抵达上海后，出于规避这些麻烦手续的考虑，他选择在洋泾浜南面一处安置下来，那个地方现在已是一处货栈。早期的美国领事祁理蕴（J. A. Griswold）、吴利国（Henry G. Wolcott）及后来广受好评的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都是商人出身，在经过多次转换官邸后，最后在九江路上安置下来，并在办公驻地升起了一面星条旗。巴富尔上尉见状大声抗议，并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施压，随之双方发生一系列口角。脾气温厚的美国领事最后降下了这面让英国人倍感不快的旗帜，这在巴富尔看来仿佛是赢得了一场来之不易——差不多是击败对方的胜利。国家至上的炫耀感在逐年弱化，到了1854年，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当年，几乎所有上海的外国人都能平等地享有一切利权。土地章程得到了和中国签约的西方列强们的批准，土地租赁人不管来自哪个国家，都平等参与了选举和组建工部局的活动。土地承租或是房产购买者也可以在自己国家的领事那里进行相关注册。从那时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国家觉得有必要在这个口岸城市设立领事馆，根据我们从最近发出的召开纳税人会议的通知估计，至少有13个国家在上海设立了领事机构。

原本设计为英国人居住地的租界，正以我在前文所叙及的方式逐渐向西扩张，美国租界则是朝着北向和东向延伸，法国租界则在南面拓展，年复一年，上海的外国人领地逐渐呈现出目前这样的格局——沿着东面的杨树浦河，向北环绕至南面的小东门，前面是4英里长的黄浦江，内陆延伸平均达到1英里。此外，还有一些西方人的别墅建筑，严格地说并不在此范围之内。美国传教士，在卓有建树的文惠廉主教（William Jones Boone）的领导下，于1848年率先在苏州河北岸租下一片土地。此后不久，现在的老码头一带也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我们的美国朋友，以他们特有的开拓疆土的勇气和激情，在1854年取得了虹口，当年他们还派出一支特遣队去协防租界。从那时直到1863年，虹口地界的事务处于一个由相关人士组成的委员会管理之下。后来，经过美国领事熙华德（George Frederick Seward）与上海道台吴健彰商议，最终决定了美国租界的四至以及外国人在租界里所享有的各种权利。1863年11月，美租界与所谓的大不列颠租界实现了合并，由新成立的工部局统一管辖，英美联合体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确如一个苏格兰民谚所言“血浓于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句话还有更深远的内涵，当日耳曼民族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最初都会被官方刻意地保持距离，但到后来却越走越近，如同现在一样趋于完美的融和。与此相反的是，洋泾浜南岸的那些高卢邻居，却与我们日渐疏离。出于官方礼仪，法国领事最初被允许在那里落脚，但是众多的法国侨民似乎也很乐意聚居在那里。随着时间流逝，1853年，中国的秘密社会组织三合会（或称之为小刀会），摆出一副要同那些令人发怵的太平军联手的姿态，并随即占据了上海县城。外国侨民尽量不与争端中的任何一方发生关系，而法国人则主动卷进来，给一支前往租界的外国武装提供种种帮助。后来发生的一场大火灾，致使约1500间房屋及价值100万的财产化为灰烬，洋泾浜南岸的城郊一带几乎被夷为平地。事后法国人很自然地盯上了这片空地，法租界遂得到初步扩张，炮兵将北城墙外到宁波地神庙一带的房屋摧毁，他们还帮法租界当局将那些“冒牌叛乱分子”驱赶出去，他们因此被视为友谊和勇气的化身。这一特殊的进程导致一个深远而又极其重要的现实，法国人将洋泾浜到小东门，跨越原界址宁波地神庙的河滨一带称为“法租界”。这个名称和“居住地”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不管政策赋予“租界”之于“居住地”多少明显的优势，但如同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一政策的实施正在将法国人与洋泾浜北岸的外国人社区逐步分离开来，尽管双方为了共同的利益经常保持良好互动，也因为割舍不断的贸易及友谊纽带而频频聚首，但有一点我必须意识到——我自己现在的栖身之地属于上海工部局管理下的领地。

时间不允许我将那段极为精彩也颇具启发意义的历史做一详尽的追溯，工部局的架构从最初由英国领事任命“三位正直的英国商人”发展到现在经过所有纳税人投票选举，由9名不分种族的委员组成董事会，来保护和捍卫选举人的各种合法权益，尽管这些权益是西方列强动用武力获得的。董事会最初的运作非常有节制，在支付各种必要的开销后，还留有2000个银元的结余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唐纳森（C. M. Donaldson）先生是唯一一位有薪酬的外国官员。不久，一个长期固定的秘书职位得到设置。1860年，皮克沃德（Edwin Pickwoad）先生成为工部局首任总办。1862年形势的紧急需要命古尔德（R. F. Gould）先生这样经验丰富的人出任总办，同时给他配置了几名助理。当1865年古尔德离任后，约翰斯顿（A. J. Johnston）成为他的继任者，也就是现在的总办。总办处的职员个个精明能干，他们当中既有外国人也有当地华人。总办处人员的扩充也许会让你想起跟开销有关的问题，1854年的土地管理章程给市政管理提供了一个很宽泛的基石，随着华人不断涌入租界，董事会在市政管理方面的年度开销增至2万银两。1863—1864两年间，受各方面快速增长的推动，董事会的预算更是高达70万银两。现在，所有不健康的刺激元素已经去尽，租界中各种优渥的福利也都在稳步增长，没有了那些恼人的课税活动，在公共保护及其他福祉方面的开销每年超过了20万银两。

租界的治安管理在前十年间交由领事馆的警察及当地保安负责，随着中国人不断涌入租界，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无一技之长的流浪汉，这导致在1853年提出组建一支租界武装力量的动议，这支队伍由30名巡警构成，包括1名警长及1名协警。但后来发现要募集这笔经费存在困难，后仅雇用了8名警员，并先期建成设计中的警署大楼的一部分（今中心警署大楼的核心建筑），将它租借给图书委员会，租金用以支付8名警员的薪酬。首先入驻警署办公的是克利夫顿（S. Clifton）警长，他任职达8年之久，继任者是莱姆斯巴顿（Ramsbottom），他在1863年底因为健康原因辞职。不久，从伦敦招聘来的职业警察来到上海。1864年4月，潘福德（Penfold）先生就职，斯特里普林（Stripling）及法勒（Fowler）充当他的助理，他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得到了租界中所有人的肯定。1855年的时候，警力的规模是30个人，到了1862年，由于小刀会叛乱分子以及难民数量的激增，需要扩大警力，海河远征之后，军队准备班师回国，这给警力扩充提供了机会，董事会当年70万银两的预算足以招募到足够多的人手，警力随即增至164人。然而财政改革很快削减了这个数字，从1865年开始，董事会通过招募华人警员以进一步减少支出，在董事会的有效管理下，招募华人被证明是一项既经济又有效率的举措，目前这支警力一直保持在112人的规模。

前文未叙及的租界内发生过的几次火灾，我们发现提供救援的都是一些私人公司的救火组织，这些志愿工作可能都是随叫随到。另外，居留上海的水兵长期以来也提供了强大而友好的协助。1862年，工部局在美国的波士顿订购了一批消防设备，不久，公平洋行也计划向工部局转交一批英国的救火器材。1866年，虹口第二救火泵浦车队在租界内成立了消防处（志愿者组织），这个机构现在由1位总工程师和3位工务段工程师主持，成员包括5家发动机公司，其中一家是蒸汽发动机公司，另有一家云梯钩杆救火公司，我相信这样的公司不久后会增加到两个。在这个机构里面，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的法国邻居能同我们和谐地共事。

道路和污水处理问题一直都不太理想，这也是困扰我们多年的一件棘手事，近期则已经成为我们主要的成就之一，一项精神对泥浆的重大胜利。根据最初的土地管理章程，外国人将在租界内建成并管理四条马路及四处码头，为了这个目标，工部局（最初运作经费来自土地税，后加入码头捐税）提供了第一笔投入，但是不久，下水道问题成为关注及开销的又一个重点，此外还包括桥梁建设，后者也正在缓慢而稳步地扩建。1852年，第一个常规排污计划被提了出来，实施此项计划需要借用1万个银元作为预算，但由于遭到反对而落空。在土地租用人会议上，工部局因出色地执行了相关条款，保质保量地完成了租界内道路的修筑而倍受称赞，这种满意感在当时是普遍的，甚至于总是挑挑剔剔的米甸人也头一次在会议上闭口不言。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当时天气已经干旱了2个月，几天后，天雨大作，我们后来发现有个叫第欧根尼（Diogenes）的人投书报社，抗议土地租用人先前过于草率的华丽辞藻，声称他在经过外滩到图书馆的路上差点被泥沼吞噬。这种不满意的情绪在继续，直到被称为租界白银时代的1862年，当年通过的一个常规污水处理方案足以解决租界内日益严重的排污问题。但该方案交付给了很不专业的施工者，并且缺乏有力监督，随之而来的是“工部局预算85000银两，试图水漫金山”之类的讽刺鞭挞之声。现在看来，当时绝对有必要委托给市政工程员克拉克（Clark）和他的助理斯宾塞（Spenser），后者的位子现在已经被奥利弗（Oliver）接替。在克拉克手上，排污计划得以精心设计，并承诺在各种不利条件下也要力争成功。在此，我只能对那些持之以恒的艰辛工作心生钦佩，将中国人通常行走的露天泥泞小道（道路中部常铺着大理石板）——每次想起那些在泥浆中奔波的被风湿病困扰的车夫就不由心生胆战，改建成符合科学原理的中间凸起的街道，覆以碎石以便能在雨天吸收部分雨水。正如一些步行者所抱怨的，这些街道上现在每天都是车水马龙，不过现在即便是下很大的雨，行人依然可以去街上散步，无须穿长筒靴之类的笨重雨具，而这在几年前还是必需的装备。

我在此发现，1852年9月的时候，考尔迪科特（J.Caldecott）先生在上海引进了第一辆四轮马车，而且他那天下午的第一次出行路线还很忠实地被记录在案。而关于史密斯先生的马车，事实上却得到了更多的热捧。

现在让我们回到外滩：外滩的各式码头，外滩的蜚短流长，外滩凉爽的晚风，外滩不断变化的外观，外滩舒适的漫步场，外滩值得回忆的珍贵友谊，外滩令人伤感的悔恨。如同我们最初所看到的，布满莎草的湿地紧接着江边的纤道，外国人首先沿着岸脊修筑了一条25英尺宽的美观的马路。大约10年后，马路加宽至50英尺。1863年通过的一则动议又将路面拓宽至低水位线处——形成一个8英尺宽的人行道，30英尺宽的马车道，同时保留30英尺宽的路面以种植树木。绿荫成行的人行道成为公众漫步的好去处，那是多么惬意的一幅景象。但是，严厉的财政紧缩行动已于此际开始实施，这使得一切美好的构思几乎成为泡影，然而不管怎样，这一计划的一部分已经在最近的两年间实现。假如在上一次纳税人会议上展出的那幅得到公众支持的前滩改造想象图能够获得通过，那么1863年的梦想就可能在1873年成为醒时的享受。

再把话题转到那些道路上——早在1850年，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在大西路上（一条通往巴伯林维尔的道路）有一处叫巴德维尔的令人感伤的地名，这个地方在所有外国领事馆的书籍中都没有记载，仅为普通步行者及骑士所知。我们还在报纸上看到一条通往徐家汇的马路，该马路穿越凯瑟琳桥（Catherine's Bridge）附近的一处丛林，那是在1861年出于防御太平军的目的而修筑的，通过那里我们头一次可以乘车驶离上海县城。1861年的时候，英国士兵还在靠近今天船屋的地方修筑了一处兵站，从上海到新闸村的一条历史悠久的人行道被加宽以便炮兵车辆通过，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这条路被沿着苏州河延伸，通过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阿尔法农场（Alpha Farm），在那个如同马蹄铁般弯曲的河道边耸立着令人赏心悦目的极司菲尔休闲居所。军事通道即从此处开始，向南直至法华路，再从那里延伸1英里抵达徐家汇。1862年的时候，叛乱分子集中驻扎在卡丁（Kahding）一带，后来英军部队推进至此，将他们驱逐出去。当时必须将重型火炮从对岸运输过来，而通过老石桥则具有一定的风险，这样，一条宽40英尺的通往卡丁的道路得以修筑，13英里的长度足以完成使命。几乎与此同时，连接新闸兵站和巴伯林维尔的马路也开始修筑，今天这条名为新闸路的马路还依然存在。但让我们倍感遗憾的是，通往卡丁的道路以及途经阿尔法农场通往极司菲尔的道路，还有从极司菲尔途经法华镇到徐家汇的道路，却都已经弃置不用，它们本应该为我们今天的休闲娱乐带来很大的便利。

法国人此际的表现也不遑多让，法国士兵修筑了一条通往徐家汇的我们今天称之为法兰西路的马路。似乎是不想让法国人出尽风头，公共租界的一些外国人社团组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准备修筑巴伯林维尔方向的道路，不久后又将之延伸至徐家汇。1863年，这条马路在霍格兄弟（Hogg Bros.）的负责下开始修筑，起点在巴伯林维尔，通往霍格小屋的那一段路让公众受惠不少，他们终于能走出那个绕来绕去的“小圈圈”。与此同时，经由怡和洋行等提议，并得到道台大人的同意，一条通往吴淞的越界筑路计划准备实施。但由于官方的疏忽和民间的贪婪，这一计划却迟迟未能如愿。现在制定的将这条马路修至江湾镇一带的更新方案，还留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不过，沿着黄浦江修筑一条到吴淞的新马路的方案，也许要不了多久就会实施。

关于上海租界的卫生保健事宜，我也不得不讲上几句。上海开埠之初，雒魏林医生宣布这里的卫生保健将不会成问题。我们发现，从1846年至1851年间，根据前文所引，外国人口每年平均有大约175人，而平均死亡人数是每年4人。但是，由于中国人的涌入，他们肮脏的生活习惯以及对卫生条件的全然不顾，造成华洋杂居后外国人死亡率的节节攀升。1862年，问题重重的污水排放系统糟糕到了极点，当年传染病大肆流行，外国人公墓里满是英年早逝的亡灵，这使得上海的卫生形象在文明世界里一落千丈，而不管过去五年的实际统计数据到底如何。从1865年至1869年，外国人的数量号称每年有4500人，而我们发现每年的平均死亡数字是93人。

上海的第一家公墓公司组建于1844年，通过发行股票募集到了500个银元，他们用这笔钱在外滩购买了一块空地，空地后面原是中国人的建筑，现在已经建成了我们的海关大楼。它的前面本应该留作公墓用地，后来广隆公司买下那块地皮，现在那一带因为广隆洋行而被外界所熟知。作为交换，公墓公司得到了一块更大的地皮，有围墙、通道及殡仪馆，这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山东路老公墓。有意思的是，从1847年到1851年，由于死亡率的低下，它每年的收入只有90个银元。从1844年到1851年，总共有16680名水手到访过这座港口城市，有54人长眠于此，他们和当地居民埋葬在同一公墓中。随着往来上海的货运的急速增长，浦东公墓的修建就成为必要，这里将作为海员的身后安息地。上海新公墓已于两年前开放，它的设计理念得到认可，并承诺将建成一座有品味的安息场所。租界内所有的公墓现在都由工部局统一管理。1851年的时候，有人建议外国人的公墓应该建成植物园般的模样，在那里，来自世界各国的适合生长的植物都可以引进到中国，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建议。

礼拜场所最早得到了外国居民的重视，1843年，麦都思医生到来之初，他在英国领事馆继续礼拜活动。到了1845年，他将这项任务交给了麦格基（Canon McClatchie），麦格基忠实地执行这项任务（直到1847年4月10日）。那一天上海建成了第一座圣三一教堂，来自英格兰的洛德（Lowder）牧师被任命为这座教堂的主教。应该提及的是，这座宽敞的教堂是宝顺洋行的比尔（Beale）先生给外国居民的一份礼物，在租界早年的历史上，这位慷慨而勤勉的绅士值得我们怀念。圣三一教堂起初花费了6000个银元，但是在1850年，教堂的屋顶塌陷，维修费用高达5000个银元，到了1862年，随着一座临时教堂的建成，这座老教堂才被拆除。在经历多年的协商、争论以及种种困难和巨大魄力后，现在的新圣三一教堂终于耸立在我们中间，这是迄今租界内最华丽的建筑。

1846年，伦敦会的办事机构在他们现在的位置上建成，数年后，那些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信徒们也有了自己的礼拜堂。1864年至1866年间，为此目的而修筑的教堂被现在的新天安堂取代。1848年的时候，前文已提及的美国新教圣公会牧师文惠廉和传教士塞尔（Syle）等人，将他们的临时驻地从南门搬迁至虹口的新落成的建筑中。1853年，原先的教堂让位给现在的耶稣教堂，如今的虹口在尖塔绿树的掩映下形成一幅靓丽的图画，像是给无趣的周边环境的一道补偿。海员们的教堂多年只能由他们四处漂移的船舶充当。大约4年前，一座很有品味的建筑坐落在浦东公墓的入口处。蜡芯形的尖顶、欢快的风铃、安息日的钟鸣、成行的柳荫，衬托着那一排排的坟墓，这种完美协调的搭配带像是给那些浪迹天涯的灵魂的一种安慰，在温馨的安息地里柔化他们早年的艰辛。

现在，让我追随着英国牧师们的谆谆教诲，给你们提供一些居家信息，这些日常琐事才是社会生活视野中的上海的核心所在。

我们发现在1850年的时候，以下日常物品的售价为：

 

牛肉：每磅5.5分

羊肉：每磅8.5分

猪肉：每磅8.5分

鱼：每磅8分

活羊：每只4个银元

乳山羊：每只2个银元

本地母牛：每头14个银元

蔬菜：每磅1分

鲜鸡蛋：100个50分

 

从上列各物品，我们可以比照当前市场上的价格，在此引用前几天刚刚公布的价目表：

 

牛肉（本地肉店）：每磅7到8分

牛肉（欧洲进口）：每磅9到10分

羊肉（欧洲进口）：每磅18到20分

羊肉（本地肉店）：每磅14到16分

小牛肉（本地肉店）：每磅14到16分

小牛肉（欧洲进口）：每磅18到20分

猪肉（欧洲进口）：每磅20到25分

鱼：每磅7到8分

鳎鱼：每磅10到12分

鲳鱼：每磅10分

鲑鱼：每磅8到10分

鲟鱼：每磅6到8分

鹌鹑：1打1个银元

家禽类：1打2个银元到4个银元

鸡蛋：1个银元可购160到200个

 

以上报价也包含野鸡、松鸡、野兔、野鸭、大鸨、鹿、赤颈鸭、蓝水鸭、野鹅、鹬、丘鹬、火鸡、鸽子、土豆，还有诸多自欧洲进口的蔬菜、牛奶、奶油、牡蛎等。列表中商品供应的日趋丰富及其价格的走高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和其他地方相比，包括上述物品在内的物价上涨，并不足以对上海的生活成本有一个准确认识。在这个冬天大约25华氏度、夏天大约100华氏度的宜人环境中，高额的房租、大众的生活方式，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家庭开支。一个银元在上海和一个先令在伦敦几乎相差无几，换句话说，一个人花费100英镑在伦敦住上一年，比他花费400英镑在上海住上一年还要舒适很多。

在此我们必须知道，租界早期的货币是西班牙银元，中国人对这些硬币的喜爱导致其很快就变得不足，但由于投机及贸易增长的需要，更多的银元被铸造了出来，在当时，这种银元的价值比英国银两还要高出几个便士。在经历了将墨西哥银元引入租界的徒劳后，我们现在使用的银两开始成为贸易的中介，尽管墨西哥元在内部交易及外交官员中还在被使用。回到1850年的上海，我们发现当时一个苦力的月薪是4个银元，而一个受过训练的男服务员则是6个银元。为什么英华书院雇用的男服务生工资会得到增加，而当时其他一致看涨的行业则会被建议降低薪酬呢？这个问题我们留给那些有科学思维的经济学家解答。我猜想这是我们所见诸多中英混合体案例中的一个。一个醒目的事实是，在租界的早年岁月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则雇主将仆人告上法庭的记录，与之相反的是，如今这样的例子已很普遍。我由此认为，在所罗门计划原有的基础之上，良好的家教体系于名于实都比联合法庭（会审公廨）要更适合那些男孩。

在简短勾勒过上海社会的基础及框架后，我还要就上层建筑的叙述做一些总结，事实上，所要展示的就是现在上海社会的几个主要机构。

1850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时很兴盛的上海图书馆，它的具体创建时间我已经无法确认，多年以来它每年都会从伦敦购买大约200英镑到250英镑的图书，由此，图书馆目前的藏书达到8000多册。上海图书馆现在每年的订阅费用是15银两，约合4.10英镑。

租界内现有的医院有4所，3所为中国人服务，1所专为外国人服务。前文我已经提及，早在开埠之初的1843年，伦敦会传教士雒魏林医生就已经在上海为中国人创办了一所医院。事实上，从创建之初它就得到了上海居民的支持，27年来它平均每年接待的病人达到12000人之多，它出版发行的系列报告为医生、社会学家、慈善家提供了数不胜数的研究案例，这所医院现在由约翰斯顿医生（Dr. Johnston）负责经营。美国新教圣公会医院于1866年建成，时间虽不算很久，但它已经为减轻中国病人的痛苦做了很多贡献，同时也向外国人展示了善意。去年的时候，工部局鉴于当地居民中某一特殊阶层人士的情况，勉强为之成立了一所设施简单的花柳病医院，现在这所医院已经产生了很好的卫生效果。1852年9月，鉴于外国人对拥有一所医院的渴望，默里医生（Dr. Murray）为此目的创办了这所海员医院，现在以老克拉兰登酒店（Old Clarendon Hotel）而闻名。目前经营这所医院的是默里医生的继任者西博尔登医生（Dr. Sibbald）。这所医院似乎满足了大家的所有需求，直到海河远征军的舰船蜂拥而至，以及随之而来的被商业狂躁症驱使的贸易升温，导致水上漂浮医院“贝里克沃斯”（Bewick Walls）及公济医院的创建。前者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外国人希望改善住院设施的愿望现在正由后者完成。借助于慈善修女会护士们的帮助——她们杰出的服务值得高度称颂，只是她们的信仰和众多患者存在差异，这固然是一个不利因素。目前，这所医院属于自给经营。

租界内第一家文化组织是上海文理协会，1859年的时候更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暂停后，目前仍继续活动。除了炎热的夏日，每月都会举行活动，阅读和讨论两份与中国问题相关的报纸。该会逐渐成为一个出色的藏书机构的核心，1868年，购买了英国圣经公会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先生有关中国问题的珍贵收藏。此外，它还收藏了一些关于博物馆基础知识的书籍，我希望这方面的收藏短期内能得到较大增加。

辩论协会时断时续地存在着，不过目前处于暂停状态。实际上，所有上海的学习研究型组织机构，它们的经验都倾向于阐释上海外国人的移民特性，并树立一种理念——他们的精力已经充分地奉献给了他们的日常工作，仅有一点甚至没有“学习的闲暇”。

早在1852年，我发现当时的人们普遍希望能拥有一些中心地带的休闲场所，并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以论证其可行性。随后给出的建议是修筑一栋大楼，使之兼具俱乐部、戏院、礼堂、图书馆、交易所、拍卖公司、台球室、保龄球馆等多种功能，当然还包括总办公室及一些住宿设施。毋庸置疑，在如此小的空间内达成这一综合全面的计划，一开始就因资金欠缺而被叫停。直到1862年，此项计划简化为一个只带有阅报处、台球室、餐饮间等设施的俱乐部，随后开始了建造计划，这就是现在我们眼前漂亮的上海总会，在经历了3次合同变更之后，最终在万国体育会的大力资助下于1864年建成。在当时它就赢得了斯芬克斯的雅称，外国人普遍认为它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渴望已久的公共空间，因此它虽历经波折却未流产。1865年，社区中的德语会员热忱高涨，他们计划成立自己的俱乐部，在那里德语将会获得承认，同时那里也会对所有外国人开放，经过一番酝酿，康科迪亚总会（Concordia Club）在1865年底建成开放。其创建和运营堪称顺利兴旺，建成之初的那个冬日，该总会上演的音乐和戏剧表演吸引了上层社会的频频光顾，为它赢得了声誉。

正如在一个社区中所常见的那样，大多数居民有着自己的家庭乐趣及种种社交纽带，共济会神秘主义的情谊所产生的吸引力最早被强烈地感受到。1849年，北方支会首先在上海成立。此后，英格兰的苏塞克斯分会、托斯卡纳分会，苏格兰的四海分会，美利坚的古陆标分会，苏格兰的远东圣安德鲁分会，英格兰的锡安山分会、朝日分会、天体营及马耳他修道院分会，以及苏格兰的王室玫瑰十字架分会等，总共有约11家机构的500名会员汇聚于此。最初的共济会堂于1868年建成，坐落于广东路上的游乐场，宏伟华丽的殿堂给那些第一次访问上海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共济会兄弟们以他们谦卑的善行在各行业人们的心中树立起了更高贵、更永久的丰碑。

关于上海的娱乐我草草地说上几句。在我查阅过的记录中，上海最早的公共娱乐是英式墙手球及滚木球，这两处娱乐场所于1848年购得，价格分别为160个银元和195个银元。当中国人开始涌入租界之际，英国总会认为他们已经做了周到的安排——将闲置的土地租赁给那些渴望开张店铺的中国人，现在那一带已经发展成租界的中心地区，墙手球场及滚木球场的四周商铺林立。这与新近建成的网球场空旷的周边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然，总会认为自己在管理方面存有不足。土地所有者与承租者之间开始产生纠纷，官司打到了道台大人那里，让他们错愕的是，道台援引地契给他们指出，根据条章规定，那些土地只能用作娱乐场所，如果被用作其它目的，这些土地就应该由中国政府收回！因此，总会并没有打赢对土地租用人的官司，而且承蒙道台大人的好脾气，他们也被允许继续持有那一带的土地产权。

对于英国人来说，在一个长久陆居的地方不尝试开设赛马场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我所查阅到的租界的最早档案中，就已有英国人此类消遣的记载。第一个赛马场环绕现在人口稠密的老闸区周边。1850年，麦都思和威尔士（Wills）组成一个委员会，准备修筑一个新的赛马兼遛马的场地，新场地包括旧赛马场的部分，向南拓展到临近洋泾浜的地方，向北则临近现在的防御沟，并将再一次延伸至老闸一带——这一距离大约将近2英里。不过施行方案则是穿过一处福建人的神庙及几处福建人的墓地，于是当地愤怒的福建籍居民组织起来进行了暴力反抗，他们赶走了施工人员，并对正在监工的外国人进行人身恐吓，致使修筑计划难以实施。拜小刀会起义所赐，1853年，英国人取得了快要被人遗忘的老赛马场一带的土地。1862年的土地狂热使得这一带成为投机商们竞逐的对象，他们很慷慨地投入了远远大于实际需求的资金，打造了现在这个宏大的赛场，建成了宽敞的马厩和壮丽的看台。实际上，上海最初的跑马会是非常简陋的，几乎不能和现在的九江赛会相提并论，四五个项目，3个小时的赛程，用当时的话说“很不尽兴”。但是在1862年和1863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改变，威廉（William）爵士以及艾克赛特（Exeter）爵士、哈瓦那安（Havannah）爵士、康格瑞尔（Kangaroo）爵士等先后在这里策马扬鞭，看台被当时上海最时髦和美丽的事物装饰一新。不过随之而来的黑暗岁月，致使跑马场的声誉很快一落千丈。而跑马场最近的复兴，有人告诉我，主要归功于一位给我们带来诸多利好的绅士——霍恩比（Edmund Hornby）爵士。

在老赛马场的范围内，现在充满了由一哄而起的投机行为而带来的种种奇异标识，新网球场正东面的中国人的破败的三层楼，曾是最早的板球场旧址。这块地皮在1862年卖出的总金额，在完成了新板球场地的购买之后，还留有55000银两的剩余，根据旧土地持股人的决议，这笔钱被用作成立“一个永远不被忘记”的娱乐基金会。我没有太多关注过这个基金会的历史，但我想它在上海的娱乐界一定受到了很多关注。1850年上海曾成立过一个象棋俱乐部，但是很快就销声匿迹，而且再也没有复兴过。对于上海这么小型的外国人社会，不可能奢望吸引到那些高层次的专业演员或是音乐家，所以，对于外国人来说，戏剧之类的娱乐也只能通过业余努力来实现。一个演出季接着一个演出季，戏剧活动在各个仓库区间临时上演，尽管布景相当粗糙，剧情也多乏善可陈，但是那些好性情的观众所表现出来的兴趣足以掩盖所有的不足，他们总是乐在其中。上演的作品总是那么荒诞不经，同时也颇具智慧和幽默，那些充满文采和睿智的歌曲及本地典故常常给娱乐活动增添不少新鲜风味。1866年，兰心大戏院终于通过可偿还股份的形式组建，这种创设方式使得它最终将成为全社区的公共财产。不幸的是，它现在所处的英国领事馆后面的这个位置的租赁时间仅有5年，到1871年就将到期。戏院的门票价格几乎没有过变动，演出大厅的前座区及后座区的门票为3个银元，楼上座区的门票为1个银元。1867年，康科迪亚总会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建成了一座小而整洁的戏院，每个演出季都会安排有非常高水平的节目。在这里，通过会员邀请可以获得免费入会费，戏院的开销由总会下面的一个发行赛马彩票的委员会负责。经过各种共同的努力，我们的业余戏剧活动取得了很大进步，有关音乐、声乐曲及器乐曲的研究也进入了较高的阶段。这些方面的进步主要受到德国歌咏协会的领导者哈格奎斯特（Hogquist）先生的影响。1864年，雷慕萨（Remusat）先生来到上海，创办了上海爱乐协会，经常举行声乐曲及器乐曲音乐会，每年的会员费是5个银两。最近，业余管乐器协会正准备在夏天上演露天音乐会。

我还要提到租界内的一些其他娱乐活动：一座精心设计的体育馆，每年举行一系列有奖体育活动；一个划船总会，得到了伟大体育精神的支持；一个赛艇俱乐部，已经成功举行了两次赛舟活动；撒纸赛马活动，每周提供健康的娱乐休闲；撒纸赛跑，穿越河道交汇的郊外，胜利者常常得到泥浆和荣誉的加冕；足球俱乐部，在严寒天气下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射击俱乐部，适合培养我们年轻人的稳健、机敏及精准枪法。此外还有槌球、蝴蝶球、共济会组织之类的活动，显示出女士并没有被排除在娱乐和体育活动之外。实际上，如果仔细想想看，没有人不会对我们社区已有的如此之多的休闲娱乐感到吃惊。当我们中间的一位杰出的绅士去年回到他的美国家乡的时候，当地的报纸对他盛赞不已，将他视作美国人多才多艺的模范个案，因为他除了是一位商人之外，还是工部局的委员、救火队的成员、赛艇俱乐部的桨手、唱诗班和爱乐协会的会员、教会的司库以及一所礼拜日学校的教师。然而，如此之多的身份并不会让一位上海居民因过多的社会活动而疲惫不堪。试想，如果我们将加入了这样那样俱乐部、协会、公司等成员的称谓进行首字母缩写，可能会让人望而生畏，就像陆军元帅惠灵顿公爵的K.G., K. ST. P., K. C. B. ;五港总督的&c., &c., &c., &c.。

以上是对1843年至今上海的外国人居住地逐步发展过程的草草描述。实际上，我的暗示多于叙述，这个演变过程是如此地卓有成效——从一个泥沼湿地发展成为一个排水设施健全、道路宽敞、布局合理的城区。这里高楼林立，名流荟萃，良好的社会秩序与市政管理在全世界都首屈一指。当我们在脑海中回溯这一绚丽而充满善举的演进过程时，让我们永怀感恩，比照这里发生的诸多事件和另一个世界的忧郁阴影，致敬那些奉献出一生中最美好时光来推动这一伟大进程的大公无私的人们。

现在让我试着来总结几点上海社会显著的特征，列举如下：

1．慷慨的金钱观与伟大的公益精神的结合。金钱和公益两者看似难以相互适应，但是我们在这里确实发现这样的事实，它们如此协调地同时存在，这也确实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兼容性。就像早期来到上海的少数外国人，当时他们肩负着为贸易奠定基础的重担，即便如此，我们发现在1844年至1848年之间，他们每年还给伦敦会医院捐款1000个银元。同时，他们还为修筑圣三一堂及其附属设施募集了10000个银元。1850年，当圣三一堂需要维修时，短短的一个礼拜内，他们又捐献了5000多个银元，同时配备了充足的专职教士。而就在当年夏天，洛德牧师在普陀游泳时不幸遇难，消息传来，几个小时内他的家庭就收到8000多个银元的善款。洛德牧师的继任者霍布森更进一步提高了这种善举的水准，在1856年曾多次发起为爱国基金会募捐的活动，在1864年又为棉荒基金会捐款，创建并长期支持英华书院，并作为主办方发起了数不清的善行和义举活动。这种人文关怀的精神绝不会消失殆尽。在此用不着去援引近年来的一些事例，一言以蔽之，如果没有真正的有价值的及合适的公共对象，没有为慈善事业进行真实的呼吁，就难以获得慷慨的鼓励和支持。当然，服务公众的精神是必需的，这种精神就是志愿地奉献出时间和理想，忍受着个人的困难，去推动公益的进步。据说在20年前，在上海募集5000个银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用不着为此去精心动员一次公众聚会。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毋庸赘述，我们看到了二三十名为了公众利益而牺牲了大量时间及劳力的个人，他们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各种公共领域，甘心劳作的人总是比那些意愿不高的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选择做个旁观者，为显示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捐献出一些钱物，偶尔还会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在最近的工部局选举以及纳税人会议上，就可以看到此种现象。这种漠然超然的态度该如何解释呢？我将之归于多种因素：首要的是，这里的风气不利于思想和身体的施展；其次，在一个彼此熟识的社区里担心批评性意见会伤到和气；第三，个人的工作已经足够忙碌，无暇他顾；还有就是迄今为止，多数人认为这里非久居之地，认为在此只是短暂逗留，因此没有必要给予太多关注。

上海的另外一个社会特征是：

2．家庭生活的相对缺失。早期的洋行体系尚不成熟，但又必须与那些同样杂乱无章的其他机构打交道。另外，各行业成员之间格格不入的性格和巨大的知识差异，使得人们很难过上正常和安逸的家庭生活。当然，在租界的早年岁月中，这样的生活毫无疑问是一个必经阶段，但后来的长时间延续则让人难以忍受。我现在很高兴地看到这一现象正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年轻人现在开始自己租房居住，他们要么独居，要么选择与性格相投的人搭伙。但是，在享受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妻子、姐妹、女性朋友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就这方面来说，上海生活是有缺陷的。正如我在前文所述，租界内外国人的第一次聚会，参加者中只有2名女士。1851年，随着外国人数量增至210人，女性人数也达到了17名。直到1862年，这个数字还一直在逐步递增。但是当年爆发的传染病在外国人中间引发恐慌，致使我们的租界被认为是对女性来说特别致命的地方。接下来的连续5年，租界内的健康卫生状况一直相当良好，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外界的看法。1870年的人口统计显示，外国人总数显著增加，洋泾浜北岸及虹口一带的男性居民有1270名，而女性有295名。由此可见这些年来我们在社会改良方面的巨大进步！各种令人生厌的社会弊病正在逐年消失，更高水准的优雅、品位、温和、安逸之类的元素正注入到我们的社交活动及日常娱乐中来，家庭生活的舒适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们的居住地和城郊一带被装饰一新，特别是那些正在扩建中的雅致的游乐场，所有这一切，我认为应该归功于我们中间女性数量的日趋增长，这些变化如同春风化雨一般，悄无声息，不易察觉却又难以抵抗。然而，改进的空间依然还是很大，就让我们的资本家和建筑工人致力于房屋修建的事业中去，让房租能控制在手工业工人、高级船员及商务助理们的承受范围之内。这样方便他们在中国做较长时间的逗留，推动商贸活动的常态化，并使得我们的社会系统弥漫着浓浓的家庭生活气息。

在这个社区中，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3．国际大都会的自由。我们中间的居民来自19个国家，所有人都主张完全的市政平等，平等的税收政策，平等地获取参与市政管理的资格。当然，一些居民由于他们本国政府的因素，不可否认，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不过，就社会生活的过程而言，每个人的喜怒哀乐却是任何政府都难以“引起或治愈”的，所有人在这里都享有绝对的自由。新制定的市政管理条章，正如我们所深信的那样，已经被最高当局在纳税人会议上允诺，将尽可能多的事务交由纳税人自己管理。在此平等基础上杂处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居民，显然都得到了各自国家官方代表的表态——捍卫他们在这里的所有正当权益，都明显倾向于达成彼此都认可的观点及广泛的同情心，而这将有助于清除我们机构中的官僚作风及夜郎自大积习。希腊的自由城市由于没有健康的大众文化，难以呼应那些才智过人的少数派们提倡的事业以及抑制私法的滥用。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和欧洲汉萨同盟也因强势的寡头统治而使它们的行动倍受钳制，甚至于自身难保。我们的市政及个人的自由、劳动并没有受到此类不利条件的妨碍，每个人都可以放任自己，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去追求理想的事业和生活。成规惯例所带来的保守克制在许多老社区中间依然强大，尽管有些空洞，但在某些方面很可敬和有效，且常常能约束一些不健康的个人行动。在这里，它却在很大程度上难以生效，我觉得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这里，一个人完全得靠自己的实力立足。表面上看，这里或许有太多的势利和排外现象，但这也仅是表象而已，表面的东西只是浮光掠影，看不到真正的实质所在。无聊者、鬼祟者、愚笨者、玩世者、说谎者及其他各种角色，都是在某一特定时间点上的定义，而他们自身具备的基本价值，不管是进入到哪一个社会圈子中，在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后，都会被认可。

在这里，我还注意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特征，即：

4．上海是一个模范居住地。也就是说，它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前哨，与3亿多人的循规蹈矩、半开化的异教民族交界相处。在这个居住地里，法律、财政、商务、教育及科学等问题，一一得到解决并展示给他们，如同生活的艺术在现实中的应用一般。在这个居住地里，社会和家庭生活以及宗教信仰与实践等更高层的问题，通过比他们此前所想象的还要高尚和纯洁的体系，阐释并展现给了他们。而这只是我们社区的一个方面，围绕它的是种种具有深远影响的议题和重大的责任，我难以就此展开评述。就税收而言，我们的财政系统做出的平等规定无处不在，丝毫不会让任何人有压迫之感，这方面的经验已被他们借鉴，应用到了海关税收中去。我们的法制体系也是如此，这个体系中官员的优渥的薪酬使得他们不可能与贪腐沾上边，保证了执法的公平和公正，同时保证了新商贸准则的良好应用。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他们也正在取得更大的进步。让我们希望在更高端的事务中，我们可能，也能够，指引他们朝着进步的方向迈进。

行文至此，除了给上海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性建议外，我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方式来结束我的报告。这些建议，超越我们现在所叙及的现实，实际上，在目前来看，只能算是一些纯粹的列举，未来的机遇期可能会对它们进行定义和实施。这些建议就是：1．继续修筑从杨树浦沿着河道到吴淞的道路（9英里），再修筑一条到青浦山的道路（17英里），并在这两处配备一些简单的娱乐设施。2．在新灯塔的侧翼一带，修筑一座疗养院。3．组建一个园艺协会，鼓励私人园艺活动。4．成立一家公共储蓄银行。5．改进供水设施，保证家庭、制造业及消防用水，维持街道和住宅用水的适当配给。6．建设对全社区开放的公共机构，诸如图书馆、阅报室、报告厅，如果可能还可修建浴场、台球馆、保龄球馆以及其他娱乐设施。

允许我就这一主题再说一句。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上海有许多很好的去处和娱乐方式本可以让我们度过一段很愉快的时光，但是它们都没有，也不被允许对公众开放。这种现象需要认真对待，它已经成为禁酒节欲组织（Temperance Society）的一个巨大的绊脚石。这种“独乐乐”的不良现象应予摒除，只是目前难以做到。听听一位可怜的水手前几天的酒后真言吧，在被问及他为何来此买醉时，他嘟囔道：“这是一个无趣的地方，你可以在大街上走到觉得累为止，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想去哪里，只是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这里不像是一个大城市，因为没有什么可供消遣的去处。”这个可怜的人，也许他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但是这代表了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一种需求。为等候一些业务，船长和官员不得不在岸上待上几个小时；那些优秀的年轻人，暂时没有找到工作而又无处可去；日渐增长的从外港来的过境访客；我们居住地中的手工业者和职员们，他们一直渴望能有一处轻松愉快的、不必大肆挥霍的晚间娱乐去处。这些就是为了他们——也是我自己希望能获得采纳的建议。我相信以我们居住地的慷慨，完全可以将之付诸行动。而且我相信目前过高的消费将会调整至所有人都可以承受的水平。我还要建议图书馆将每年讲座活动及阅报服务的收益用以添置新的图书，这样就可以满足我们居住地——一个和谐节制社会，迄今试图去达成的另一种需求。

附表：上海外国人口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