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凭谁定是非—林则徐晚年

“青史凭谁定是非”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闰七月十七日林则徐西戍一年后，为送邓廷桢召还所写赠诗中的警句，是一位卓尔不群的民族英雄的内心表露。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反侵略业绩，彪炳史册，永留芳名，他的无辜失败也令人扼腕痛心。但是，最重要的是林则徐自己并没有甘于这种失败，他要竭尽心力去写自己后半生的历史：他自请到镇海前线去“戴罪图功”，应王鼎之邀到河南去涉险治黄，但他迎来的是更大的打击—遣戍伊犁。恶讯之下，人们惊愕惶恐，嗟叹愤懑。而林则徐却抑制自己内心的万般痛苦，千种愁绪，笑慰众人，于道光二十二年二月毅然走上西戍的道路。西戍的路是一条漫长而艰险的路。他在屡遭打击之下，虽然意志依然，但身体的衰病折磨确已无法抗拒。他拖着衰病之躯，行行停停，用沉重的脚印书写自己的晚年人生。九月初，他行至肃州，为了回复早在伊犁戍所的邓廷桢的来信，在所写赠诗中有句云：“中原果得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表达了他没有过多考虑个人得失，而更关爱的是民众的水深火热。等到出嘉峪关后，实际的道路固然愈来愈崎岖，而他的心路更是触景生情，百感交集。他在《塞外杂咏》第五首中说：

沙砾当途太不平，劳薪顽铁日交争。

车厢簸似箕中粟，愁听隆隆乱石声。

这首诗表面上看，似是吟咏道路不平，戍途艰难，实际是对小人（沙砾）当道，甚感不安。由于宦海倾轧，自己好像箕中粟那样，任人播弄。即使如此，他还在忧虑那些让整个社会不安定的“乱石声”。而自己则决心从乱石上压过去，一往无前地去迎接更大的困难。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林则徐抵达戍所，除了安置生活和一些必要的交往外，他对朝廷仍抱有幻想，以为西戍只是短期的迂回，所以在年底所写《伊江除夕书怀》第四章中，曾表达希望被重新起用的愿望：“新岁倘闻宽大诏，玉关走马报金鸡。”过年以后，他渐渐冷静下来，认清现实，对前途感到茫然，透露出“入关之期，亦不可预料”的无奈。于是，他更着重考虑如何在困境中做些有益的事。他根据入疆后所目睹的维、汉民众的困苦流离，分析其根源主要由于缺水抛荒，难以安定，而地方官吏又对民生漠不关心所致。他寻找到新事业的切入口，便从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开始，具体策划如何在新疆兴办水利、开垦荒地的问题。

就在这一年的闰七月间，邓廷桢被赦回，使林则徐又陷入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中。他一方面在送邓廷桢《赐还东归》的诗中有句云：“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玉堂应是回翔地，不仅生还入玉门。”此诗寄托对旧友的依恋之情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期冀。而另一方面，则对自己的归期，表述了“仆已委心灰槁，早决古井之不波矣”，于是决心把自己的治疆想法付诸实践。在道光二十四五年间，他不顾身处逆境，体力衰弱，奔波全疆调查民情地理，想方设法争取主管封疆大吏的同情与支持，甚至取得了朝廷的同意。由自己捐资，从兴修水利着手，大力推行和改善当地行之有效的“坎儿井”引水系统，变荒地为良田，以安抚民生，稳定社会。直到道光二十五年九月，林则徐以四五品京堂候补调回前夕，在他的苦心经营和调动、调协各方力量共同奋战之下，终于在新疆开荒近七十万亩。林则徐在逆境中的苦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新疆民众中留下了传之久远的口碑。

林则徐在回京途中，即奉命署理陕甘总督，次年三月，实任陕西巡抚，二十六年三月又被任命为云贵总督，直到二十九年三月卸任，他的确尽了一位封疆大吏的职责。道光三十年三月回归福州，但他没有优游林下，颐养天年。他不能容忍英人强占福州城内乌石山的神光、积翠二寺，毅然以六十六岁高龄领导群众抗争，取得了阻止英人入城的胜利。他还关心国事，根据自己多年来在新疆的实地考察，结合当时沙俄强迫清政府开放伊犁、塔城的现实，指明沙俄威胁的严重性，提出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警告。他更关心广西的反抗形势，曾与友人商讨过对策。十月初，咸丰帝为了解决广西事件而重新起用林则徐。林则徐在奉命的次日，即抱病登程。由于长期的辛劳折磨，终于在赴广西途中，于十月十九日病卒于潮州普宁。

林则徐的逝世，确是引起朝野震动。人们纷纷缅怀他在抗英斗争中的丰功，却较少颂赞他在西戍以后的苦斗。人们在知人论世上，似乎更容易看到顺境中的轰轰烈烈，而往往忽略逆境中默默无闻的奉献。其实，一个人的伟大正在于能善处逆境，毫不气馁，挣扎奋进，始终不渝地以不怕天磨的苦斗精神去写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人到老年，由于身心交衰容易退坡，甘于自怡，期望回馈，以致虚耗了美好的夕阳。我认为，尽管他人如何祝祷安享晚年，但自己仍应有不断奉献的精神，为社会，为民众，或多或少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完整地写好自己的全部历史，不留空白！青史凭谁定是非？林则徐以自己晚年的苦斗精神和实际生活做出了铿锵有声的答案：青史凭我定是非！这也是人们应从林则徐西戍历史中得到的一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