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昌和南昌的基督教

1861年，南昌发生闹教事件，中兴名臣沈葆桢借绅民之名将天主教驱逐出城。此后数十年间江西官绅都以省垣无教堂为荣。但在19世纪末，天主教与耶稣教各差会纷纷入驻南昌。这实际上重写了南昌的权力格局，由此不时引起民教之间乃至不同教派间的龃龉，这就成为1906年南昌教案的一个历史背景。

南昌和许多地名一样，并非一个单一意涵的概念，“南昌”这个词，在清代既可以指南昌城，又可以指南昌城厢内外。而从行政区划的角度讲，它既是江西省的省会，又是江西省辖下的南昌府和南昌府辖下的南昌县。这还不算，当时的南昌城从县级行政的角度讲，是由南昌县与新建县同城而治的。也就是说，南昌是一个具有地理和行政多重含义的概念。本书研究的南昌教案，是发生在南昌城进贤门内外的一起排外骚乱，其骚乱范围虽均隶属南昌县，但从政治角度讲，新建知县、南昌知府和江西抚藩臬等大吏都卷入其中。因此对南昌的概括，一是对南昌建置的介绍，二是对以城墙为边界的地理意义上的南昌城的介绍。

据方志记载，南昌最初于西汉设县，汉高祖五年（前202）“颍阴侯灌婴渡江定郡”，此后的各个朝代里，南昌的建置和名称经历了诸多变化，直到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正月，朱元璋占领南昌后，改变元朝建置，将龙兴路改为洪都府，依旧置江西行省。次年，改洪都府为南昌府。洪武九年（1376）江西行中书省改为江西承宣布政使司，俗仍称省，司治南昌。清代基本沿用了明制。在两江总督下设江西巡抚，总督衙门一度设于南昌。南昌府为江西省省府，下辖的南昌县和新建县的县衙都设在南昌城，属于同城而治。

南昌建城，当始于汉高祖六年（前201），灌婴筑豫章城。但清季南昌城的城址应是始于唐代。唐贞观十一年（637），城区向西迁移，这次城址西迁后，直到清末，一直为南昌城址。在唐代，还对城墙进行了三次大的维修和加固，南昌城区周长达到20余里。城区分东、西两部，城西为官署府衙集中地，从1905年的南昌地图看，这种布局仍旧十分清晰。城东除东湖外，还有商店和街坊。城南北有众多的贸易市场。市内交通发达，有南北向主要道路6条，东西向主要道路3条。到南唐时，南昌一度成为国都。

北宋初年，经济繁荣，工商店铺遍及全城。宋城比唐城又有扩展，城门也由原来的8个增加到16个。两宋之交，李纲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废掉其中4门。

元至正十一年（1351），元兵为抵抗农民起义军，大力加固城墙，并修缮江门城楼。朱元璋获取南昌之后，大规模改建城池。原12座城门中，废掉5个滨江的城门，重建7门。从东面的永和门起，按顺时针方向，依次为：顺化、进贤、惠民、广润、章江、德胜。其中广润、惠民、进贤、顺化四门属南昌县，永和、章江、德胜三门属新建县。此后一直延续到1928年城墙被拆除时，南昌城区范围都没有大的改变。

清代，从顺治到乾隆期间，南昌城墙经过了8次较大的修整，特别是乾隆七年（1742）广润门大火后，修复工作先后延续了20年。清代的南昌，经济更加繁荣，城内以东大街为中心线，城西为官署、商行所在地，城东为居民街坊，其中还杂有贫民的棚户区。

南昌城内外湖河众多，史上常有水灾之虞，故其排水问题一向受到重视。早在唐代，因城内东湖水患严重，官员组织民夫在水关桥设置水闸，控制东湖与赣江水势，引湖水入江。宋代为防止东湖水溢，先后修建、疏浚“豫章沟”，长二里半，与东湖相接，引湖水东折出城，排入赣江。该沟是宋以来城内排水的主要干道，为南昌古代一项大型市政工程，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明万历年间，在城内开凿九条排水渠，称九津。各津水都与城外潦沟相连，并整治湖泊，形成了“三湖九津”排水系统。清同治八年（1869），对“三湖九津”做了一次较大的治理，使三湖排水系统更趋完善，进一步改善了城内排水状况[1]。

南昌属于南昌、新建二县的同城而治，其城内总人口数量不见官书和方志直接记载。据清末英国人的一份报告称，寓居南昌的教士告诉他南昌有一百万人口。但洋务局委员则告诉他：“合城厢内外老少男妇，约十万人口。”其本人则评估如下：

南昌纵有池塘桑园空地，实则一繁庶之邑也。行铺货物，充牣街衢，城门终日，摩系相望，有云有一城门，自日出至于日没，进出之数，逾一万人。余见此城门拥挤异常，此说近似。城墙周围约六英里。距关门皆甚远，余计此稠密，或真正城内之幅员，约有三方里，一如上海。……余因是估料南昌户口，终不及二十万人口，虽多或有二十五万人口。再合城外居民船户，三十万人口而已。[2]

在南昌的习俗中，宗族和乡土观念很浓，“姓氏不分大小，在城市都有宗祠；府县不论远近，在南昌都有会馆”[3]。此外，好讼也被看作南昌人的一个特征，不但有专笔记录在方志[4]，且为西方传教士所知悉，在天主教赣北教区长期担任主教的白振铎（Géraud Bray）便批评说：“在这个以无理取闹而著名的地区，打官司是非常频繁的事。”[5]

晚清的南昌，逐步开始了现代化转型，邮局、电报局、报馆、新式学堂、新军、警察、商会、医院等新事物相继出现，特别是电报局和新式学堂的出现，对1906年的南昌教案产生重要影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余肇康迁任江西按察使，于同年冬季开始任事，多有兴革[6]。南京的《南洋日日官报》对余肇康的兴革报道尤详，借此亦可对南昌教案发生前夕的南昌城窥知一二。

余肇康对警察进行了整饬以强化社会治安。此次整饬警察的直接目的是冬防，因为“时交冬令，宵小最易潜生”[7]。这年十月初三日，该报便报道了余肇康对巡警严明赏罚以加强冬防的消息[8]。一个多月后又报道了南昌的冬防情况，称“各城门常有留城不锁之弊”[9]，余肇康下令严杜此弊。余肇康为督促冬防，还命令警察加强巡夜，“饬在事各员弁督率巡兵，轻车简从，严为查察，不得虚张声势，致使宵小潜踪在案”。该报报道了一则巡夜的事例：“昨日右营守备托守戎金阿终夜出巡，行经刘猛将军庙，见有妇人头破血出，倒地狂呼，一男子从旁殴打，不少住手，询问原由，而该妇已不能言语，守戎当将男女二人一齐送交警察东局讯办，见者咸称守戎认真巡缉，次日禀知各上宪，亦颇蒙嘉许。”[10]

余肇康加强了南昌城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是下令“于各街巷口添设路灯，彻夜光明”，结果使得“彼宵小固无从匿迹，即行人亦称便利云”[11]。二是倡令重修街道。修街经费浩大，无从筹办，但余肇康认为“各街不修，沟路不通，秽气触人，有乖卫生之道”，便劝谕沿街商铺集资修建，具体方法是“城厢内外各铺户，均各抽租一月，房东六成，房客四成”，据称，“各铺户奉谕之下，无不乐从”[12]。

此外余肇康还留意于制度改良。十一月十六日该报报道：“拟调查江宁巡警章程，来江仿办。”[13]其后又报道了余肇康“改良江省政治”的计划，称“其大端有三，一在改良监狱，一在罪犯习艺，一在不用刑询”。该报的主笔按道：“中国监狱虽称坚固，而其中污秽，往往由看役懒于打扫，在地方官亦每视为罪囚之所，故于屋壁坚固之外，无所关心。至于罪犯，徒事羁押，无所事事，诚不如学习工艺，或可化无用为有用。若夫刑询，则尤伤天地之和。三者实为新政改良之要务，廉访加意于此，其留心政治已即此发其端矣。”[14]

通过以上报道可知，在光绪三十一年的冬季，南昌城的城门夜间一般是不上锁的，余肇康出于社会治安的考虑，下令改变了这一习惯做法；当时南昌城没有路灯，余肇康下令添设了路灯，使得市民夜间出行的环境得以改善；当时南昌的监狱环境、犯人生活和审讯方式仍旧是传统模式，从南昌教案发生后对闹教嫌犯的严刑逼供看，余肇康的改良计划显然没有取得成功。

晚清南昌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两教。首先来介绍天主教。1595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南昌，这是天主教在南昌最早的活动记录。在清季的“百年禁教”时期，天主教仍在南昌“黑夜传教”[15]。晚清弛禁之后，天主教传教士罗安当（Antoine Anot）于1861年进入南昌传教，受到官方的正式接待。但是第二年便发生第一次南昌教案，罗安当被逐。此后20余年时间，天主教始终无法进入南昌传教。由于史料缺乏，笔者无从了解天主教重返南昌的情况。在南昌教案发生的前夜，可知天主教的遣使会已在南昌拥有两座教堂，一是进贤门内的老贡院天主堂，一是进贤门外马厂老教堂，后者曾在第一次南昌教案中被毁。在1906年南昌教案发生前夕，老贡院天主堂的神甫是王安之，马厂天主堂的神甫是罗望达（Jean-Baptiste Rossignol）。

除了以传教为职事的遣使会外，南昌还有一个圣母兄弟会，该会是一个罗马天主教研究所基督教教育机构，创办于1817年，不属于神职人员，而专门司职教育。在南昌教案中被焚毁的法文学堂便为其所管理，当时在法文学堂工作的共有五位圣母兄弟会的“教习”。此外，还有一个女修士的仁爱会于1882年初到江西，进入南昌的时间则不详，她们负责养育女婴。

接下来介绍一下新教。南昌教案发生前，在该地传教的分别是美以美会、中华内地会和中华基督教南昌兄弟会（普利茅斯兄弟会）等三家差会。

美以美会1867年进入九江，这是该会初次到达江西。1897年一位美以美会传教士进入南昌传教，并于两年后建立了美以美会在南昌的第一座教堂，即半步街福音堂，后更名为清钟堂。截至南昌教案发生前，美以美会在南昌有五处产业，其中包括德胜门外环丘街的葆灵女书院，皇殿背的康济医院，以及贾尔思医生（Dr. Charles）1903年开办的诊所等[16]。

中华内地会进入南昌的时间不详，南昌教案发生前，该会在南昌共有三处教产。近代来华新教差会多达100多个，中华内地会是人数最多、传教区域最广、最具特色的一个差会。内地会是19世纪中叶在英国兴起的信心差会之一。其创始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被称为信心差会之父。戴德生为了缓解中国人的排外和反教心理，要求内地会成员尽可能地与中国人打成一片。他在来华新教传教士中首倡穿中国服装，采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深入民间行医传教，甚至到普通的中国人家中传教。这使许多中国人把他当作外国朋友，而不是“洋鬼子”。

中华基督教南昌兄弟会“为首先进入南昌之差会”[17]。南昌教案发生前，该会在南昌共有两处教产，一是金传安（Harry C. Kingham）在罗家塘建立的布道堂，一是华原小姐（Miss Warr）管理的书院[18]。

据《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19]1906年3月6日报道，可知除了留在南昌的美以美会孔教士和遇害的九人，当时南昌还有如下教会人员及家属：天主教五女三男，内地会二男二女和三个小孩，兄弟会一女和一婴儿，美以美会三男六女和四孩童。他们加起来整整有40人[20]。